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又一本，一群復一群，民間奇人湧，我筆何以禁？張王李趙劉，眾生非蟻民，定睛從中看，人人一尊神。”
這是馮驥才最新短篇小說集《俗世奇人（叄）》之篇首歌。民間高人不絕，市井藏龍臥虎。在這本不到兩百頁的小書裡，天津衛的三教九流輪番登場，大關丁、崔家炮、白四爺、焦七、孟大鼻子、十三不靠、彈弓楊、齊老太太……或天賦異稟、身懷絕技，或性情狷介、不落流俗，或錚錚鐵骨，剛勁清烈，把個水陸碼頭的塵世生活演繹得五光十色。
著名作家馮驥才 圖片由馮驥才工作室提供
馮驥才1942年出生於天津，自小在英租界長大。他在這座城市生活七十多年，是天津文化的熱切擁躉和守護者。他告訴南都記者，天津市井文化發達，民間好說奇人異事，耳聞目染之間，常有東西惹動文學神經。而他本人又爽朗好結交，“我當過教師，當過工人，當過業務員，當過美工，做過畫家，我還做過古畫的臨摹，我做了太多的工作，在這個城市認識了太多的人。生活的積累一定是很深厚的。”
在已出版的三卷《俗世奇人》裡，馮驥才為“吾鄉之奇人”搭了一個臺，任那些精彩的凡人英雄借筆墨“還魂”，上演一出得意又悽愴的人生故事。
天津是馮驥才寫作的原鄉，而城市與人密不可分。“這些人物的身上融入了此地百姓集體的好惡，地域性格因之深藏其中。地域性格乃最深刻的地域文化，我對將它挖掘和呈現出來十分著迷。”
也是在寫《俗世奇人》的過程中，馮驥才發現了一種新的敘述語言，它與天津的地域性格相得益彰——豪爽、義氣、強梁、戲謔、犯嘎，還好面兒、逞強，馮驥才有時候寫著寫著，禁不住擲筆大笑，自覺十分“上癮”。但它僅是部分地吸收了天津方言，更多遵從文學語言的規律，講究煉字，講究結構的起承轉合，講究話語的韻味神采，絕不枝枝蔓蔓、拖沓累贅。
對於這特殊的語言的創造，馮驥才向南都記者解釋：“我不是要讓它有天津味兒，得讓它有天津勁兒。”“不僅人物有這個勁兒，語言也有這個勁兒。不僅人物的對話是這樣一股勁兒，我這個作家來寫小說的時候，我的敘述語言也有這個勁兒。”將天津的性格DNA化入字字句句，重塑那個年代和那些奇人異士的肉身，如此才夠絕門兒，才是純正。
我要讓語言有那麼一股勁兒
南都：您從小在天津的英租界長大，可《俗世奇人》裡的人物大多生活在天津老城區，這個地方五方雜處，生活在英租界的您為什麼卻對他們的生活如此瞭解？
馮驥才：我這個人還有一點特殊的。我一輩子沒離開過天津。其實我不是天津人，我是寧波人，我的父親是寧波人，我母親是山東人。天津有租界的時候，外來的東西特別多，大量的西方的東西是從天津登陸進入中國的。最早的比如說火車呀，電報呀，電燈呀。中國的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1895年是在天津建的。天津的南開中學也是中國最早的中學。所以中國現代文明很多的起點是在天津。那個時候，全國各地的富人跑到天津來做生意，跟西方人貿易往來，然後住到租界去。
寧波人到天津來做買賣的很多。我們家人就是從寧波過來的。我母親是隨她父親從山東過來的。這樣，我父親和我母親在天津結的婚，是在天津生的我。我在天津的70年裡，做過太多的工作。我當過教師，當過工人，當過業務員，當過美術工人，做過畫家，我還做過古畫的臨摹，我做了太多的工作，而且我在這個城市認識了太多的人。我又喜歡交朋友，喜歡跟人聊天兒。生活的積累一定是很深厚的。
《俗世奇人3》插圖 作家出版社供圖
南都：《俗世奇人》是為百姓中的非凡人物立傳，而且一寫已經連續寫了三本。您個人如何定義俗世的“俗”和奇人的“奇”？什麼樣的人物會讓您有書寫的願望？
