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疫情之下，“復旦通識”組織“學人疫思”系列，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邀請校內不同學科的教師撰文，從各自的專業領域與學術興趣出發，對疫情展開不同角度的討論，進行跨學科的深入解讀和分析。
引言
2020年冬春之際，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武漢首先被發現，並迅速擴散至全世界。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目前全球已有超過十萬人感染，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現病例，更有數千人喪生。這是中國自1949年以來遭遇的最大一次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記載這一事件的不僅有國家政府各部門的公告、醫生和科研人員的研究報告、新聞媒體的報道，還有各種新興的自媒體，包括微信朋友圈、短視頻等等。
兩千五百年前，即公元前430年的夏季，在古代號稱“全希臘的學校”的雅典也爆發了一場大瘟疫，使得雅典喪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這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次被詳細記錄下來的大疫情，記載這場人間慘劇的是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is)。
從修昔底德的記載中，我們大致可以將當年那場雅典的瘟疫歸納出幾個特點：一是傳染性極強。據說，這種疾病來自埃塞俄比亞，後經埃及、利比亞和波斯，最後經海船傳播到了雅典。據修昔底德觀察，這種疾病不僅人傳人，而且對動物也有危害。二是致死率高。當時雅典城內有大約三分之一的重裝步兵死亡，後世對普通民眾死亡率的統計正是由此得出。修昔底德說，人們“像羊群一樣大批死去”，而死亡比例最高的是醫生，因為他們接觸病人最多。三是後遺症嚴重。“如果有患者大難不死，其身體突出的器官常常不會倖免並留下印記。”更糟糕的是人們遭受的心理創傷也是巨大的，“有些患者身體一痊癒就患上遺忘症”，而另一些康復者，“一時大喜過望，竟異想天開地認為，以後的歲月任何疾病都奪不走他們的性命”。四是持續時間長且有反覆。據修昔底德記載，那場瘟疫持續了兩年之久，此後也並未完全消失。五是由此帶來的社會失序和道德崩塌更為嚴重。“由於瘟疫的肆虐，人們朝不慮夕，對所有的法律，神聖的和世俗的，均持輕蔑的態度。”
修昔底德筆下那種強烈的傳染病，與今天仍未消退的新型冠狀病毒有諸多相似之處，比如他所描述的第一種病理特徵——傳染性強，與今天的疫情擴散特點相符合。雅典疫情致死率高方面，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古代醫療手段的缺乏和防控能力的有限，而目前新冠病毒的病死率雖遠高於普通流感，但還不會對某一地區或城市的人口帶來大幅的減少。後遺症的嚴重程度以及持續時間的長短,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而且可以相信在人類的戰“疫”史上，醫療技術的進步一定是今勝於古的。至於疫情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和精神影響，則因應對措施、政體制度以及心理素質的不同而既有相似也有所區別。
如果我們的比較到此為止，那只是在做簡單的排列對比，實在談不上是什麼“歷史地思考”。然而，作為這次疫情的親歷者，我們除了研究一下廚藝、陪孩子一起上網課，或是留下片斷的宅家小視頻以外，在前段時間那種宅在家裡就算是為國家做貢獻的情況下，在這一段仍需繼續等待的時間裡，在這場註定會被載入史冊的戰“疫”中，該如何安頓自己的內心，思考我們的世界，這不能不說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或許，史學的思維方式不失為一種思想的路徑。
歷史上的瘟疫
修昔底德對那場古代瘟疫的描述，為後世開啟了災難敘事中有關疾病敘述的先河，更讓人們開始反思疾病與文明的關係。事實上，從鼠疫、霍亂、天花到今天的新冠病毒，人與各種具有強烈傳染性疾病的博鬥貫穿著整部人類歷史。
古代西方世界中，雅典瘟疫過後大約一千年，在東羅馬帝國查士丁尼皇帝統治時期也曾爆發過一場流行病。而古代中國的東漢末年也是中國歷史上有史記載的第一個瘟疫高發的時期，曹植為此專門寫過文章：“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醫聖張仲景自述，因其家族遭遇瘟疫的侵襲，人丁大減，故而立志懸壺濟世，最終寫成《傷寒雜病論》一書。
