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麗麗 3O有機農業
引言新冠病毒瘟疫造成的“原地不動”，似乎並非臨時按下了暫停鍵那麼簡單，似乎暗示啟動一種應對風險的生存策略開始鍵。“此次抗疫中，守住每一個地方不被感染，是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感受到的責任”，“疫情中被大眾重新認識與重視的中醫，有力地證明：根植於一方土地之上的文化韌性”。“原地不動”需要我們思考：到底該如何生活，什麼才是生態智慧？等等方面，作者在敘述中引用了10本書的內容，讓我們一起收藏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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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宋麗麗，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外語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環境文學。圖為2018年6月28日上午，宋老師在北京房山耕讀大學第三期集中學習授課
正文
在當代社會，談“原地不動”一詞，會讓大多數人感到非常不合時宜。
工業化、城市化過程，已經把“流動”的理念，深植於每一個人的心中。
全球化教育、經濟的發展，讓大多數人不由自主地離開故土到大城市，甚至到國外謀求發展、發家致富。
農民工、北漂、海外勞工、留學生、移民等等詞彙，表達不同層次的人離開土地、離開家鄉、離開父母，去陌生的地方試圖追求夢想，改變命運、實現不一樣的人生價值。
“流動”是時下中國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狀態，是每一箇中國人已經視為理所當然的生存方式。
然而， 2019年12月，新冠狀病毒突然來襲，來勢洶洶，湖北尤其武漢市疫情極其嚴重。
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全國其他地方的人，也被迫原地不動。
流動狀態中，突然被迫原地不動，暗含著眾多的不確定性。
值得思考的是，新冠病毒瘟疫造成的“原地不動”，僅僅是一次按下暫停鍵嗎？
1993年，美國環境作家司各特·桑德斯出版一本書，題為《原地不動》。
這是一本包含八篇散文的文集。
作者以自身紮根美國俄亥俄和印第安納州為基礎，闡發文化反思、生存策略，以及根植於一方土地的重要性。
在抗擊新冠病毒瘟疫的時候，重讀桑德斯“原地不動”，在文化反思、風險認識以及生存策略思考上，給人以更多的啟迪。
從人與自然關係的角度思考，從人類行為助力的自然災害角度思考，“原地不動”也許不是按下暫停鍵，而是給我們提供了一次反思所發生和即將發生的風險的機會。
它也許就是應對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的風險的策略，是重續人與土地的精神鏈接、重新找回人與自然互動形成的文化身份與歸屬的開始，是立足地方，放眼全球，重新調整可持續生存倫理與文明發展方向的開始。
桑德斯提出，“原地不動”蘊含對現當代殖民主義流動文化的逆動反思。
殖民化、城市化與工業化形成了移民流動的大潮。人們從鄉村湧向城市。人與土地之間關係漸行漸淡。
在殖民國家如美國，殖民者建立的國家概念，形成的文化習俗源自某種宗教、擴展與淘金的理念，而非植根於腳下的土地。
引用桑德斯的話說，“從一開始，我們的英雄就是航海家、探險者、牛仔、探礦者、投機商、淘金者、流動尋夢者。希望之地永遠在另一個邊緣，或者在鐵軌的盡頭，永遠都不是在腳下。”
因此，殖民文化的內核一直就是向外擴展，打破侷限，把土地看作資源和財富，看作實現理念的工具，而非與生命關聯的地方。
在殖民文化的背景下，“原地不動”是一股反叛的逆流，逆向思考生命與腳下土地的關係，反思理念世界侵蝕現實世界侵蝕後所造成的後果。
