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孝經》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儒家倫理學著作，相傳是孔子所著。目前所傳版本分為18章，全書以“孝”為中心，全面闡述了儒家的倫理思想。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均高度重視《孝經》，不僅僅將它當成是道德和倫理的規範，也將它作為管理社會、治理國家的法寶。
明代黃道周所書《孝經》
在古代，《詩經》是啟蒙教育的必讀書目，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時期被列為《十三經》之一，成為科舉考試的科目。而在宋代以前，《孝經》的作用不僅僅是被作為童蒙教育的教材使用，更重要的是在政治領域充當了重要的作用，甚至一度被賦予了“攸關治統”的涵義。
宋朝以前的歷朝帝王均將《孝經》放在了較高的地位上
漢代標榜以孝治天下，表揚孝道，選舉孝廉，帝王諡號多冠以“孝”字，《孝經》因而在當時頗受重視。漢文帝時期中央設立了《孝經》博士,漢武帝時期又設五經博士，罷傳記博士；平帝元始三年令庠序置孝經師，五年詔天下通《孝經》教授者，傳遣詣京師。東漢明帝時又令虎賁、羽林之士要誦讀《孝經》，由此可見《孝經》在漢代已經被確為帝王教化的重要工具。
位於山東鄒城市的孟府——專供五經博士居住
東晉元帝時期，朝廷復立傳記博士，《孝經》在漢武帝時被廢立博士後四百餘年後再度被置於學官。東晉穆帝永和十一年（355）與東晉孝武太元元年（376），朝廷曾兩次聚群臣共論經義。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設置制旨孝經助教，梁武帝自撰《孝經義疏》，梁簡文帝則撰《孝經義疏》，說明了在梁朝，帝王對《孝經》尤其重視。
《孝經義疏》
到了唐代，《孝經》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孝經》與《論語》並列兼經，為國子監學生必讀科目，也是考試取士的內容。唐高宗以《道德經》和《孝經》併為上經，貢舉人均須兼通；玄宗更是親自御注了《孝經》，並於開元十年（722）頒行天下及國子監，天寶三年（744)又敕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教習,令學校之中,倍加傳授,州縣官長,明申勸課。
唐玄宗李隆基御碑《石臺孝經》序拓片
到了宋代，《孝經》仍受到帝王的重視，宋太宗曾手書《孝經》,勒碑於秘書監,宋仁宗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講《孝經》,並取《孝經》四章之圖,配無逸圖陳掛於邇英閣中,令王洙書無逸、蔡襄書《孝經》,又令王拱辰為二圖作序,蔡襄書之。宋高宗喜書經書,紹興二年(1132)宣示御書《孝經》,刻石太學,後許多州學亦仿效刻石。在北宋中期以前，從宋太祖至英宗百餘年之間, 《孝經》仍是科舉中明經、學究等科必試之書。
然而，王安石變法時,對科舉實行了重大的改革,罷明經及諸科、罷詩賦、進《孟子》而退《孝經》。從王安石科舉改制之後,一直到清順治朝以前,《孝經》沒有再被納入科舉必試科目中,此對《孝經》在士人教育的地位造成重大影響。
王安石變法中的科舉改革改變了《孝經》的地位
宋代以前，《孝經》在政治生活領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儒家傳統孝治天下的意識形態下,“孝”不僅僅是個人道德和家庭倫常的表現,更是關乎社會整體秩序的國家大事,帝王做為全國道德典範及移風易俗的最大關鍵,天子之孝更是政教重心所在。而《孝經》便是一部教導上自帝王、下至庶民各階層如何行孝的典籍,具有極鮮明的政治教化色彩。劉瓛在回覆齊高帝問為政時便說:“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歷朝皇帝召大臣共講《孝經》的例子很多,儀式規制也都極為隆重。
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王混擿句。
宋代以前，臣子也常常以《孝經》或節錄《孝經》進呈皇帝，文彥博節錄《尚書》和《孝經》篇章,進呈宋仁宗,以備禁中清閒之暇研究, 範純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切於治道者百段,進呈皇帝省覽。
《孝經》對皇太子的教育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古人稱孝為人道之首,太子身兼為人子及儲君的雙重身份,使得他與《孝經》的關係格外密切。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立國子學,皇太子講《孝經》,南齊文惠太子不僅於崇正殿講《孝經》,更親臨國學,與王儉、張緒等人論辯《孝經》,復策試諸生。南朝梁武帝天監八年,昭明太子蕭統於壽安殿講《孝經》,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等。皇太子公開講《孝經》也往往深具政治意涵。北齊文宣帝並不喜愛太子,曾有廢太子的想法,九年(558)文宣帝在晉陽時,由太子監國,太子集諸儒講《孝經》的舉措便是有著一定的政治深意。