之後，中世紀晚期的黑死病、1665年的鼠疫、1832年的霍亂、1918年的流感、1974年的天花、2003年的SARS、2009年的Ｈ1N1､2013年的埃博拉疫情……史家對各個時期的傳染病都有所記錄。在史家的筆下，這些大規模的傳染病不僅改變了個體和家庭，也影響著歷史的進程。而那些歷史記錄中的災難敘事與文明進程的關係更是成為人們反觀自身的一個切入點。近年來，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威廉·H·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瘟疫與人》等一批歷史著作備受人們關注和熱議，原因也在此。
史家從職業角度對傳染病在過往文明中影響的考察，為史學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湧現了一批相關的著作，除上述提及的兩本著作外，比較著名的還有凱爾·哈珀(Kyle Harper)的《羅馬的命運》、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凱( Francis Aidan Gasquet)的《黑死病：大災難、大死亡與大蕭條（1348—1349）》、約翰·M·巴里（John M. Barry）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勞裡·加勒特（Laurie Garrett）的《逼近的瘟疫》、大衛·逵曼(David Quammen) 的《下一場人類大瘟疫》、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的（Pratik Chakrabarti）《醫療與帝國》、讓-弗朗索瓦·薩呂佐（Jean-Franois Saluzzo）的《疫苗的史詩：從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殤》、餘新忠的《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劉紹華的《麻風醫生與鉅變中國》、梁其姿的《麻風：一種疾病的醫療社會史》、韓毅的《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飯島涉的《鼠疫與近代中國》，等等。史家們都在各自的研究之中，詳細討論了各種傳染病是如何在歐洲、亞洲、非洲等地區肆虐的，那些疾病又是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
當然，在疾病史的研究中能列舉出來的重要著作遠不止以上的幾本。如果說，描述並研究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的工作只能交由專業的歷史學家來完成。那麼，面對當今的疫情，通過閱讀那些歷史的書寫，則更能讓我們在切身的感受中，從迄今為止的整部人類文明史的角度，宏觀地思考人與自身、個體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多重關係。
瘟疫來自東方？
在這次疫情中，有關病例溯源、“零號病人”的討論從一開始就眾說紛紜，早期，國內曾出現對武漢人的歧視；之後，有一些西方媒體和民眾稱病毒是“中國製造”的。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多次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是全球現象，源頭尚不確定，此時更應關注如何應對遏制病毒，避免地域的汙名化語言。世衛組織將新冠病毒命名為“COVID-19”，就是不將該名稱同任何地區和國家相聯繫。
通過歷史學家的書寫，我們也發現，近百年來爆發的大規模傳染病中有相當部分都是全球性的，比如，1918年始於美國堪薩斯州後來被帶到歐洲的大流感，1957年始於香港終傳至整個亞洲的疫情，還有2010年爆發於海地延續至今的霍亂、2013年首發於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等等。然而，瘟疫來自東方的說法卻從古至今不絕於耳。早在修昔底德的筆下，他就告訴讀者，“據說，此疫首先是從埃及上面的埃塞俄比亞發端的，下傳至埃及和利比亞，以及波斯國王的大部分領土。然後，突然降臨雅典城。”羅馬史家普羅科皮厄斯(Procope) 也認為，始於公元541年的那場鼠疫是從埃及開始，經小亞細亞由商路北上侵入東羅馬帝國，並進而散播到整個歐洲的。