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反思現代文化對傳統文化征服與轉化的未來走向。對傳統文化而言，“原地不動”則意味著一種文化自省。
傳統文化建立在“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人與土地樸素關係中。每一個人都與一方土地發生生命關係，在一方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園。故鄉、故土曾經隱含著難捨難離的家園情結。
傳統文化，是在一方土地上勞作休養生息中，逐漸產生了自己的習俗、傳統、親情和文化。流放、發配、離開故土、背井離鄉等等，都是隱含“懲罰”含義的字眼。人們往往在犯罪、戰爭，以及生存不下去的災禍情況下，才會被迫流放，遠走他鄉。
然而，伴隨著殖民國家國力增強、經濟強大，根植於進步、成功、富有理念的城市化文化成為一種潮流。人們對土地的守望，被看作落後、保守，被富有、成功、進步與發展的狂熱所代替。
迅猛洶湧的城市化、工業化大潮，席捲了整個世界。
曾經植根於一方水土的人們，紛紛湧向城市，開啟在城市裡各個層面漂浮的生活。
換句說，人們紛紛拋棄土地的根基，奔向植根於理念的城市。
人員的流動使得城市運轉越來越快。高樓大廈遍地開花，公路鐵路四通八達，地方特色趨同化、城市在擴張，鄉村被裹挾，人們沉浸在物質化的生存狀態中。
新冠病毒突然來襲，讓流動暫停，被迫“原地不動”。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原地不動”對於生命與家園意味著什麼?根植於“理念”的流動的現代社會，是否可持續？
要理解根植於理念的現代社會是否可持續，必須先回答“根植於理念之中的現代文化，把個人與社會將帶向何處？”
美國詩人約翰﹒巴里曼（John Berryman）,可謂是將自己根植於智慧與理念之中的典型代表。
他在詩中寫道：“這個時代流放就像我們的血液，依靠/內在旅行流浪/我寧願居住在威尼斯或者東京/除了語言之外/我真的不在乎我居住或曾經居住在哪裡/無論我在哪，年輕的先生，我的智慧在我左右/記憶在燃燒，我會成功面對。”
巴里曼是為理念而生的歌手。他的《夢歌》獲得過普利策獎。
但是反諷的是，聲言要靠智慧而生的巴里曼,卻以自殺的形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桑德斯評論說：“事實是，沒有人可以僅僅依靠智慧而活。就從生存本身層面來看，我們都要依靠其他人的勞動而活；我們依靠地球的果實而活；以及我們依賴這個地方的美好而活。如果我們內心之旅徹底與一方土地脫離關係，那麼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社區都會遭殃。”
梁鴻在《中國在梁莊》記錄鄉村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革，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大破壞。
在《出梁莊記》中，她展現了湧進城市中的農民工漂浮不定、邊緣無根的生活，也可以是尊嚴掃地的生活。
當今社會人與土地脫節，根植於一種理念之下，生活飄浮不定，內心一直在流浪，無所寄託，精神危機在所難免。
抑鬱症、神經分裂症、自殺率，在當今全球各個國家的發病率，直線飈升。
美國的抑鬱症發病率高達16%，也就是差不多每6個美國人中，就可能有一個罹患抑鬱症。中國抑鬱症患者高達9000萬以上。
2019年，據世界衛生組織披露的數據顯示，全球有超過3.5億人罹患抑鬱症。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抑鬱症的數據間接地表明，根植於“理念”的流放生活方式，對於個體而言，並不是一個健康可持續的生存之道。
其次，還需要回答“根植於理念的流動社會，是否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了？”
在傳統社會中，流放是一種懲罰，是在饑荒、戰爭、暴政等難以生存的情況下的被迫選擇。