昭明太子蕭統
宋代以前，《孝經》還常常被帝王做為教化臣民的工具。唐玄宗令天下家藏《孝經》,學宮講授、州縣申勸,是最鮮明的例子。隋朝鄭譯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隋文帝賜以《孝經》,令其熟讀,遣與母共居.唐代進士於公異不事後母,陸贄又因隙奏其狀,唐德宗遂詔賜《孝經》,令其罷官歸田。也有官員以《孝經》教化百姓者,唐開元時期,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韋取《孝經》令其習讀,終使母子感悟,各請悔改。宋儒楊簡為富陽主簿時,
“日諷詠《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而民自化”。
孝經註疏
唐宋以前，在朝廷議論禮制的時候，《孝經》也屢屢被援引以論證。晉建國後，司馬昭命荀顗據魏代前事撰《新禮》。對於漢魏時皇太子稱臣一事，《新禮》以為“於義不通”，欲廢此制，摯虞則引《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認為“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另外，《孝經》經文“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由於涉及郊祀、明堂和配享的禮制，也在相關禮制議論中經常被引用論述。《孝經》中的“嚴父配天”則是歷代討論明堂配享經常援引的經文之一。
荀顗
可以看出,唐宋以前，《孝經》在政治場域中的運用十分廣泛,無論是做為君王表達忠於聖人之訓的自我惕勵,或是君臣共同講論的內容,或做為君誡臣、臣諫君、官僚教化百姓的資藉,《孝經》在中國歷史中,絕非僅是一部童蒙書籍而已,更是一部被賦予“攸關治統”,具高度政治意涵的經典。
唐宋以前，《孝經》對士人文化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唐宋以前，許多士人特別選擇以《孝經》陪葬,這個舉動除了表達了個人對生命的看法,也宣示自己不忘孝的心志及對孝的重視。
皇甫謐
三國西晉時期的著名學者和醫學家皇甫謐以生死存亡為“天地之定製，人理之必至”,看透貪生惡死是人的瞋念,反對厚葬,他清楚交代自己的葬禮細節,一切以親土薄葬為原則,但又特別交代:“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
後世也有許多效仿皇甫謐做法的士人,南齊的沉麟士因有感於皇甫謐深達生死之理,同樣臨終遺令薄葬,並在棺中貯《孝經》一卷。唐代的楊越臨終時,也“遺令薄葬，不藏珠玉,唯《孝經》一卷,《堯典》一篇,昭示後嗣,不忘聖道”。喬匡舜遺命以《周易》、《孝經》置棺中。另外,張融、王嗣宗、劉遺民也都以《孝經》陪葬,以示對孝道及此書的重視。
在唐宋以前，士人守喪期間，也常常讀《孝經》以表孝思。穆修居母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馮元每遇祭日,“與數門生誦說《孝經》而已,罕語浮屠氏”。 章延仲守喪時,不從裡俗用佛老之禮,集同志讀《孝經》,欲以此勸化鄉閭。趙崇堂，父歿於西湖，坐苫讀《孝經》哭誦，見者為之泣下。
古代守喪
以《孝經》教育子孫在唐宋以前也比比皆是，唐代李華曾感嘆幼儀大不如前，特別告誡子孫：“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為要。” 趙蕃標舉魏辰州刻《孝經》以傳家之事，曰：“諭俗書陰德，傳家刻孝經。”宋代高開曾手書《孝經》，此書成為高家的傳家之寶。孫介則以《孝經》自勉自學，在考試失敗後，毅然迴歸儒家聖學，“以先聖為師，著日拜先聖文，永感悲思，又每旦誦《孝經》一通，著〈日誦孝經賦〉，不惑佛老，不諂鬼神，不好禨祥，不事方術，不信陰陽地理之書”。
孫介
可以看出，在唐宋以前，《孝經》在士人群體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或做為傳遞家學、教導孝道的寶訓，或成為士人自我表述、傳達孝思的憑藉，偶爾也被做為代表儒家孝道，與佛教區分的象徵符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士人文化。
結語
《孝經》在唐宋以前的政治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它也以非常豐富的面貌交織在士人生活中，從政治禮儀、教化、朝議辯論、宗教禮誦、驅鬼、醫療等活動，到文人的自我表述、警誡與書寫，都顯示《孝經》一書在歷史上豐富而多元的樣貌，及其以傳遞聖人治統精髓而高度受到朝廷君臣重視的事實。
元明以降，因科舉考試科目的變化，《四書》取代《五經》，成為最受士人重視的經典。同時由於蒙學教育的逐漸普及，《孝經》被定位為一部蒙書，逐漸從科舉主導的士人教育與政治核心舞臺中心淡出，轉而更緊密地與庶民百姓、蒙學、女教結合。做為一部蒙書，隨著教育的普及，它更廣泛地接觸了更多不同階層與性別的讀者，使它逐漸失去在核心政治領域中的重要地位。
元明以後，《孝經》更多了充當了蒙學教育工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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