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初發軔於武漢的新冠肺炎疫情，經過幾個星期擴散在春節前後全面爆發。以元月20日高層定調及23日實施武漢封城重大決策為標誌，我國進入舉國動員抗擊疫情應對危機時期。目前疫情防控雖然取得顯著成效，然而節後返程高潮對疫情影響仍有待觀察，同時逐步恢復正常經濟運行也成為越來越具有緊迫性的任務。
2月20日以來實施的超強抗擊疫情的必要措施取得顯著成效，然而大範圍企業停工與全國範圍超常強制性隔離措施也帶來很大經濟代價。取得抗擊疫情勝利仍是目前最優先壓倒性政策目標，然而隨著客觀形勢變化，也需考慮有序調整武漢或湖北以外地區超常強制性隔離措施，為企業復工和穩定經濟提供必要條件。受多方面內外環境和結構條件制約，這次疫情經濟影響可能比十七年前非典更為複雜棘手，因而在應對策略上寧願把困難因素估計地大一些，並因應疫情衝擊特點實施具有創新內容的政策組合加以應對。
1、本次疫情經濟影響更為複雜
無論從一般規律還是應對非典經驗看，疫情帶來經濟衝擊應是短期的，不足以改變由經濟基本面條件決定的長期增長趨勢。這次疫情來得猛，然而持續時間可能顯著較非典為短，這一點對管控疫情經濟是有利的。目前網絡經濟發達程度與非典時遠為發達，在物流系統可支持前提下一定程度彌補線下經濟損失。另外疫情衝擊會派生政府和其它市場主體針對性的調整對沖舉措，因而經濟影響具有一定程度可調控性。考慮這些因素，學界早先評估意見認為這次疫情影響比較溫和，僅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的微小降幅，這些推測都有一定道理。
然而對疫情經濟影響還是需要從不同角度加深認識，依據客觀現實把困難分析估計得充分一些有利於主動應對。基於疫情發展情況並進行更為全面的比較考量，有理由認為這次疫情經濟影響比非典或許更為複雜棘手。對此可從內外經濟環境和條件差異角度觀察討論。
首先是經濟發展階段背景條件不同，影響對疫情衝擊的自發吸收能力。世紀之交改革攻堅與成功入世重構經濟微觀基礎與外部環境，經過世紀之交通縮緊縮景氣低迷歷練，新世紀初年我國經濟進入前所未有開放景氣成長階段，儘管非典導致2003年2季度經濟增速從1季度近11%下降到7.4%，但是下半年重回兩位數，全年經濟增速達到兩位數高位增速，超出非典危機期間絕大部分分析人士預測值。然而這次疫情是在經濟增長經歷十年左右趨勢性回落背景下發生的，去年底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探6%低位，以至在學界引發2020年經濟政策是否要“保6”的熱烈爭論。
其次是國民經濟的部門及增長結構顯著變化，更容易受到疫情衝擊影響。新型病毒引發的大規模傳染病疫情，對各行各業都會帶來不同程度負面衝擊，然而對第三產業和消費部門影響更甚。世紀初我國第三產業佔比為40%上下，2019年上升到53.9%，增幅超過3成。2003年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量貢獻率為35.5%，近年提升到60%上下，增幅約為三分之二。服務業和消費比重較大程度增加，使得經濟運行對疫情衝擊更為敏感。
再次是疫情造成影響範圍和強度大小不同。非典時期受到較大沖擊的是北京和廣州等少數大城市，少數省區也發生較多案例，全國範圍經濟運行和居民生活僅受到較小影響，疫情對經濟衝擊具有相當程度的區域性和局部性。這次疫情發力較猛，影響範圍覆蓋面較廣。元月23日武漢封城決策後，武漢和湖北立即進入隔離半隔離狀態，其餘絕大部分省區也都因應疫情防控需要，採取了較多限制人員出行和車輛通行的措施，顯著延長了春節假期，數據顯示全國範圍消費等宏觀經濟指標比往年大幅降低。