隨著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等殖民地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的崛起，流動大潮洶湧澎湃。
人們自動選擇流放，不斷流動，從一個地方流動到另一個地方，尋找更大的機會，展現自我價值。
在現代社會，彷彿不流動就不夠現代。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流動對世界的未來意味著什麼？是不是讓世界更美好了呢？世界在流動中變得更加融合還是更加對立，更加包容還是更加排他，是可持續還是曇花一現？
英國著名作家拉什迪在《想象的故鄉》中寫道：“大規模遷移的結果，已經造就了極為新型的人類：他們植根於理念，而不是植根於一方土地；他們植根於記憶和物質追求；他們不得不被他們的‘他者’界定，因為它們被界定為‘他者’”。
流放把“他者”的對立觀，無限放大。
競爭成為社會的主旋律：意識形態的競爭，經濟文化、金錢與權力的競爭。
在競爭中，每一個人都淪為理念的工具，意識形態的工具。一種意識形態要戰勝統一另一種意識形態，不惜以糧食為武器，不惜綁架科學技術，不惜汙染、破壞地球生態圈。
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萬物、土地、空氣、水，紛紛被淪為霸權競爭中的犧牲品。
而人類在工具化發展過程中，很有可能最終面臨要麼逐漸被機器取代，或者要麼被自己發明的核武器毀滅，要麼與崩塌的自然同歸於盡。
中東的大大小小戰爭衝突不斷；中美之間貿易戰此起彼伏；歐洲難民問題所顯現的人道主義危機日見嚴重；中國農民工在貧富分化巨大的城市摺疊空間裡，過著艱辛的邊緣生活。全世界20%的人口，佔有並消耗世界80%的資源。
世界上越來越大的貧富分化，讓社會與自然都處在多米諾骨牌效應的不堪一擊狀態中。
很顯然，根植於“理念”的現代社會,並沒有消除戰爭、沒有消除種族歧視，並沒有消除大國沙文主義，並沒有消除民族主義的文化衝突。
相反，卻把大多數個體逐漸變成拜金主義者，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傲慢自大的偏執征服者，弱肉強食的勝利者。
植根於“理念”的人們，正在用“理念”的世界，改變現實的自然世界。
正如在《人類簡史》中所揭示的，“樹木、河流，以及動物的生存現狀，取決於存在於我們想象中的虛構實體的意願與決策”。
當我們用虛構實體的意願與決策，決定樹木、河流，以及動物生存的時候，當我們失去了對腳下土地的敬畏與好奇，藉著科學技術強大力量，在濫用土地的路上越走越遠的時候，生命鏈一點點發生斷裂，地球生態系統如南北極冰川一樣，正不斷髮生崩塌。
雷徹爾﹒卡森在《寂靜的春天》中指出，用殺蟲劑來向害蟲宣戰，其結果是殺蟲劑不僅消滅不了不斷進化的害蟲，相反卻給人類自身，以及賴以生存的生命鏈，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人類以戰爭思維，秉著戰勝自然的“信念”，進行糧食生產，大肆破壞、汙染土壤、水和食物鏈，造成土壤肥力下降，水資源枯竭。為長期的可持續，埋下了不可逆轉的嚴重後果。農業生產將面臨巨大挑戰，食品安全陷入死循環，人類無疑把自身置身於毀滅性的風險之中。
由於我們對土地的濫用，森林遭到嚴重破壞，地球生態賴以維繫的動植物多樣性，遭到極大的破壞；由於我們對土地的濫用，城市建設彷彿就是一把刀，把地球當成一個麵糰，切割成一個個面目一致的餅坯子。
城市化的生活，就像是烤熟的餅乾，非常脆弱，不堪一擊。
這種“唯理念的科技發展”，帶來的風險，既有直接看得到的工農業化學汙染、核輻射威脅、人類機器化等潛在風險，也有人類行為對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以及由此而加劇的自然災害。如沙漠化、水土流失、酸雨、瘟疫、物種滅絕以及火山、地震、氣候異常變化等巨大風險。
前者風險，是根植於“理念”，用想象世界征服現實世界的結果。
後者風險，則是人們脫離與一方土地的直接聯繫，從而對土地失去應有的責任與關愛意識造成的。
現在人類助力的自然風險，已經威脅人類自身生存，翻開新聞報道，除了正在肆虐的新冠病毒，還有澳大利亞火災、美國風災、南北極，以及西伯利亞冰雪凍土迅速融化，不斷髮生的地震等等，這一切都在向人類敲響危機警鐘。
