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虽然取了一个很地摊文学的名字，但是作者孔飞力来头很大，是当代三大汉学家之一，师从费正清，汉学界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的扛把子，这本书作为孔飞力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藉由“整体史”的写法特色和学术著作中少见的文学性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
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首先讲述了他从故纸堆里发现的“叫魂”故事。1768年，乾隆帝在位的第三十三年，德清开始流传一群石匠可以通过把活人的名字贴在木桩上来偷走人的精气。当年3月，石匠吴东明受雇去修浙江德清县坍塌的石桥。一个饱受侄子虐待的农夫沈士良找到吴石匠，说是听说吴石匠会叫魂，所以拿着侄子的名字来请他帮忙。能拿下政府订单的吴石匠肯定是有点见识的，他也不用贪沈农夫的一点报酬，毕竟当时巫蛊厌胜都是非常重的罪名。于是吴石匠直接把沈农夫送进了官府。
偏偏这时，一个离家出走的德清小伙子计兆美在杭州被抓了，当地人怀疑他是来“叫魂”的，一顿暴揍后这倒霉孩子招了，说是吴石匠让他来的，其实，他只是隐约听说过吴石匠的名字。紧接着叫魂事件继续酝酿，浙江萧山县，四个结伴化缘的和尚也被扭送进了官府，理由同样是“叫魂”。
这时候发源自德清的有关石匠会叫魂的故事已经得到进一步升级，坊间流传说有一批叫魂的术士四处游荡，会通过剪人头发、贴符咒和叫人名字施展法术，摄取人的“魂魄”。家家户户都处在警惕外来人口，这就不难解释当化缘的和尚在路上和当地的小孩说了两句话就被居民抓住暴打一顿送了官府，更倒霉的是其中参与抓人的蔡捕役还往和尚的包裹里塞了把剪刀和两条发尾。几乎同一时间，一个在萧山走乡串户的铁匠被民众打死，因为人们在他身上发现用来叫魂的咒文。而事后证明，这不过是两张用来向土地爷赎罪的普通符文。
苏州、湖州等地也陆续被报告说有“叫魂”事件。这些分散于各处的事件经过当地官员审查，被确定为冤案，并且结案。但是，公众却越来越恐惧，很快，叫魂恐慌已经越出长江下游的省份而扩散到了近千里外的湖北汉阳府。在那里，一大群在街头观剧的人抓住了一个可疑的‘妖人’，将他殴打致死，然后又焚烧了他的尸体。这时，乾隆皇帝接到密报，民间有关“叫魂”的妖术恐慌第一次上达天听，故事开始了第二阶段。
(1768年的中国，图中显示了叫魂恐慌事件中的核心省份（方框里），还显示了大运河的情况，谣言正是沿着大运河散播的)
在最开始的叫魂故事中地方官员是作为社会事件来处理，子不言怪力乱神。官员们实际是不相信民间的叫魂传说，被思想觉悟高的吴石匠告发的沈农夫被德清的阮知县打了板子，萧山那几个倒霉的和尚被移交到杭州巡抚衙门后真相大白，舞弊栽赃的蔡捕役被打了一顿，又被戴枷示众，而和尚们则被开释，每人还得到三千二百钱补偿。
而这一年的七月，乾隆皇帝收到了关于江浙和山东妖术活动的密报，并发出了一份言辞极为严厉的上谕：“闻江浙一带有传言建桥座，因而偷割发辫、衣襟等物，稽垫桥椿，以为厌胜之用者，流传并及山东地面，其言甚为荒诞，或系市井剪绺匪徒，借端捏造，冀得逞其鼠窃伎俩，亦未可定。但此等造化讹言，最易煽惑民听，理应留心查禁，以杜浇风。着传谕各该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拏，重治其罪，否则将倡播之人查拏一二，严加惩治，以儆其余。”在这份上谕中，第一次提及了“厌胜”“煽惑民听”，也就是说乾隆敏锐地把民间流言和政治谋反联系到一起，毕竟民间一直有白莲教、弥勒教等反清组织存在，而因为剃发令曾引发的江南汉人的反抗也让头发与政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皇帝的高压和震怒下，之前一直想着息事宁人的地方官员不得不重视起来，开始了搜捕、刑讯和追剿，从政治层面审查并寻找叫魂者。一场“制造”叫魂者的运动开始了，种种蛛丝马迹被强行拉扯到一起，造成皇帝弘历心中所想象的“叫魂”谋反现象。
官员们都很卖力，但效果却并不能让乾隆满意。9月7 日，对官僚们的表现深感失望的乾隆发布新的谕旨，“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可恶的“妖人”偷剪他人发辫，散发剪去发辫才能避祸的谣言，难道不是要借此与帝国进行对抗吗？朝廷对“叫魂案”的关注，使对背后“妖人”的清剿进一步升温。然而，事实证明，这件事是个不折不扣的闹剧，从冬到春，历经大半年的搜捕审讯，不曾得到任何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妖人的存在。一些所谓的关键性线索的发现（如山东巡抚富尼汉提供的“大术师”吴元、玉石相当详实的地址），后来被证明是刑讯逼供下犯人情急之下的杜撰。于是，到了11月 3日，乾隆在刘统勋（童年记忆宰相刘罗锅的父亲）、傅恒（电视剧中乾隆真爱孝贤皇后的亲弟弟，福康安父亲）等军机大臣的委婉劝谏下，降旨停止了对叫魂案的进一步审讯。作为皇帝开脱罪责的替罪羊，一批封疆大吏受到了惩罚，其中包括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前江苏巡抚明德和山西巡抚素尔德、山东巡抚富尼汉。
