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著六月的驕陽，撥開齊腰的荒草，撕下黏人的蛛網，躲過嚇人的刺藤，踏著崎嶇的小路，很是艱難地來到父母的墳前。清明已過，冬至尚早，只因即將放下教鞭的我，應了南國兒孫的召喚，一段時間不能墳前盡孝，故而來向天國的父母辭行。
撥開荒草，在父母的墳前一張一張攤開黃黃的大表紙，撒上黃閃閃的金元寶，最後放上一大疊嶄新的酷似真幣的紙錢……
元寶、紙錢被熊熊的火苗舔舐著，它們連同上面那鮮豔的圖像慢慢變色、變形，然後輕盈地飛起，飛起，飛向父母所在的天國。淚眼朦朧中，父母的音容笑貌漸漸清晰……
父親行二，是村中尊者口中的“二先生”。從這些人口中，我知道祖輩們生活貧困，缺吃少穿，父親十多歲才開蒙讀書，但是他的學習非常刻苦。夏天，蚊蟲很多，夜晚讀書時，父親就將兩條腿放在大水桶裡，上面蓋上衣服，這樣，蚊蟲就咬不到了，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後來，這一直是鄰里鄉親激勵後生用功、上進的美談。
不過，這上進當時也為自己惹下不小的麻煩。一支活躍在巢南的地方武裝，經常騷擾巢北的沿湖村莊，作惡多端，我們老家人稱之為“土匪”。這一天，他們深夜摸進我們村，挨家挨戶搶東西，綁人票。苦讀後酣睡的父親也不幸成為我們村十幾個被綁的人票之一。十幾天後，經多方努力，他們才輾轉獲釋。
解放大軍揮師南下，家鄉解放。解放軍在巢城設立兵站，招兵買馬。父親讀了一點書，自然不甘心老死鄉里，一心想去外面闖蕩，好在家裡人並未拼命阻攔，所以，父親獨自趕到巢城，正好遇到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在那裡招生，便毅然報考並被錄取，成了軍醫。
後來，父親隨軍征戰，思鄉之情日甚，於是異想天開，親手毀掉了自己的美好前程，獨自吞下苦果，離開部隊。從此，這段本該燦爛輝煌的從軍經歷塵封心底，幾乎從未向人提起。
部隊裡學過醫，又是剛剛解放，人才奇缺，父親很快在南京找到工作：在棲霞醫院當醫生。
母親姓孫，出生在南京城的一個大戶人家，只是生母早逝，很小就跟著繼母生活。繼母待她不好，母親很小就要幹很多的雜活，她的左手有根手指就因為割草砍柴受傷而留下殘疾，活動不便。雖然如此，由於那萬惡的“唯成分論”，母親解放後還是屬於出身不好的一類，再加上母親家中有人在大陸解放時逃到海外，因為這海外關係，母親更是沒少吃苦。
父母同在棲霞醫院當醫生，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們這裡稱這段時間叫“艱鉅”），城市實行糧食配給，按人口，每人每天很少的量。每天，母親將領來的那點可憐的口糧配上粗糧野菜，一家大小艱難度日。後來，家裡人常常笑話我: 時常哭著嚷著“我要吃大飯”（我那時管沒有粗糧野菜的白米飯叫“大飯”）。那樣的年代，雖然我們不能餐餐吃上白米飯，但是聰慧的母親硬是沒讓我們的捱餓刻骨銘心。
那樣的年代，到處缺醫少藥，家鄉也不例外，他們得知父母在南京的大醫院做醫生，自然對他盛情邀請，多次去信去人，當時，有個瞭解父親情況的同鄉非常賣力，更是力邀父親回鄉從醫。也就在這個時候，“艱鉅”也結束了，家鄉開始分田到戶，責任田轟轟烈烈，人們心中充滿希望。如今，責任田這麼紅火，家鄉政府又在熱情召喚，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憂慮終於被那顆漸漸活動的赤子之心戰勝，於是，父親做出了人生的又一個重大決策：回家！