新冠病毒瘟疫造成的“原地不動”，似乎並非臨時按下了暫停鍵那麼簡單，似乎暗示啟動一種應對風險的生存策略開始鍵。
“原地不動”是植根於土地的生存策略，因為只有植根於土地，我們才會去認識與關愛我們腳下的土地，才會去注意我們的生存與土地，以及土地上萬物的關係，才能為我們自己、我們子孫後代建立一個持久的家園。
這對於現代移民文化是個新課題，但是對於有幾千年農業文明史的中國是個老課題。
我們需要重新溫故傳統文化“如何與土地共融”的智慧。
根植於一方土地的人，才會真正認識萬事萬物緊密相連的生態原則。
《狼圖騰》中的畢力格老人，講述草原人與草原、與狼的關係時說，草原是大命。我們是小命。保護好大命，小命才能得以生存。狼是保護草原大命的動物，我們沒有權利把狼趕盡殺絕。
世界各地的土著文化的神話、夢想、文化故事、休養生息的行為，甚至生命的每一個瞬間，都和腳下的土地緊密相連。
中國每一個地方名山大河，都有自己的故事。
如加里斯奈德所說：“人們發展出特定的方式，生存在各自的小生境中；包括植物知識、船隻、狗、陷阱、網、撲魚—小動物、小工具等。從中國西南部陡峭山坡林地、珊瑚環礁到光禿禿的、此起彼伏的大沙漠—都產生了一種精神，表明與“土地”直接發生關係的精神，真正表達地方區域生物系統完整性的精神。”
此次在抗擊新冠病毒瘟疫中，被大眾重新認識與重視的中醫，有力地證明：根植於一方土地之上的文化韌性。
“原地不動”，可以重新喚醒與一方土地建立關係的責任意識。
此次抗疫中，守住每一個地方不被感染，是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感受到的責任。
提出“大地倫理”學說的利奧頗德指出：衡量我們的行為對錯的標準，在於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否能夠維護我們生存之地的完整、穩定、美麗。習慣漂泊的人們，忘記了與土地的聯繫，便也無法對任何一方土地產生責任意識。
而現代文化與教育，也在漸漸讓人們變成沒有故鄉的人。
失去了故鄉，也漸漸失去了對土地的責任意識，人的倫理道德也在失去對一方土地的責任意識中迷失。
每一個個體都變成個人主義者。成功與財富掛鉤，責任被流放。對土地與環境的破壞就會氾濫。生存根基被毀壞，最終，成功與財富也會被架空，岌岌可危。
“原地不動”，讓我們重新建立起對一個地方的責任意識，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
於是，河流、樹木、動物、植物與土壤，就會重新進入人們關愛的視界。人們重新與他們建立生命的聯繫。人類的行為變回朝著有利於維護這個地方的完整、穩定與美麗的方向發展。人們關愛一個地方，堅守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的健康就有了保障。每一個地方都健康了，地球就會健康，人類才會健康地可持續地生存。
“原地不動”，也是建立全球意識的基礎。殖民化之後的世界，越來越像個地球村。每一個人都被現代文化教育裹挾著，進入了全球的流動中。在理念主導的流動中，人類所面臨的種種風險與危機，不再是局部的危機，而是全球的危機。
全球面臨的生態環境危機，需要人們立足一個一個地方共同應對。
如新冠病毒瘟疫來襲，不僅僅發生湖北武漢，中國亞洲，已經很快漫布全球。
而解決新冠病毒瘟疫，“原地不動”是全球應對危機的策略。
它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
其一，守住一方，才能守住全球。一方與全球是相互依存的關係。沒有一方的健康安全，不可能有全球的健康安全。一個人不珍視一個具體的地方，也不可能真正珍視他所賴以生存的全球。
其二，地球在全球化消費運動中，已經不堪重負，需要一個自我修復的時間。“原地不動”給全球生態一個緩衝的機會。人類全球範圍內砍伐森林、燃燒石油、車輪子飛轉，已經遠遠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能力。人類如果要在地球上可持續地生存下去，需要重新植根於一方土地，助力地球自身的生態修復，而不是助力氣候異常變化。