實際上，在歐洲古代歷史中，除瘟疫以外，還有奢靡、淫亂，乃至腐敗、專制等一些負面的概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曾被認為是必然來自於東方的，儘管埃及在地理位置上也可被歸為西方。然而，關於東西方的劃分其實從來都是一個意識形態的立場問題。所幸，隨著人們視界的開放，世界在日益縮小，一些在人們頭腦中的固有觀念也在慢慢發生變化。
而對於力求客觀嚴謹的史家來說，即便是在無從察考的情況下，他們的描述也是剋制中立的。比如修昔底德，他雖然記載了人們關於雅典瘟疫起源於埃塞俄比亞的傳聞，但在之前，他先告訴讀者：“據說，這種瘟疫曾經在許多地方降臨過。”然後，他又以一種冷靜的筆觸描繪當時的情形：“關於此疫的最可能的源頭，以及能夠產生如此重大變故的可能原因，任何人，無論是醫生還是外行，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史家對於當時輿情的記錄與當前各種媒體和人們猜測是何其相似！而他本人想採取的行動則是：“我將描述其病程，說明其症狀。如果此疫再次降臨，任何對其症狀有所瞭解的人，就不至於毫無所知。我本人得過這種病，也見過別人受其折磨。”——這樣的做法又是何其的鎮靜、務實和富有遠見！
透過修昔底德對於雅典瘟疫的描寫，切身反省自身，除了對古往今來在重大疫情中做出最大犧牲的醫護人士表示最大的敬意以外，作為外行的我們，至少在觀念上，是否也應該是時候破除那種地域或種族偏見了？因為病毒對人類的攻擊從來都是無差別的，它不會分辨種族、國家或地區。
史學的觀察與思考
古往今來，歷史學家在面對一個時代的變化所做出的思考，始終貫穿於他們對過往的書寫之中，而不僅侷限於討論史學編纂的變化。真正的史學並不只是史料學或年代紀，史識和史觀才是更重要的，換言之，觀察辨析、思考總結的悟性和能力，才是史家最有力的工具。
每個時代發生的事件、流傳的各路信息，或許都會成為史料的一部分，而歷史思考的出發點，是竭力保持客觀中立的視角去看待問題，因為孤證不立，所以史家不會在只掌握部分史料時就急於選邊站隊、表明立場。
當然，在這個自媒體盛行的時代，人人都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人們看待災難的維度也是不一樣的。比如，這次疫情的事態發展每天變換得讓人應接不暇，面對蜂擁而至的各種信息，我們可能暫時無法準確地分辨真假，因為真相的到來往往是需要時間的，這也是史家要刻意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的原因之一。
再回到修昔底德，他為後世詳細描繪述了病症的表現、持續的時間、可能的後遺症、對社會和人心帶來的破壞。通過他的記錄，我們能明白他所遭受的痛苦一點不比別人少，但他只是保持觀察，保持思考，保持記錄。
在這段信息過載的時間裡，保持觀察，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如此讓人無法正常呼吸的公共衛生事件，讓大家第一次好好從頭關注了它的發展過程，關注了從國家到個體都是如何一步步應對的。這段同生共死、相依為命的時間，給了國人一個重新瞭解自己和國家、個人與世界的機會。希望當這一切過去後，人們能夠更好地反思自我、反思人與人、人與自然，甚至是人與神聖之間的關係。可以說，這次疫情對所有人而言應該都是一次學習的機會。
保持思考，我們會明白，人間的苦難有兩種，一種是大自然或上天給予的考驗，另一種則是人自己帶給自己的。這場疫情，目前看起來更像是人類自找的。是因為人吃野生動物，破壞了與自然的平衡，由此，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必然受到懲罰。同時，這場疫情也會促進我們對一些深層次問題的反思。事實上，歷史昭示我們，人類往往是在經歷了一次次的天災和自作孽之後，經由不斷地反思、檢討，才能繼續前行的，而這恐怕既需要從個人面對各種不確定性的惡的不作為開始，更需要整個社會的集體反思。
史學的觀察和思考方式，對於身處歷史現場的人們來說，不是在玩學術遊戲，而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實體驗和沉澱，能有助於我們思考當下的處境和未來的走向。我想，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伯羅奔尼撒戰爭進行的過程中，修昔底德就開始記錄和寫作的原因，因為他就是想要表達他對那個時代一些重要概念的理解，比如，戰爭與和平、何為正義？人性永恆與否？健康與疾病等等。因為只有解決了對一些根本問題的認識之後，才能提出問題並重新框架解決新問題的方式。
這種現實的關照與歷史的反思，可以是來自史家專業素養所賦予的冷靜，也可以是每個讀史之人自覺體悟習得的。相信若干年後，這場疫情中的人和事必定會出現在史家的筆下，希望到那時，能在他著作的扉頁上看見如愷撒般的文字：我在！我見！我記！