又次我國宏觀政策仍有相當潛力，為必要調控政策提供實施空間，不過由於發展階段變化，政策調控空間與世紀初年比較也有所收窄。例如世紀之交我國房地產市場進入大發展時期，房地產企業與個人購房貸款總額，從1998年的2455億元增長到2003年的18437億元，五年增長7.2倍，佔金融機構貸款總額比例從2.83%上升到11.6%。目前形勢下這類政策空間顯然已經難以操作。財政政策方面基建投資雖有望繼續穩增長積極作用，然而觀察近年基建投資格局，早先邊際報酬較高投資機會有所減少。我國曆史上傳統政策不允許地方政府借債支出，1998年擴大內需突破地方舉債禁區，然而新世紀初年地方政府債務水平較低，與目前不少地方和城市面臨較高債務困擾形勢比較也有明顯差別。
另外民營經濟激活狀態與企業家未來預期和信心與新世紀初年比較也有差別。新世紀初年中共十六大制定鼓勵民營經濟政策方針，在三個代表理論突破和90年代後期系列改革突破及入世成功鼓舞推動下，經過20年曆練有了一定基礎的民營企業躍躍欲試準備大幹一場，對後續胡溫開放宏觀景氣展開實現提供了重要的微觀基礎，也為應對非典疫情衝擊提供了有利條件。近年政府也採取多種措施鼓勵民企發展取得明顯成效，然而由於內外環境變化並受主客觀因素影響，民企整體在經營發展、財務狀態、體制感受和前景預期方面仍面臨較多困難壓力，未來預期和信心有待提振。
外部環境方面也有較大差別。例如利用國際市場擴大外需支持國內經濟增長的可能性空間應是今非昔比了。新世紀初年國際經濟形勢仍處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高潮的延伸期，美國等發達國家仍對多邊貿易規則信心滿滿，對其製造業外包和服務業離岸轉移雖有爭論，然而主流政策仍能持有兼容立場，對入世後中國發揮比較優勢和擴大外需提供戰略機遇。藉助有利外部條件，我國新世紀初年出口井噴式增長，經常賬戶順差從2001年174億美元和GDP佔比1.3%，上升到2007年3532億美元和GDP佔比9.9%。
目前美國對華經貿政策和戰略方針發生重要調整，中美貿易戰對中美經貿關係造成衝擊，WTO面臨前所未有危機和深度改革挑戰，我國經濟發展外部環境經歷深刻演變。擺在我國面前的使命，是要通過深度改革和調整，與國際社會合作再造中國參與引領的經濟全球化。外部環境困難並不意味著經濟全球化長期發展趨勢逆轉，然而短期內通過出口快速增長擴大外需或許不再是現實可行的選擇。
另外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全球重要性較大提升，這意味著我國經濟外溢影響以及回饋效應也顯著增加。我國經濟對全球影響程度與範圍比世紀初年大幅提升拓展。經濟規模從全球大約4%上下增長到去年16.3%，增量貢獻從2003年10%上下提升到近年30%以上，某些領域如大宗商品和汽車需求增長貢獻更高。這些是大國經濟追趕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成功的體現。不過凡事都有雙重影響，上述變化也意味著中國經濟由於各種內在外生衝擊所帶來的波動，客觀上也會不同程度傳遞到外部，並通過回饋效應反轉影響國內。
近年發達國家宏觀經濟表現尚可，然而維持歷史上罕見持續增長期，很大程度上藉助於超常寬鬆的貨幣政策，由此伴隨資產價格飆升和金融脆弱性加劇，後續可能發生的深度調整可能帶來經濟衰退甚至金融危機。另外我國經濟與周邊國家以及新興經濟體經濟聯繫加深，部分國家經濟也不同程度存在某些結構扭曲與宏觀不平衡問題。外國經濟由於自身問題發生重大調整甚至衰退危機，是否會與我國經濟疫情衝擊派生調整產生某種誘因機制聯繫和共振現象，萬一發生這種情形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何種回饋作用，在經濟外交和國際關係層面帶來什麼問題，分析疫情經濟影響對這些小概率可能情景也需關注，並形成預案以策萬全。
2、需動態調整抗疫情與穩經濟關係
