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23 14:19:14 一枚戲迷

韓國“N號房”被查封

“N號房”，韓國Telegram即時通訊平臺上的一個賬號，在這個平臺上，用戶可以相互交換加密與自毀消息，發送照片、影片等所有類型文件。而之所以叫“N號房”，是因為這個賬號在平臺上開了N個聊天室。

“N號房”也被稱為“博士房”，主要運營者是20歲的韓國人趙某，一名大學學報的記者，被網友稱為“博士”。這樣一個稱謂本是非常崇高的，但趙某做的卻是喪盡天良的犯罪事件：

他通過SNS或其他聊天軟件，用贊助、招募模特等藉口來引誘女性（包括未成年）拍裸照發給自己，然後再以裸照威脅上當的女性，對她們拍攝虐待、強姦等性侵犯和性剝削視頻。

除此之外，還有人會在聊天房裡上傳熟人的生活照，然後房主將其P成裸照，寫羞辱的小說，以此對女性進行威脅，而上傳這些熟人照片的人包括受害者們的朋友、親人和丈夫……

更讓人憤怒的是，除了性侵害她們，趙某和其團隊成員還極盡地侮辱這些女性，比如讓她們喝馬桶水或者在下體放入蟲子等異物，然後讓她們以屈辱的表情聽從指示，做出各種淫亂行為。

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趙某對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眾多女性進行了視頻拍攝並傳播，N號房會員數量達到數萬人，而觀看該房間視頻的人數達到了26萬，均為男性。

目前韓國的總人口在5200萬，男女比例為1.03 ：1，男性約有2600萬人，也就是說每100個韓國男性中就有一個參與了視頻觀看。而這其中肯定不乏軍人、警察和政府人員。

3月19號，趙某及其團隊被拘捕。在SNS上，網友呼籲公開N號房所有用戶的真實身份，同時韓國青瓦臺有超過185萬的韓國人對此進行了請願，韓國的藝人們也開始紛紛要求公開“N號房”的加害人身份信息。

但韓國警方卻表示，這裡面有很多觀眾未成年的學生，處理案件應該儘量不要影響他們的生活和學業，所以公開全部人的身份信息有些困難。

而在N號房被封查，網友請願公開參與者信息後，有名N號房的會員在telegram上發佈了一段怨言，他覺得自己很委屈，因為他交了會員費但是現在沒有直播間了，他才是受害者，居然還要受到處罰。而比起處罰他們這些N號房的參與者，更應該先上傳那些視頻中的女性們，因為如果她們一開始不上傳視頻（他認為這是那些女性自願的），就不會有那麼多受害者了，所以這些女性的錯更大。

這樣的言論，出現在21世紀的今天，實在是讓人背脊發涼。

韓國女性的地位

如果你看過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你會了解到韓國女性的社會地位有多麼低。

在韓國，有一種現象叫“強力斷工”，即女性在生育後，突然陷入職場和社交雙失的困境。

就像影片的主角金智英。她本來是一名職場女性，後來生了孩子，只好辭職變成了全職媽媽，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顧孩子，打掃家務，沒什麼價值可言。而曾經說“會一起照顧孩子”並慫恿她生孩子的老公卻並沒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諾言，導致金智英的精神壓力非常大，最終患上精神分裂。

影片中有非常多展現韓國女性社會地位低下的片段：

比如金智英的前公司，領導層只有一位女性，而且開會時，其他男性領導還會對這位女性領導大加諷刺，說她再會工作也沒用，沒有結婚生子的女性就沒有價值；

公司大樓的女廁所被安裝了針孔攝像頭，女員工上廁所時的情景被偷拍，而公司男員工看到了之後非但不舉報和安慰她們，還互相傳播觀看；

金智英帶著孩子去買咖啡，不小心把咖啡灑了一地，被後面排隊的一名男性罵“媽蟲”（韓國用語，用來貶低沒有收入，全靠老公的全職媽媽）；

還有很多很多……

整部影片看下來，你完全能夠感受到韓國女性的悲哀和無奈。所以2018年韓國生育率跌至0.98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許多女性已經不願為生育放棄個人自由，她們不結婚、不生育，甚至連戀愛都懶得談。