“原地不動”需要我們思考：到底該如何生活，什麼才是生態智慧？
生態學家雷內杜博斯（Rene Dubos）在《愛地球》中指出：“人類對地球生態的干預，已經讓生態系統變得更加複雜。要想理解越來越複雜的生態系統，獲取對生態系統的知識，人們需要與一方土地發生直接接觸與對話。這就要求人們重新思考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人類再繼續無止境的干預地球自身的生態系統，就會把自己捲入一個毀滅的漩渦之中。避免毀滅的旋渦發生，人類需要立足一個地方，理順與地球生態系統的關係。地球上每一種存在，都有他自身的角色，人類也不例外。而每一個角色都有他特定的位置。”
溫代爾波利指出：所謂生態智慧，“就是認識到自身在相互關聯的生態圈裡特定位置上的依存性，認識到自身在特定地方，所應該遵守的行為規範。”而任何一種行為規範，都是相對植根於一個地方而言的言行舉止和價值體系。
桑德斯說：“我把我的家看作一系列環環相扣的圓環，房子、家、婚姻是中心，周圍是一圈比一圈大的環，鄰居與社區，與我的家步行距離的生物區域，森林覆蓋的山丘，印第安納南部喀斯特地貌景觀，俄亥俄峽谷的風水嶺等等的外圍，從內部到終極源泉。”生態智慧植根於一個地方，生態生活是與這個地方萬事萬物相互依存的生活。
“原地不動”不僅僅蘊含身體上的，或是物理上與地方的聯繫，最重要的是精神上與一個地方的鏈接。人與地方的精神聯繫，賦予人以身份和歸屬感。
桑德斯說，他提出“原地不動”，源自自己對定居下來，而不是漂浮生活的渴望。這讓他對不斷鼓勵人們到處移動的自身文化，產生了逆反。
仔細推敲不斷移動的文化，不難發現，這個文化是個空殼。
一個人，如果不斷地把希望寄託在遠方，或是一個未知的神聖地方，那麼他的生命與精神，便一直處在蹉跎漂浮狀態。
它分散了我們對神聖、啟蒙，自身真正價值的認識。
人類的真正啟蒙在於對自身的認識。人對自身的認識不在於空泛零散的知識，或者如何利用這些空泛零散的知識，而在於看到自己精神之所在。認識自己精神之所在，需要植根於一個地方，安定下來。
斯奈德說：“如果你在一個地方待久了，甚至與某些人處久了，精神就會與你交談。這是從土地上產生出來的精神力量。精神與古老的力量沒有消失。他們只是需要人們在一個地方安定足夠長久，精神就會開始影響他們。”
一個人找到自己的精神之所在，他才會快樂、才會有愛、才會善良，才會生活得陽光燦爛。這一切與一方土地息息相關，與一方土地的河流、氣候、四季、山水、所有的植物動物和人分不開。一個人沒有一方土地做根基，無法有一個腳踏實地的生活。
在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語境下，在全球氣候異常變化的危機語境下，重提根植於一方土地，或者“原地不動”，並不是逆全球化，倒退的地方保護主義，而是重續與一方土地的精神鏈接。
立足地方、放眼全球，才能共同面對全球面臨的生存危機。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自然危機。全球人類已經不可迴避的成為了一個生命共同體。
在危機面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想象必須從“共融”出發，擯棄競爭與對立，攜手共同迎接人類未來。
但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想象，必須基於地方的現實，因為我們的生存歸根結底是基於一方土地的生存。
沒有一個地理的中心，就沒有一個家園的穩定。沒有家園的穩定，就沒有人道的未來。
總之，堅守一方土地，與土地重續精神鏈接，可以讓我們從長遠的視角，思考人類與土地共融關係；思考植根於一方土地的歸屬與身份；發展立足於人與土地現實關係之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想象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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