要求回家的辭職報告遞上去了，賢惠的母親默默地收拾行裝，準備背井離鄉，攜子隨夫，沒有等到辭職的各項手續完備，一家人就浩浩蕩蕩踏上了歸途。
故鄉敞開那滾燙的、寬厚的胸懷，擁抱著這並不得意的遊子，沒有絲毫的嫌棄。老家的醫院在黃時村，先是在村東祠堂，後來搬到村中的一個大戶人家。
父親和母親在醫院，同事大多是地方的土醫生，醫術不怎麼樣，其他方面的本事倒不小，父親本來不擅與人相處，與這些人更是難得和睦，脾氣上來，甩手走人。不久，便真的在老家那狹小的房子裡開起了診所，那時，這樣做叫“單幹”，當時它還不算是大逆不道。
父親對於自己的本職工作十分投入，工作起來不顧一切，熱情、認真的情形人所共知，我更有切身體會。大家都說父親脾氣不好，可對我們還算溫和，記憶中雖然沒有坐在肩頭的親密嬉戲，但是他並沒有打罵過我們，不過，給病人看病的時候就不一樣了，我們的任何要求，哪怕是合理的要求，他都一概不予理睬，更別說無理的要求了。
記得有一次，他給病人看病的時候，我在他跟前哭鬧，他硬是將我倒提著，拎到屋子後面的草堆前，任我哭鬧，自己去給病人看病。這種敬業精神，終其一生。因為這點，鄉親們也給予父親一生的信任，大病小病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楊先生”，雖然也遇到過個別辱罵、甚至打上門來的無賴。
在鄉下，父親是大城市來的軍醫，服務又那麼的認真負責，診所業務紅火，家裡人很高興，但是不久，就出了一件震驚鄉里的大事。也許是父親經歷過充滿血與火的戰地救護，膽量特別大，什麼病到他那裡都不是事。一次，有個人幹農活受傷後得了破傷風，那病現在都不好治，但是當時父親並不在乎，收下來住在我家，精心治療，結果很不幸，人還是死掉了。人命關天，這時，病人們原有的那點信任沒有用了，人性的“惡”徹底戰勝了“善”，開始了我們現在口中的“醫鬧”。那家來了許多人，他們以死人相要挾，提出許多無理要求，威脅要打砸，要用奶奶的壽材裝死人，還要把死人在堂屋供起來……就這樣，一連鬧了幾天，家裡人個個如驚弓之鳥。這時，以團結聞名鄉里的楊家人挺身而出了。他們擋在這些人的前面，有的唱紅臉，更多的唱白臉，硬是平息了這場風波。
家裡是不能幹了，醫院當時也沒有不要他們的底氣，父親和母親又一次進了鄉里的醫院。那時我們這裡叫花塘公社，公社就在楊家祠堂辦公。醫院也已經搬到公社所在地的上楊村，叫花塘公社衛生院。父親仍然在醫院挑大樑，仍然一如既往地敬業，努力著他的救死扶傷。母親做助產士，以她的賢惠、熱情穿梭在鄉里的每一個村莊，出沒在每一個需要的人家，無論颳風下雨，白天黑夜，總是隨叫隨到，常常住在產婦家中，小心靜候每一個來家鄉投胎報到的嬰兒降生。是啊，醫療條件落後的農村，生孩子是婦女的“鬼門關”，家鄉的許多老人至今仍然清晰的記得自己曾經的歷險，記得母親助產時的音容笑貌，向我描述的時候，一臉感激，親切地稱她“孫先生”。那時候，家裡時不時有這些人按照風俗送來的雞蛋和豬肉。不過，後來這些居然成了“文革”迫害母親的罪證。
父親治病很有些辦法，記憶中，身穿白大褂的父親手拿明晃晃的手術刀、血管鉗等醫療器械，斜著或者蹲下身子給鄉親們拔牙、開膿腫等等，那神情的專注，動作的麻利，不知征服過多少鄉親。許多鄉下沒見過的病也難不倒他。記得有個時候，小兒流行性腦膜炎很是厲害，病死率很高。前不久回村，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哥，還又一次和我說起當年被父親從死亡線上救活的事。當年的救治細節，父親和他父母說話的語氣模擬繪聲繪色，表演惟妙惟肖。