電影的改編來源是同名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這本小說出版於2016年。

這一年，韓國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兇殺案——江南站殺人事件。案件的受害者是一名20多歲的女性，她在位於江南站附近的一個衛生間內，被一名陌生男性殺害，而被殺原因是，“因為她是女人”。這一事件的發生令韓國一直存在的“厭女現象”浮出水面，韓國女性非常憤怒，女性平權運動全面興起。

時間倒退，我們先來說說這個“厭女現象”。

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曾對“厭女”做出解釋：“厭女”是男性為了維持自身的主體性和優越性，而將女人置於客體，將女人“他者化”，並加以蔑視的一種意識。

這並不是韓國的專利，而是世界歷史遺留的傳統觀念。無論是亞洲，還是歐美，亦或是非洲，舊時代女性都是類似物品一樣的存在，不斷地被男性壓迫著。描述最為貼切的一句話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

而韓國的“厭女現象”的產生要追溯到上個世紀。

1961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上臺（不知道的自行學習韓國曆史），為了補償義務服兵役的男性為國家的付出，政府決定對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務員考試、企業面試等多種重要考試中給予5%的加分。但在1999年12月23日，憲法法院宣判該加分制度“違憲”，並於2001年正式將其撤銷。

當時韓國剛剛走出金融危機，社會面臨轉型，企業開始推行僱傭靈活化制度。這一制度讓就業變得困難，也讓失業問題成為了社會常態。而加分制度的取消，加劇了男性的就業壓力，部分男性便開始將矛頭指向呼籲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權主義者，斥責後者借犧牲男性來追逐私利。

此後，韓國相繼出臺了廢除戶主制度、性暴力/家庭暴力特別法、生理期休假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權益的政策，愈發加深了男性“特權”的被剝奪感，“厭女現象”在這時候擴大起來。這一現象扭曲了男女角色，男性變為了受害人，而女性成了壓榨剝削男性的施暴者。

最開始，“厭女現象”只在網絡上盛行，最大的“厭女”區是國最大的網絡論壇“DCInside（DC論壇）”的“今日最佳”區，該區臭名昭著，訪問者多為韓國年輕男性，他們在此區上大肆發表憎惡和侮辱女性的言論。此區的惡臭名聲經年積累，終於在2012年一躍而起，被人們稱為“韓國年輕右派的大本營”。

而隨著“今日最佳”區成員的不斷擴大，他們對女性的侮辱開始朝朝線下發展——光州民主化運動33週年前後，上傳大量侮辱民主化運動犧牲者遺體的照片；罵日據時期的慰安婦為“性買賣婊”；創造了一大批指代特定女性的噁心用語代詞：， “媽蟲”（家庭主婦）， “大醬婊”（奢侈品愛好者）、“泡菜婊”（虛榮的女性）、“狗屎婊”（自私的女性）、“不知道婊”（無知無邏輯的女性）、“逼婊”（所有女性）……

2013年，韓國第一任女性總統朴槿惠上臺，本以為這會對韓國女性社會地位的改變大有幫助，沒想到卻成了反面教材：“世越號沉沒事件”讓其口碑斷崖式下跌，而“崔順實幹政”不僅讓其丟掉了總統職位，也加劇了“韓國女性不能從政”的社會觀念。

2016年10月29日，市民們首次舉行燭光集會，參與集會的市民手持燭光棒，拉著反對朴槿惠的布條，呼籲朴槿惠下臺。2016年12月9日下午4時10分，大韓民國總統朴槿惠彈劾追訴案在國會得以通過。

2018年，美國“Me Too”運動席捲韓國，從司法領域迅速蔓延至政界與文化藝術領域，並最終進入校園，使得女性平權運動進入高潮期。

同年5月，弘大偷拍事件發生：弘益大學一名男大學生在擔任裸體模特兒期間，遭一名女性偷拍並上傳至激進女權組織Womad網站，並把照片廣泛流傳。男學生後遭網絡欺凌至身心受創，事件驚動學校報警。七天後，警察將犯罪女性抓捕歸案。

