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爆發新冠病毒以來，網上對講真話、講假話的討論比較多，大多數人在呼籲講真話。這種認識看似有道理，其實並非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
個人在私域世界講話，依據私域世界的規則行事。個人在公域世界講話，依據公域世界的規則行事。
講話，相當於簽署一個合同（契約），負有道德與法律的責任，若有違背，視為違約，要受到懲罰，承擔相應後果。這是社會化之前的假設。
人進入社會化之後，“遺忘”了這個問題，道德絕對命令化了，認為人必須言行合一。講假話是不道德的，是恥辱。可是，這必須要有制衡的力量維持道德，譬如風俗、禮法等規則。如果規則失靈，講假話不需要受到懲罰，大家何必講真話？
說一套，做一套，兩套東西不一致，使得人們不相信“說辭”。這種現象必須基於佔有壟斷性的支配力量。在平等性群體裡面，大家勢均力敵，一個人言行不一，會失去他人的信任，逐步被大家隔離而遺棄。但是一個人擁有壟斷性的支配力量，譬如說私人武裝的暴力，言行不一，大家也沒辦法懲罰他。
在社會化之後的“道德默會”之中，人們被社會化改變了大腦，遵從相互性的確信，普遍相信“言辭”。我遵從道德，依據被改變了的大腦出發，我也由己及人，確信他人遵從道德。騙子、盜賊的懷疑、猜忌之心最大，他們也是從自己出發，由己及人，確信他人也會行騙、偷盜。講假話的人，自己的良心曉得自己是說謊，也不相信他人的真話。《紅樓夢》裡面說，“假作真時真亦假”。這都是“相互性的確信”。
社會化之前、社會化之後，是我作出的兩個假設。人的社會化，程度有低有高，每個人完全按照社會化之後的邏輯辦事不可能，必須考慮到社會化之前的邏輯，設立懲罰制度，並且保持司法公正。
公開演說，在媒體上發表文論，出版著作，其言辭都屬於簽署契約。違約者要受到懲罰。讀前人的著作，被前人的言辭折服，對前人的行為視而不見，進而崇拜前人。這既是社會化之後大腦被改變而鑄就的，也是因為人的理性不足造成的。
講真話、講假話，還與道德目的性有關。欺騙小孩子吃苦藥，大家允許講假話。安慰病危的人，大家也允許講假話。可是，對喪心病狂的殺人暴徒、敵軍，能講真話嗎？
基於道德目的，設計懲罰制度，司法公正，確保言、行一致，人人平等遵守，這才是關鍵。也就是說，言、行不均衡，要制器立法以達成均勢制衡。這是王船山的“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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