一场轰轰烈烈的抓捕结束于1768年的深秋，在这个“盛世妖术”的故事中，百姓为之惶恐，官员疲于奔命，统治者乾隆也寝食难安，这场把各色人等都卷入其中的除妖运动让我们窥探到当时社会生活的繁复纹理和大清帝国最隐秘的褶皱和最阴影的存在。
孔飞力对人类学和社会学都很感兴趣，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不仅看到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在方法论的层次整合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政治学的分析方法。1984年，孔飞力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触到1768年乾隆年间发生“叫魂”案的清宫档案，通过大量的《朱批奏折》《清实录》《宫中廷寄》以及各种地方县志构建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总体史”和“大叙事”。这种文本的构建方法让我们联想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明朝的1587年和清朝的1768年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然而这个一瞬间里面包含着无数的时间，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叫魂》一共有十章，在前八章中孔飞力如一个文学家一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荒谬又似乎充满隐喻的故事，在后面两章中回归了学者特色，展开了最终的论述。《叫魂》的序言中孔飞力指出这本书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二是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以及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探讨下这场有关叫魂的妖术到底是怎样形成的。首先从民间最初的恐慌来源分析。当各地的妖术案犯被送到京城后，经过乾隆年间的最顶级官僚们逐一审讯，发现最初的谣言居然只是因为两个寺庙因为业务竞争关系而进行的抹黑，最初的造谣者非常天才地把德清正在修桥的信息和自古流传的诅咒妖术相结合，编出了香火旺盛的观音殿附近有石匠作法埋丧的好故事，原来，叫魂的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嫉恨的一个幽灵，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例子。在给竞争对手以重击的同时，蝴蝶效应让大半个中国都卷入了妖术恐慌中。如果说这是谣言的源头，那么百姓的恐慌心理形成则有更深厚的历史社会土壤。
(18世纪德清的地图，谣言就是从这里开始)
十八世纪红薯、玉米等新作物的引进使中国人口总数几乎翻了一番，稻米价格暴涨，人地矛盾突出，商业的初步发展无法容纳所有的劳动力，大量人口开始向外迁移和向下流动，以僧道和乞丐为主的流浪人口大量增加。另一部分尚且能维持生计的家庭则担心是否能将自己的境况维持下去，因此对比他们境况更差的竞争者（以乞讨为生的流浪者）心存戒心，整个社会里充满了紧张和焦虑。比较神奇的是这种社会心理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只要大家没事刷刷自媒体，就能在当下的各种贩卖中产焦虑的文章中找到同款。
如果说起初的恐慌来源于社会的紧张和焦虑，那么随着乾隆皇帝剿灭妖人的号角吹起，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民间诬告开始流行。最开始是普通人不问青红皂白去追打那些衣衫褴褛的异乡人，接着那些想借机报复自己仇人的民众以对方行“妖术”之名去官府告状，譬如山西生员张廷瑞诬告其叔父剪辫，以报复其欺负父母的行为；北京平民张二诬告直隶人关德麟是剪辫犯，只因其口角心存怨恨。对此孔飞力说