馮驥才：“俗世”的世就是這個世界，這個社會。“俗世”就是普通的，平凡的生活，而在這普通的、平凡的社會里邊，有一些不尋常的人。首先他有不尋常的性格，非同一般的性情。有的人甚至很古怪。天津話裡有個詞兒叫“各色”，說的就是這樣的人。他們或者手藝高超，有自己很孤傲的情緒，或者有自己的生活準則，有獨特的、不能冒犯的一面。也可能，在某一個社區群體裡，他是一個有性格、有影響的人物。這樣的一些人，一定有一些有意思的，不尋常的故事。
在中國古代小說裡邊，有一個傳統叫“傳奇”。讀過文學史你就知道，唐宋的時候小說不叫小說，叫傳奇。這個傳奇是從中國的口頭文學來的。因為中國的純文學離不開口頭文學，口頭文學在前面，文本文學在後面。文學史裡先有了《詩經》，後來才有了文人的詩。《詩經》就是口頭文學裡的詩歌。口頭文學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傳奇。所謂傳奇便是“無奇不傳”。沒有非常奇異的特質，就沒有傳說它的必要。這既是中國小說的特點，也是中國小說的傳統。
比如說《聊齋》，蒲松齡寫到的人物都是有獨特性格的。現在的小說也是一樣。獨特性這方面，我比較強調，第一，他是一個非凡的人物。第二，這個人物必須有天津地方的特點。他必須有天津集體性格的特點。天津人豪爽、義氣、強梁，因為天津是水陸碼頭，他的人比較爭強好勝，又比較好面子，講面兒。天津人喜歡幽默，但他的幽默跟北京的幽默不一樣。北京的幽默是順茬兒的幽默，天津的幽默是嗆著的。天津人喜歡正話反說。因為天津是市井文化，跟北京不一樣，北京是精英文化。北京人在一塊，要聊就得聊精英，得聊郭沫若、茅盾、齊白石，特別有聊頭。天津不一樣，天津人聊馬三立、泥人張。聊市井、聊普通老百姓裡邊有本事的、性格獨特的人，這是天津文化的特點。所以，天津的幽默是獨特的幽默。天津人喜歡戲謔。北京人叫找樂兒，天津人比找樂兒還厲害一點，叫戲謔。
如果這個人很特別，但不符合天津集體性格的特點，我或者會寫到另外一個小說裡去。此外，要把這樣一個人物寫出來的話，一定要讓他有獨特的事情。我的標準，這個故事，它的底線是意想不到，上限是匪夷所思。有這樣一個故事，我才會去寫，才會把它收入到《俗世奇人》裡。
《俗世奇人3》插圖 作家出版社供圖
南都：您自敘在《俗世奇人》當中用到一種特殊的語言，這種語言是否也和天津人的性格和天津本地的方言相關？
馮驥才：我會用一些方言，但不會完全用天津話寫。完全用天津話寫，受眾的面兒會小。另外，文本的文學性也會受影響。天津話是語言，語言變成文字，還得服從文學的規律。我不是要讓它天津味兒，得讓它有天津勁兒。比如天津人的義氣呀，好面子呀，強梁呀，戲謔呀，犯嘎呀，天津的這樣一股勁兒。我要讓我的語言有這麼一股勁兒，這樣我這個小說的整體，不僅人物有這個勁兒，語言也有這個勁兒。不僅人物的對話是這樣一股勁兒，我這個作家來寫小說的時候，我的敘述語言也有這個勁兒。於是小說這股子勁兒就強了。
作家骨子裡帶著城市裡的性格
南都：您是否願意為天津這座城市寫作一部傳記（一部城市史）？如果可能，您希望這部城市史呈現怎樣的面貌？
馮驥才：我認為一個地域最重要、最深刻的東西，實際上是這個地域的人的集體性格。北京文化中最深的東西是什麼？最主要的精神在哪兒？還是在北京人的性格里邊兒。天津也是這樣。我們說天津文化，這些文化並不是存在於建築上，也不只是在非遺的表演上，更主要的還是在天津人的性格里。但這個性格是一個歷史形成，而且也是需要傳承的。這個任務是交給文學了。
《俗世奇人》裡的人物，一部分是民間傳說裡的東西，需要通過我的文學的再創作，成為一個文學形象，文學形象要符合文學創作的要求和特點。寫出來以後，如果人物能夠深入人心，能夠被人喜愛，被人理解，那麼，一方面，外地人就能明白天津人是什麼樣的性格，更瞭解天津，而且這個瞭解是更深刻；另一方面，把天津美好的東西保留下來，也是把一個地方的文化精神保留了下來。