父親從事過戰地救護，膽子很大。有段時間，長江以南一帶，有許多人患上一種病，腿腫得很粗很粗，後來我知道那叫橡皮腿。還有人下肢潰爛，長年不愈。父親不知從哪裡學到一種方法，給橡皮腿割掉多餘的肉，用繃帶綁住，再將上面的靜脈結紮，給長年不愈的爛腿也結紮靜脈，竟然治好了不少人。消息很快傳開，四面八方的人趕來，一時間住滿了醫院所有病房。醫院的被褥不夠，紗布綁帶不夠，上楊村的村民積極籌措，雖然報酬很低，但是那樣的年代，大家也感到很滿足。漸漸地，居然形成相當的規模。那段時間，醫院非常紅火，規模也大了起來，父親為它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自己的名聲也大了起來，每年區裡（是公社的上一級行政單位）的徵兵體檢，父親都是體檢醫生的不二人選。只是那體檢的醫生合影和筆記本之類的紀念品沒能留下，甚是可惜。
那時的鄉村，房屋幾乎都是泥牆小瓦。泥牆是村民們自己壘起來的。我們慢慢長大，下楊村的老宅破舊狹小，於是父母做出了自己建座磚瓦房的偉大決定。
建幾間磚牆大瓦房說著簡單，但是要讓計劃付諸實施談何容易。建房現在看來也是一項偉大的工程，鄉里那時有句古話叫“與人不睦，勸人蓋屋”，可見蓋屋的艱難。父母白手起家，千頭萬緒，一磚一瓦都要勞心費力。家裡的積蓄有限，但是他們，尤其是母親，想盡了辦法，東挪西借。磚瓦、木料更是頭疼，有錢買不到，何況沒錢，難度可想而知。剛好，本鎮有戶人家賣舊房子，我們一家買不起，就和別人合夥買來平分。木料有了，磚瓦麻煩更大。磚瓦廠巢城有，但是需要有供應計劃，一般人搞不到。父親在這件事情上可以說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為家庭做出了難得的，巨大的貢獻。
父親一生除了工作，其他事幾乎很少放在心上，兒時對於父愛的溫暖記憶甚少，只依稀記得和父親睡在一頭的“蓋好，別亂動”的話語，家裡的大事小情都是母親一人操心，母親雖然也偶有怨言，但是仍然默默地為這個家做著一切，但是此時的磚瓦，母親也毫無辦法。都說天無絕人之路，父母不知從哪裡得知父親一個兒時的同學在縣城一個什麼部門，專門管磚瓦計劃。父親一生雖然從未因為什麼事求過人，但是這一次，大概也是在母親的催促聲裡，硬著頭皮，親自出馬，去到巢城，找到自己的兒時同學，順利的弄來了三間房的磚瓦計劃。老同學還將這磚瓦計劃中的磚計劃，劃撥到離家很近的下吳村磚窯廠，以方便運輸。當時，鄉村的交通條件非常非常落後，整個黃麓沒有一條公路，出趟遠門要走很遠的彎彎曲曲、坑坑窪窪的小路，去到烔煬河坐火車才行，從巢城運回磚瓦難度可想而知。
一切準備停當，開始建房。房子地址就選在醫院東面、上楊村後面的荒岡上。建房的自始至終，村裡人都是那麼熱心、盡力，力氣活隨叫隨到。他們還冒著生命危險，划著大盆，去到巢南運來建房用的生石灰，那東西見了水體積會劇烈膨脹，並且同時散發出極高的熱量從而危及生命，但是大家二話不說，踴躍前往。
印象最深的是運磚瓦，下吳村窯廠離我們村小路有幾公里，幾十人浩浩蕩蕩，用肩膀，靠雙腳，踏著崎嶇小路，一擔一擔，硬是挑回了三間瓦房所需的數萬青磚。青瓦從巢縣磚瓦廠用船運回，也是這樣從幾里外的巢湖邊一擔一擔挑回。
母親請來鄉里最好的木工、瓦工，村裡許多人為他們服務。除了匠人，其他人不求分毫報酬，我沒有印象給他們好酒好菜的招待，大家毫無怨言，好像吃到上樑那天的幾粒糖果，他們就心滿意足了。
上樑那天，木工瓦工的首領二人坐在房頂兩旁，用紅綢將精心打扮並且與頭天晚上供拜過的屋樑扯上房頂，一邊口中一句接一句地說著吉祥話，一邊將房梁小心地嵌入預留的榫卯中，同時，拿出家裡人準備好的糖果，一把一把撒向房前屋後的人群。一把糖果，聚攏一簇人群，搶到的，沒搶到的，個個喜氣洋洋。那場面現在想來，仍然如在眼前。