“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 又是对每个人一种潜在补偿……对一些无权均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回到孔飞力提出的两个问题，他首先界定了两种权力，分别是“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常规权力指君主通过行政制度和成文法规对官员进行约束，包括对官员的常规考核、行政失误的处罚等。一个政权的有效运转一定是有一套成文的制度规章，同时为了维护其权威性，君主同样需要受其约束这些制度和规章，这样，君主也就成了这套制度中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镶钻的齿轮。相反，官员们只需要按程序、规定办好份内之事，就可以利用法规为自己营造一座避难堡垒。“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皇权因规章制度而萎缩，皇帝不得不时地启用专制权力对官僚常规权力堡垒进行冲击，这种专制权力包括密折制度、对官员的面见制度、以及撇开吏部直接任命高级官员等，是君主自身意志的强化，迫使躲在常规权力所构成的堡垒中的官员向皇帝效忠，而不是贪赃枉法玩忽职守，侵蚀帝国大厦的根基。”
回到叫魂案，作为一个对帝国安危时刻关注、负有很大责任的君主，乾隆长期以来对行政常规化、汉化和江南文化对“满人精神”的侵蚀十分担忧，这使得他一开始就对“叫魂”危机反应过度；特别是事件中“剪辫子”所象征的排满反清意义，更让他大为不安。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整个过程中充当那个唯一的原告和检察官，措辞严厉地督促官吏追查“妖人”了。在叫魂案中，乾隆利用“政治罪”整肃官场，
即利用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将一起社会事件转化为政治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制，这就是专制权力对常规权力的压倒。
在整个故事中，官员们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意味深长。他们并不关心民间的妖术是否会对普通民众有所伤害，因此在“叫魂”谣言流传的初期，官员只是躲在常规权力里按部就班地按照一般程序行进，直到君主通过专制权力要求彻查妖术时，他们才不得不以并不可靠的证据为基础，通过屈打成招制造冤假错案来勉强从事对妖术的清剿。然而，流言的背后并无反叛的“阴谋”，所以官员只能继续借助常规权力通过层层网络让对“叫魂”案的追查和其他发生于帝国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一样消化于有规章可循的行政司法实践中，试图将事件以最无害的形式消弭于无形。从这一点看，在君主心中毫无效率滋长懒惰渎职的常规权力以及其伴生物——看起来迟钝笨拙的官僚群体，却成为让这场清扫“妖术”的狂热减退的唯一指望。作者因此总结道：“没有人会哀悼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的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住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锭，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速偏航。”
《叫魂》一书写成于1990年，出版后获得了“勒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翻译成中文后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读者都非常喜欢，目前豆瓣评分9.0，显示有1.7万人度过，目前也有3600人在读，3.7万人想读。可能有人说作为一本学术书籍，拿出豆瓣的数据并不能证明什么，而我想说的是对于我们最广大的读者，我们不需要做学术研究，不需要读学位，一本古早的学术书对我们普通人的意义更多的在于我们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是知道清朝的一段冷门小历史以便增加谈资，是从一个侧面了解清朝的政治官场生态，是从历史中看到鲜活的当下，是在每一次谣言来袭时保持清醒，保持对世间百态包括自身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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