我不會寫《南京傳》那樣的傳記。但我會寫這個城市。目前我也寫了一些城市文化的文章，是從不同側面寫的。我可能會正面地寫一部書，但我現在也不能告訴你這是一部怎樣的書。我計劃裡有這個想法。
《俗世奇人3》插圖 作家出版社供圖
南都：《俗世奇人》體現出來的這種獨特的文學風格，您認為是如何形成的？
馮驥才：我覺得來自於兩方面。一方面來自於自然的，一方面來自於人為的。我喜歡幽默，我喜歡說笑話，因為我在天津生活了幾十年，我喜歡用天津人的方式說笑話。天津人說話跟北京人是絕對不一樣的。天津人講究說話得有味道，第二得有琢磨頭，第三是正話反說，明話暗說，這是天津人的特點。我一句話說給你，你得琢磨半天。
比如天津人批評。80年代初，從深圳來了個歌舞團叫“勁歌勁舞”。那時候北方相對還比較封閉，天津人不知道什麼叫“勁歌勁舞”。表演那天我去了，天津體育館整個場地突然把燈全黑了，大夥兒都認為斷電了。“啪”，一道追光打到舞臺中間，一個女的穿著翻毛皮大衣，在那站著。底下天津人當時就傻了。特別洋的一個女人，以前天津沒見過呀。突然這女的又把大衣一抖，一個比基尼露出來。11月份，她穿一個皮大衣，大衣一抖，裡面是黑色的比基尼，特別刺眼。大家都楞了。就在那時候，忽然一個天津小夥兒喊了一嗓子，特別有意思，說：“大姐呀，你可別著涼了。”就那麼一句話，全場大笑。歌舞還接著表演。這就是天津人的特點。我這一句話給你了，你自己琢磨去吧。
我前兩天下班在路上走，我還看見一五十多歲的大爺騎著自行車，啪一下子忽然立大頂了，把肩膀擱在車把上，把手搖著那輪子……別人喊“好!”，大爺挺得意，然後下來接著騎。天津人生活很有情趣，人和人的關係很親切。生活中無處不喜歡調劑，來顯示自己獨特的一種生活態度。這方面，70多年來可能對我有許多影響。不自覺地，我就會把這些東西接受進來。
作家骨子裡帶著城市裡的性格，就跟方方帶著武漢人的性格，王安憶帶著上海人的性格一樣的。每一個人都帶著那片土地的獨特的精神。這是不自覺的。還有一個是自覺的東西。我要寫天津人，我的語言必須有天津的勁兒。我寫這部小說，雖然是俗世，我是把它作為純文學寫的。雖然我寫的是普通的俗人，但是我要把它作為純文學寫，所以我必須反覆錘鍊，不能讓文字裡有枝枝蔓蔓，不能有多餘累贅。必須要講究煉字，語言要有神采。另外段落起伏要舒服，收尾要收得好。我這個小說，謀篇佈局都得要講究。我要把天津勁兒揉進去。這是自覺的一方面。
書房裡可以嗅到作家人生的所有信息
南都：今年年初您還出版了一本雜文集《書房一世界》，您在序言裡說，這一生拜訪過不少作家的書房，每個書房都是作家心靈的化外。請講講讓您印象最深的書房，它為什麼打動您？
馮驥才：我們中國古人的書房很少留下來。我到國外去，特別願意去兩個地方。一個是博物館，一個是作家、藝術家故居。因為作家、藝術家的故居保存下來往往是原生態的。比如說托爾斯泰的故居，他在波良納、在莫斯科的兩個故居，在托爾斯泰去世以後幾乎原封不動地交給國家了。進去以後，你可以嗅到這個作家人生的所有信息，可以找到大量的在書裡找不到的細節。
在梅利霍沃這個地方，有一個契訶夫的故居。離莫斯科很遠，我為了找這個地方，用了一天的時間。這個故居里放了一張照片，就是格里戈羅維奇，俄羅斯當時一個很有名的作家，契訶夫的伯樂。當時契訶夫在雜誌上發表了很多小文章，非常有靈氣，但都是些豆腐塊。他認為契訶夫應該放棄這個，應該真正從事文學，不要把才華浪費了。契訶夫沒想到被那麼大的一個作家發現了，所以他對自己充滿了自信。契訶夫一直到老了，桌上還放著這個人的照片。這個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都柏林的蕭伯納的故居，他的書房很有意思。那次我記得我是跟王蒙、王安憶一個代表團，一塊去參觀蕭伯納的書房。他的書桌對面放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特別大，我們不知道這個人是誰。當時問故居的負責人，負責人說，這個人是專門批評蕭伯納的，而且尖銳到不留情面的地步。蕭伯納把他的照片放在書桌對面，有一種挑戰評論家的精神。他始終要保持這樣一種勁頭，實際上也是為了堅持自己。