武漢封城以來舉國動員遏制疫情取得明顯成效，然而疫情演變拐點尚未穩定確立。2月12日湖北公佈新增病例指標跳升，從一個側面顯示抗擊疫情形勢仍然嚴峻，因而防控疫情各方面工作仍不能放鬆。不過同時也需看到過去20多天採取的某些準戰時特殊措施的現實必要性在邊際上有顯著變化，恢復經濟運行正常秩序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則快速上升，根據客觀形勢變化可能需要考慮逐步放鬆武漢或湖北重點疫區之外的外部強制性隔離措施的強度和範圍，為各地企業復工和恢復經濟常態運轉創造必要條件，而經濟基礎得到鞏固本身也是為取得抗擊疫情最後勝利提供支持。
首先，從多方面看，全面超常強制性隔離措施的必要性與元月20日之前比較已發生顯著變化。第一，這次疫情前期預警遲滯，疫情嚴峻形勢真實信息上達後高層在元月20日發出抗擊疫情動員令，並很快做出23日武漢封城、湖北隔離的重大抉擇，隨後各地根據疫情防控單目標要求對人員和物資流動實施高強度隔離管制措施。實施這個決策重要依據之一，是根據對病毒感染者出現症狀潛伏期推測，希冀通過超強隔離舉措使得武漢春節期間約500萬外出人口中已感染病毒者在居住地顯現病情並及時收治，從而有效控制疫情擴散。目前採取超強隔離措施已20多天，覆蓋多個平均潛伏期，由此有效控制武漢和湖北節前外出居民對疫情影響的目標應已基本實現。
第二，超強幹預措施使得前期疫情快速加劇勢頭得到初步遏制。依據官方提供的公開數據，累計報告病例增速，元月27日武漢、湖北、全國的分別超過60%、80%和120%，此後逐步下降到2月11日分別為5%、5%和6%。其它疫情指標數據也呈現不同程度初步好轉，如全國病例淨增量2月4日達到迄今統計峰值3886個，此後七天持續下降到11日2015個；武漢和湖北病例淨增量2月4日分別達到迄今統計峰值1967個和3156個，此後七天持續分別下降到11日的1638個1101個。
需要指出，剛公佈的12日疫情數據顯示湖北新增病例大幅跳升。這進一步說明目前抗擊疫情形勢仍很嚴峻，對此不可放鬆警惕和盲目樂觀，而應繼續堅持把防控疫情目標放到首要地位。不過初步評估湖北和其它省區最新指標變化，湖北有關指標跳升應主要是由於調整相關指標統計口徑的結果，意義在於真實反映疫情發展和嚴重程度，似不應被簡單解讀為12日當天疫情反彈。
對疫情演變還需結合現實變化和各方面信息動態評估，疫情重要指標截止2月11日呈現的好轉動向是否依然成立有待觀察。總之對目前疫情防控初步成效不應過度樂觀，尤其是對大規模節後返程人口可能導致疫情反彈和波動保持充分警惕。然而冷靜觀察可以看出，經過舉國動員20多天準戰時超常努力，元月20日以前由於預警遲滯導致疫情失控風險目前已顯著下降。
三是經過這段時期舉國上下高強度動員和抗擊疫情，從基層城市小區居民以及廣大鄉村村民，到高決策層和各級政府系統，對疫情信息瞭解以及防控疫情重要性認知大幅提高，採取各類必要防護措施的自覺性、主動性和積極性也普遍提升。全社會範圍疫情防控認知與行動自覺性為與元月20日以前情況比較發生了實質性轉變，為逐步有序調整策略兼顧恢復經濟正常運行需要提供了現實可能。
其次，也需正視超常力度強制隔離措施的現實和潛在經濟影響並適時採取務實調整措施。從宏觀經濟損失看，我國去年經濟體量接近100萬億元，即便超強度隔離措施導致一半經濟活動損失，每天為此社會要支付1000多億元的代價，半個多月累計損失應已在萬億元之數。這些損失部分有望通過疫情後追加經濟活動得到彌補，另外與時間和情景關聯密切的損失則難以追回。從經濟損失行業分佈情況看，對餐飲、酒店、旅遊、娛樂、交通行業衝擊尤為集中，對服務行業的大量中小企業以及勞動較為密集的製造業影響較大。很多工薪階層員工面臨財務預算緊約束，在經濟停擺形勢下也會面臨特殊壓力。
