《爨宝子碑》是我国书法史上由隶书演变为楷书这过渡时期的代表作。它以极高的美学价值流传于世。认真研究《爨宝子碑》书法风格形成的原因及艺术特征，对于深刻理解其美学价值推动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爨宝子碑》，东晋大享四年刻。此碑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一七七八年)在云南省南宁(今曲靖)县城南三十五公里扬旗田出土，现存曲靖县第一中学碑亭内。碑文十三行，每行三十字，后列职官题名十三行，每行四字。额题《晋故振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碑》。书体在隶楷之间，以丰茂浑厚、古拙庄重见称，是东晋碑版书法中的一颗明珠。此碑问世后，金石书家莫不交口赞扬。清末康有为对它评价颇髙：《爨宝子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端朴若古佛之容”、“当为正书古石第一本”。(《广艺舟双揖》)
《爨宝子碑》书法风格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即受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制约和推动。
魏晋是中国社会政治上最混乱，人民最痛苦的时代，门阀土族地主阶级占统洽地位，他们政治上腐败，生活上贪婪奢侈，思想上空虚堕落。由于大族势力增长，中央集权力量削弱，内部争夺极其激烈，如“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战争连绵不断，朝代更替频繁，不少上层人物，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在这种斗争中遭到杀害。因此，主张清静无为，逃避现实的老庄哲学便兴盛起来，形成玄学。清淡玄学是流行于士大夫中的主要学风、文风。玄学重在探求天地自然虚玄之体，其玄远旷放的精神境界使人形超神越，思想得到解放，个性受到尊重，提高了人的价值。
文学艺术创作因受玄学影响，大开眼界，文学艺术家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较以往深入得多，从而对文学艺术的性质、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更为深刻。文学艺术不完全依附于儒家经术而逐渐取得独立地位。强调文学艺术要“畅神”、“传神"、要有“神韵”、“气韵”、“风骨”和滋昧”，要体现人的本质意识。这种“传神”、“畅神”、“神思”的文艺标准，奠定了我国美学的基本原则，逐渐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风范和性格，唤醒了文学艺术家的灵魂，使文学艺术汇成蓬勃的运动，在诗歌和文艺理论方面岀现了曹植、嵇康、陶渊明、曹丕、陆机、钟嵘等大诗人和大文论家。这一时期的音乐绘画艺术以“传神”为最主要的批评标准。顾恺之特别重视以形写神，谢赫绘画六法中列“气韵生动”为第一(《古画品录》)，他们或弹琴歌唱，或书写人物、山水，旨在得到弦外之音，画外之意。在书法艺术上，尽管汉朝已将隶书的形态表现得十分完美，但在潇酒、飘逸、不滞于物的魏晋风度面前，显得拘谨呆板，书法家对艺术追求的标准和原则，不再是一般的、外在的，而是必须能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
从重形转向对神、意、风骨、气韵的重视，使审美崇尚从雕琢绮丽，转向自然清新。魏晋书法家多具有旷达、高朗、清远的个性特征和浓厚的吐奇惊俗的艺术情趣，这种性格使他们在书法创作中重意尚韵，崇尚自然，不拘传统，大胆创新。因此，魏晋时期是我国书法艺术取得高度成就和突破的时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出现了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一批书法家。《爨宝子碑》的书法“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完美地传达出了魏晋人的内心情思。
民族大融合，是《爨宝子碑》书法风格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基础。东晋时，北方陷入“五胡乱华”的混战局面，晋朝被迫南迁苟安江南。北方士族也大量渡江南迁，将北方文化传播到江南。这种南北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爨宝子碑》便是魏晋南北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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