孫犁先生住在天津，八十年代初我經常去孫犁先生家。兩個東西給我印象很深。一個是孫犁先生屋子裡幾乎沒什麼裝飾，跟我家完全不一樣。我的家書和藝術品全部混在一起了。《書房一世界》裡的文章我寫了77篇，一篇寫書房裡的一個物件兒，因為去年我77歲，今年我該78歲了。我寫到差不多的時候，心想，我得停住了，如果不停住，我可能得寫二三百篇。我覺得有價值的東西太多了。
孫犁先生的屋子裡特別乾淨、清淨。那種平靜，就跟孫犁先生本人的文章是一樣的。他的桌上放著一個有一點天青色的瓷缸子，瓷缸子裡是纖塵不染的清水，清水裡放著十幾顆雨花石，不同顏色，不同圖案，特別沉靜，而且特別美麗。那種純潔，那種透明，那種純粹，那種寧靜，給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覺得每顆石子兒都像孫犁先生的文字一樣。他的書房角落裡永遠有一摞紙，人家給他寄雜誌用的信封，直到後來生活條件好了，他也絕不把信封撕掉。他都是把書拿出來以後，把信封用裁紙刀裁開，反過來疊起來，摞在角落上。準備給人寄書的時候包裹用。書房裡的這樣一種整齊、勤儉、有序，讓我記憶尤新。這些與人的性格、精神、習慣和文風，實際是一致的。
南都：關於您自己的書房，您在書中寫到書房裡陳設的各式各樣的物件，丁香尺、拆信刀、皮煙盒、閒章、綠蔓……什麼樣的東西是您會留在書房裡的？
馮驥才：留下來的一定是捨不得拋掉的東西。其實我大量的，最有價值的東西，我都放到學校博物館裡了。我最喜歡藝術品，古代的、西方的，我搜集的藝術品特別多，另外我搜集的古董也特別多，但是好的東西，珍貴的、有價值的，我都放在學校博物館了。我留在書房裡的，往往不是特別值錢，但在我心裡特別有意義。
包括照片。比如說母親的照片，今年我母親103歲。我母親年輕時候，生我那個年齡時的照片，永遠放在我的書房裡面。比如說，我跟我愛人，我倆二十一二歲交朋友，第一次她肯跟我合影，拍的一張照片，那時候她大概二十三四歲吧，這張照片現在也放在我的書房裡。再此之前她絕對不肯跟我合照的。
我的書非常多。我大概快有十萬冊書放在學校的圖書館。我自己在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裡還建了一個圖書館，都是我的書。我還沒寫我學院裡的那些東西呢。這些書，我都是為了將來捐給學校，送給學校的學院裡的學生們看的。我管著這個學院，我是院長。我立了一條規矩，無論誰買書，你要是自己買，我不管。但絕對不能用公款買書。為什麼立這條規矩呢？就是為了將來我捐這些書的時候，絕對不能有公款買的書，必須純粹是我的個人的書。但是我有些書是絕對不會拿到學校圖書館裡的，這些書對於我有特殊的價值。我在《書房一世界》裡寫了一小節，叫“潛在的閱讀史”。從我青少年時代，剛開始讀書的時候，我的第一本書，到此後有特別的人生意義和紀念意義的書，我都留下來了。從這些書裡，可以看到我閱讀的一個足跡。我想，任何作家屋子裡的書架裡都有這個作家潛在的讀書史。
南都：能否講講您的藏書的來源，有哪些購買渠道？
馮驥才：我藏書、看書、寫書、編書，這輩子跟書沒分開，打交道太多了。我也經歷過燒書、毀書、重新補書這樣一個過程。
我的藏書一部分書是從書店裡來的，但不只是書店。前幾個月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們的城市需要舊書市場》。我覺得我很多的書跟舊書市場分不開，舊書市場沒有了，我覺得是很遺憾的事情。我舉了很多例子，比如塞納河邊的舊書市場，那是一個城市裡文化聚集的地方。甚至有的舊書市場已變成了城市的文化符號。圖書之間的交易、交流特別重要。現在的書店裡都是新書，另外有很多的書，我們只能在舊書市場找到。