另外需看到，過去20餘日經歷的局部封閉與全國性隔離措施，在我國曆史上前所未有，在現代大國曆史上也前所未聞，這些舉措對經濟生活後續會帶來哪些影響不存在可參照的比較經驗。如果較多企業頂不住而退出和倒閉，會對後續就業形勢帶來什麼壓力？出口企業如不能及時恢復生產，會對企業市場信譽以及我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地位帶來什麼影響，對這些問題都沒有現成經驗可給出可靠評估。面對諸多不確定性增加派生的經濟成本，務實做法是在保持疫情防控必要措施充分到位同時，在武漢或湖北以外逐步有序退出前期實施的超常強制性隔離措施，允許人員歸崗與物暢其流，為企業復工創造必要條件，落實高層“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和社會和諧穩定”的要求。
3、實施組合創新政策應對疫情衝擊
應對疫情無疑需實施宏觀逆週期調控政策。考慮一段時期以來我國經濟運行多方面特點，應對政策選擇可考慮與結構性體制性改革措施相結合，藉助危機壓力突破一段時期以來推進改革障礙和困難，把短期抗擊疫情衝擊與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目標有機結合起來。
實施應對疫情經濟政策，央行等五部門動手較早，於2月1日推出30條政策措施強化金融支持防控疫情。央行採取公開市場操作等手段向市場投放流動性，對穩定金融市場和保持流動性充裕產生了積極影響。我國貨幣政策仍有較多空間，除目前較為倚重公開市場操作和短期利率工具外，還可依據對形勢動態評估採用具有中長期效果的存準率和基準利率工具。在堅持防範金融風險方針基礎上，對近年金融去槓桿實施中局部存在的過於急促激進具體政策適當調整，與應對疫情衝擊所要求的政策取向具有一致性。當然，貨幣政策過猶不及，金融監管原則也不應偏廢，也不宜採用類似四萬億刺激時貨幣信貸天量擴張方法。
在財政政策方面，仍然需要繼續發揮基建投資的重要調節工具，同時針對這次疫情衝擊特點需更多采用直接針對企業和員工的財政政策工具。例如可考慮對受到重創的服務業如餐飲、零售、物流、休閒等行業提供專項稅收減免，因疫情停工和延長假期的中小企業提供專項稅收減免，對因為疫情導致收入損失的民工和員工提供收入補貼。鑑於這次疫情經濟影響較大需各方面分擔損失，可鼓勵具有壟斷地位的交通、水電、電訊等領域大型國企以及網絡平臺民營企業，對中小企業提供紓困補貼。
針對疫情衝擊派生的直接和間接外部影響，我們要繼續實施擴大開放和改善營商環境政策，鼓勵外資企業擴大對華投資，回應國外少數人試圖利用疫情鼓勵外資抽離的企圖。同時要在體制和政策層面採取切實措施，鼓勵國內企業加快技術產業創新，在推動國內經濟轉型升級同時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同時也需關注和評估主要發達國家、周邊國家以及新興經濟體的宏觀經濟走勢，對外部經濟形勢變化可能帶來影響做好預案。
非典疫情爆發正值世紀之交改革開放突破推動經濟成長“紅利”期，目前要創造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體制環境則需要在體制轉型方面攻堅克難求得較大突破。在討論多年的大城市戶口政策，民營經濟全面國民待遇和市場準入待遇，農地向非農利用合法有序轉移等方面，應有系統設計和突破性進展，並由此實質性提升“體制狀態依存的潛在經濟增速”。結合本次疫情預警遲滯造成沉重代價教訓涉及的社會治理不完善因素，通過改革加大媒體公信力建設，落實公民知情權和政務公開。總之，要在危中求機，讓多難興邦變成現實，就應趁勢推出一些力度比較大、能讓人眼睛一亮的系統改革舉措，在釋放有效應對疫情衝擊正能量同時，釜底抽薪地解決一段時期以來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困難，並提升我國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
閱讀更多 盧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