歷史的沉思、現實的關懷
尼采曾在《歷史學對於生活的利與弊》中說，歷史研究如果不“服務於生活”，而只是一味地強調歷史知識的增長，那麼，“在歷史學的某種過剩中，生活將支離破碎，將退化，並且又由於這種退化，甚至歷史學亦復如是了。”換言之，史家的冷靜與客觀，並不意味著沒有立場和態度。
從古到今，東西方的歷史學家都不僅僅侷限在對人物事件的描述、對篇章結構、字詞句法的謀劃之中，探究思想的表達和蘊意才是史家的根本訴求。於是，我們看到，修昔底德在將希臘人在戰爭、瘟疫、城邦政治中的種種表現，都歸結為人性使然時，一方面，他悲觀地認為後世還會發生類似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藉助自己的描寫為後世的人們提供一些相關的知識和借鑑。
在漫長的人類瘟疫史中，史家之所以記錄下那些生死，他們並無意於獨語或是私語，而是他們相信，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他的書寫和思考有關。歷史不在別處，就在當下。
通過史家之筆，一方面，我們看到，在無法抵擋的災難面前，人類精神世界的崩塌、社會的混亂局面。時至今日，這樣的情況也屢見不鮮。3月4日，據央視網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表示，截至2020年3月3日，本次疫情期間相關犯罪大幅增加。美國媒體則報道了普通民眾為了防止疫情大爆發時的社會騷亂而紛紛購槍自保。可見，修昔底德所記載的災疫面前的人心敗壞古今都是存在的。
但另一方面，史家們又向世人展示了大災中人性的閃光之處，英國的歷史教科書（1950年版）中記載了1665年倫敦鼠疫中一個叫亞姆(Eyam)的小山村。當時，倫敦地區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平均每週已達7000人之多。為了切斷瘟疫的傳播，一位名叫威廉的牧師率領村民們主動留下來，自願隔離400天，終於成功阻止了瘟疫向英國北部的蔓延。
可見，人性是具有雙重性的，當人性中的獸性發作時，會比那些僅求溫飽的野獸更殘忍更無恥。但人性中還有神性的一面，它可以讓人表現出利他、犧牲的行為來。由此，閱讀歷史，或許能夠讓我們成為懷抱希望的謹慎的樂觀主義者，相信人性中光明的一面能夠克服獸性。正如法國作家加繆在其名著《鼠疫》的結尾處所說：“在今後，當‘恐怖之神’帶著它無情的屠刀再度出現之時，那些不甘心懾服於災難的淫威、把個人痛苦置之度外的正義之士，一定會做些什麼。因為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東西，永遠多於應該蔑視的東西。”
修昔底德曾被西方學者稱之“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實態度的史學家”，作為那段歷史的親歷者，他是雅典城邦政治的入局之人，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參戰將領，也是瘟疫的感染者。然而，在他的書中，我們沒有看到他參與雅典激烈黨爭的證據，沒有看到他為自己莫名被冠以“馳援不力”而遭罷免的辯解，甚至也沒有看到他對自身感染瘟疫的任何抱怨。雖然，有後世的研究者認為，他不可能沒有為自己申辯的想法，但至少我們從他的文字中並沒有找到明顯的痕跡，我們讀到的只是他儘量客觀的描述，和更長遠的思考。
同樣，在這段時光還沒有徹底成為“歷史”之前，或許我們都還無法用非常平復的心情，和完全冷靜的語氣去討論。但是，至少我們不應該放棄思考。因為，在疫情面前，面對它的方式，也是一個人思想成長的方式。在現實的世界裡歷史地思考，這絕非是一種無關痛癢、隔岸觀火式的消遣。在這樣一個需要反思的時刻，歷史作為一門反思性、批判性的學問，其思維方式不該僅屬於專業史家，它也可以成為每個人形塑思想的手段，讓我們不至於迷失了自己，隨著滾滾的洪流，盲目地恐懼，盲目地失去了自己生命真正的立足之點。
如今，疫情還未解除，防控還在進行，北京、上海、成都、福州……中國的千千萬萬個城市和鄉村都還在嚴防死守，此時，或許正是開啟一種歷史性思考的好時機。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任何關於人類未來文明的猜想和設計，都取決於我們每個人今天能否用歷史的眼光去思考。
本文內容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提供，原題為《如何在現實的世界裡歷史地思考？——從雅典瘟疫到新冠病毒》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