現在，我每一天差不多有半個小時在逛孔夫子舊書網。只要有好的書，我就託年輕的朋友們替我買。我這兩天突然在今日頭條看到一個消息，1864年，普魯士的一個版畫家到天津來畫了七幅版畫，一幅是天津的文廟，一幅是天津東城裡鼓樓，還有一個是天津後宮一個戲臺……那個時候天津還沒有租界，後來一直到了19世紀末，西方來人了，建立了租界，他們帶了照相機進來，天津才有老照片。在這之前，天津沒有留下真正的照片式的圖像。但是這個版畫家用的是石版畫，效果跟照片完全一樣，使我看到更多早期的天津的景象。我馬上就聯繫了海外我認識的朋友，告訴他無論如何給我到國外的舊書市場淘到這本書。所以，碰到好書我還是不放過的。
著名作家馮驥才 馮驥才工作室供圖
集中力量來寫另外一半天津
南都：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這段時間，您是在書房中度過的嗎？每天在書房裡做些什麼事情？
馮驥才：今年1月份我已經開始寫一個新的長篇。寫長篇不到十天，疫情就開始了，也就到了春節了，我就沒有出去。
要知道，寫長篇是不能斷的，中間不能干擾的。長篇寫到什麼境界最好呢？你寫的幾個人物，你打他一巴掌你知道他怎麼反應，這個人的性格在你的心裡已經形成了。這時候不再是寫人物，不是你拉著人物走，是人物拉著你走。人物已經有性格了，你拿他沒有辦法。在這個狀態下作家沒法從小說裡出來。正好疫情出現，有一個長的時間段使我寫長篇能寫進去。
在這段時間我主要做兩件事。一個是關注疫情，這也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無論是武漢的疫情，國內的疫情，還是韓國的，意大利的，伊朗的，德國的，都要關心。每天早上起來一醒來，七八點鐘，先打開手機看疫情。但是一般八點鐘報道還是零零落落的，到九點左右才比較多起來。這段時間，不斷地看手機裡的情況。
看完以後我就把手機關上了。要是不關上，這手機老是逼著我去看。我中午看一下，睡一個午覺起來，再寫東西，到晚上再看一下。中間這段時間基本上是在書房寫作。
因為天津這個城市跟北京、上海都不一樣。天津的城市是非常清楚的一個華洋雜處的城市，一半是洋的，一半是土的。跟上海不一樣，上海城隍廟這個地區，是上海本土的地區，其他地區是比較現代的。但上海還不是比較清楚地完全把土洋分開了，北京就更不是，完全混在一起。天津市這兩塊分得特別清楚。老的租界這個地區，就是今天你們看到的天津五大道這片兒，跟天津的老城是完全不同的。天津的比較洋的地區說的是普通話，老城說的是天津話。我的小說，無論是從最早的長篇，後來到了《三寸金蓮》這樣的小說，後來到了現在的《俗世奇人》，我寫了幾百萬字，寫的都是天津的老城的事情。很多讀者希望我寫一寫另外一半天津。我覺得只有把另外一半天津也寫了，我才對得起生我養我的天津，我也對得起我自己了。我現在的小說是要寫另一半兒天津。那麼我的所有的人物，寫的城市的氣質，使用的文本和語言都是《俗世奇人》是不一樣的，是我的另外一套筆墨。這另外一套筆墨實際上在我其他的散文小說裡也有所表現，比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總之，我就是要集中力量來寫跟老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半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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