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影響，國內的社會治理面臨挑戰，治理主體、治理手段、治理機制，多少呈現出單一化傾向。治理主體通常包括國家（政府）、市場和社會三種類型，任何一方都無法“萬能”，都可能出現“失靈”。三方應構建為一個整體性的治理綜合體，進而形成功能互補、互聯互通的治理系統。
本次疫情防控出現了“管制”大於服務，如粗放式隔離缺失關懷、層層加碼、地域歧視偏見，也存在“信息孤島”效應，社會聲音相對弱小。
相對弱小的社會聲音
“社會聲音弱小”體現在多個方面，社區整體力量較弱，一些專業社團、自組織社群、民眾以及社會組織等社會力量，未能有效發揮其價值。例如“體制內非營利組織”湖北省紅十字會的低效顢頇，社區居民內部專業人士“知識盈餘”無法發揮等。而一旦有居民被確診，其所在樓宇甚至整個社區都有被“汙名化”的風險，這也與信息的透明度有關，“風言風語”可以廣佈周邊，甚至造成惶恐情緒。
社區生活防疫圈何以鑄就？
社區層面的抗疫，總體上過多依賴（村居）社區工作人員在前線衝鋒陷陣，他們面臨眾多實際困難，犧牲頗大。截至3月8日，全國已有53位城鄉社區工作者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因公殉職。
社區工作者負重前行的同時也引發了不少爭議，例如，武漢市青山區翠園社區物業假裝讓志願者送菜送肉給業主，而實際工作並不到位，中央指導組視察時，有居民透過窗戶大喊“假的、假的”。對此，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治理司也作出回應，認為這嚴重傷害了組織“肌體”。
日常生活，居民基本上只能接觸到醫學、交通等方面的訊息，社區層面“接地氣”的力量未能得到有效動員。對此，同濟大學《408研究小組（社區應急保障服務課題組）2020》提出的“社區生活圈就是防災防疫圈”具有參考價值。
目前，抵禦新冠病毒的關鍵已經轉向了以個人和社區為中心的公共衛生和聯控聯防。
社區本身就是公共衛生系統的一部分。以社區為中心，不只是物理空間上的範圍，更強調社區所能動員的各種資源，包括空間資產和社會資產。一個新的以社區為中心的用於改善健康、防疫和減少風險的公共衛生系統分為四個不同的方面。英國也曾提出構建以社區為中心的健康與福祉體系（Community-Centred Approaches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圖表來自英國《以社區為中心的健康與福祉體系指南》
1。加強社區
加強社區採取集體行動的能力，包括社區能力建設、社區發展、基於資產的社區發展、社區賦權、互助和干預措施。當前新冠疫情中，需要強化各級街鎮的統一領導、社區各部門圍繞防疫、衛生、保健的統一協調，也需要社區能提供支持。目前，社區的工作人員配置不足。
徐磊青曾在上海和寧波兩地擔任社區規劃師，一般一個居委會的配置約為10人左右，絕大部分是社工，日常的社區工作已經應接不暇，疫情時期他們還要處理發口罩、填表、外來人員登記、社區消毒等工作，人手嚴重不足。
3月3日，在青海省西寧市中莊社區的疫情防控點，志願者為進入小區的人員做信息登記、體溫測量和健康宣傳等工作。 新華社 圖
2。志願者與共同體
僅僅依靠市區、街鎮的統一指揮，以社區和居委會為組織來打贏防疫戰極其艱辛，還需要廣泛的社區參與和社會支持，以及更廣泛的社交網絡。社區需要動員志願者和義工。志願者和義工應接受必要的培訓，在社區中進行防疫輔助、早期干預，甚至護理。志願者往往是社區中的積極分子，樓道組的居民領袖，他們可以進行防疫宣傳，協助居民適應生活模式改變。由社區積極分子介入，往往比社區居委會和單位領導的干預更為有效。
3。防疫的合作伙伴
社區是防疫共同體，如果鄰居被感染，樓組、小區可能被隔離，甚至有被汙名化的風險。社區的合作伙伴關係和社區參與並非新鮮事。在健康促進和公共衛生方面，參與和協作由來已久，它涉及社區機構、組織、居民之間的合作、計劃、決策和執行，確定社區需求，共同制定計劃。
如果讓社區參與評估、設計和開發解決方案，能使社區防疫戰的能級提升不止一倍。以發口罩為例，完全不必那麼複雜，如何派發和領取口罩可以由社區居民共同決定，不必大家都擠到一家定點醫院排隊增加感染風險。上海一些樓道的微信群中，大家都同意把口罩發到各戶的信箱中，如果產生費用從醫保賬戶直接扣除。類似這種從社區協商過程、社區權力分享到社區的共同控制，可以建立可持續的長期的社區夥伴關係。
4。獲取社區資源
社區存在多種資源，包括個人、家庭和社區資源（信息、服務、空間及團體活動和志願服務）等等，它們可以成為防疫的基石。以空間資源為例，社區內就存在一些空間資源，比如社區醫療衛生、教育體育、文化活動和黨建的空間，這些社區空間資源也可以與社區組織、團體、有責任感的居民和社區居委會結合。
社區營造：為防疫“最後一公里”而建設
社區防疫的核心是調動社區的各種資源，開發整體方法，通過更好的本地情報協助決策，以設計更有效的救援服務。同時，它也增強了社區參與，賦予個人和社區權力。而社區生活、社區社會關係和積極的公民身份都是提升社區戰鬥力的重要因素。在當前的緊縮時期，需要高水平的公眾參與才能確保公共衛生安全。
防災防疫僅靠政府和公共部門無法實現，防疫的“最後一公里”就落在社區。要特別強調社區自治，發動群眾，啟動合作機制，共度難關。社會協同、多維合力有助於提升公共治理水準與維護公共秩序的能力，也有助於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閱讀更多 中國質量萬里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