隨後，韓國大型網站Daum主辦“譴責偷拍偏袒調查集會”，她們認為此次破案的速度這麼快是因為“受害人為男性”，並質問“為何弘大隻花7天破案，Soranet卻要花17年才能關站”？（Soranet是韓國一個大型色情網站，過去被經常上傳偷拍女性片段。）

根據韓國警方統計數字， 2012年至2017年間偷拍犯罪共3.4萬宗，其中84.8%受害者是女性，而抓獲的嫌疑犯中高達97.5%是男性。女性是偷拍的最大受害者。

但政府對待“女性被偷拍”的現象並不怎麼重視，首爾大學女性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李振羲曾指出：“若然偷拍問題早已得到正視，女性就不會在今天認為被偏袒，今天韓國女性都無法擺脫隨時遭偷拍的恐懼。”

同時，6萬餘名女性在惠化站附近遊行抗議“偷拍現象”，是韓國史上規模最大的女性遊行。而反抗社會對女性外貌規範的“脫下塑身衣”、“不穿胸衣no bra”等運動也一併興起，許多年輕女性丟棄或毀壞化妝品，素顏打扮甚至不穿胸衣上街。

終於，此次集會有了成效，韓國對待女性的社會觀念真正開始轉變。

比如衛生巾廣告不再沿用以往對女性生理期隱晦的稱謂（如“魔法的那幾天”），而是直言“生理期”，並在視頻中放棄藍色液體改用紅色液體。

新聞女主播在直播時戴起了框架眼鏡，力圖改變“男主播可以戴眼鏡，女主播不可以”的偏見。

《82年生的金智英》讓韓國女性遭受的不公浮出水面，抗議集會讓韓國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改變。但即便如此，當我們回到開頭的事情，就知道韓國要實現女性平權，還有無比漫長的道路要走。

我們可以想想，“N號房”存在近兩年，直到這個月才被封查，26萬的參與者，在此前的竟然無人舉報，真的要說一句細思極恐。

簡單談談“女權”

2019年12月份由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19年男女平等度排行榜”，共統計了153個國家的數據，其中亞洲三大國：日本排名121位，韓國排名108位，中國排名106位。

即便並非倒數，這樣的排名也無疑是很低的。日本的女性文化我並不瞭解，韓國的上面已經講了，那就來說說國內的。

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個排名下（連及格線前60%都沒進入），很多話語都是蒼白無力的，而且國內的確還存在著很多對女性不友好的言論。尤其是在網絡上，對於“女權”的爭論異常激烈，每次微博上一有關於“女性”的新聞，我不用看評論就知道，下面肯定吵得天翻地覆。

“女性地位低下”的歷史遺留問題一直都在社會中徘徊，很大的一個原因是，中國長久以來的女權運動都是自上而下的，是由精英推動、政府改革創造出來的，而非像歐美那樣是由民眾階層反抗興起的。

在目前的研究文獻中，研究者普遍認為中國的女權主義運動肇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梁啟超、金天翮等男性知識分子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婦女受教育權等等觀念。

同時從晚清開始，以秋瑾為代表的一批女革命家興辦女學，參與革命，後來的國民革命、北伐戰爭，婦女都有參與其中，當時的婦女運動要求破除封建婚姻制度，追求自由戀愛和婚姻自主，爭取男女同等的參政權、財產繼承權、受教育權、就業權、刑法權等，宋少鵬以權利的個人主義特徵和權利與自由的關聯，將爭取權利的女權運動界定為自由主義女權運動。

這就決定了民眾的“女權”意識是被灌輸進來的，既然是被灌輸，那就會有人願意接受，有人不願意接受。而從晚晴到現代，即便社會發展飛快，時間也只有百來年，要讓一種意識完全沉浸在社會各階層也是非常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