給我家上樑的木工師傅是司儀，那天有幾點小雨，師傅手扶房梁，聲音洪亮：“雨灑梁頭，吃穿不愁”。這句吉祥話我至今清晰記得。
可喜可賀，這祝福如今真的應驗，只可惜為此孜孜以求，勞碌一生的母親沒能見到，令人錐心。
後來，政府在上楊村的後面擇址另建。接著，信用社，食品站，供銷社先後在村後那片荒地上建成。他們要把村後荒地建成街道模樣，我家的新房就在這街道中央，自然要乖乖起身讓道。那時沒有房屋拆遷，徵地補償，違章建築，釘子戶等等這些名詞，況且，那樣的時代，父母那樣的出身經歷，不說你違章建築就算是寬大處理了，哪裡還有膽量去做釘子戶？異地另建，由村子，那時叫大聯大隊承擔選址，搬遷，重建。
看著自己心血凝成的房子被一點一點拆除，父母的憤怒、痛苦、無奈可想而知。房子拆除，建築材料一定會受損，磚瓦更是如此，哪能還得了原？房子搬到現在老屋的地址，牆未砌好，發現磚頭不夠，他們就用土坯代替。母親為此奔走呼告，大隊領導硬是不予理睬，他們壓根沒想還原房屋，只是迫於公社壓力，完成任務而已。
“文革”期間，各單位也和鄉下一樣，沒有五類分子，他們就給資產階級當權派們開批鬥會，貼大字報，刷名字上打上紅叉的大標語，戴高帽遊街，並且許多人還要自己敲鑼，喊打倒自己的口號，父母工作的醫院也不例外。鬧騰了一段時間以後，局勢也漸漸平靜了一些，誰知這竟醞釀著更大的風暴，它給父母，尤其是母親，帶來的幾乎是滅頂之災。
那時候，最高指示隨時下達，指導著鄉下每一個狂熱的子民。一句“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許多問題能夠在學習班裡得到解決”，各地的學習班就辦起來了。為表達衷心，主辦者們努力發動群眾，尋找問題，他們覺得一定要抓起幾個人，這才算響應領袖號召，解決了問題。很多地方出現了被整對象為退賠而賣傢俱、賣房，甚至自殺的情況，我們的鄰村就有自殺的村幹部。
當時，公社的領導簡單、粗暴、蠻橫，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周全，卻操弄著全公社上萬百姓的命運。學習班就是在他的主持之下開辦的。
父母的醫院也辦起了這樣的學習班。學習班一開始，父親母親就和許多人一樣，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們吃住在學習班，父親本來不擅交際，平日因為工作得罪過的那些人，自然不會放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再加上母親的出身，父親的汙點，又因為醫術，還有點“學術權威”的模樣，所以很快成為批鬥、清算的對象。
不久，房屋的牆上貼出了打倒父親、母親的大標語，罪名五花八門。父親、母親的名字歪著、斜著，並且被打上了紅色的大叉。有一次，我還看到父親被兩個人押著，低著頭，在街上慢慢地走著。那兩個人手裡拿著粗粗的木棍，那木棍一頭紅，一頭白，是干將們“文攻武衛”的標準配置。尚未成年的我們無助地看著這一切，也不明白髮生了什麼，直到現在，我們也不清楚父母在學習班裡受過怎樣的凌辱。我們不敢哭鬧，周圍的村民在那荒唐的年代也人人自危，一家人孤立無援，陷入無底的驚恐之中。
接下來是學習班對父親、母親的清算。不知道他們清算的標準是什麼，我記得他們是連鄉親們按照鄉里風俗，在生下兒女以後送來的雞蛋、豬肉，甚至夜診在鄉親們家裡所吃的雞蛋都算在其中，最後，他們算出了多少，我也不清楚。總之，算出來的這些，要父母“退賠”，那數字是父母難以承受的。
這以後，母親為了湊齊這些賠款，在學習班派人押著的情形之下，流著淚四處奔走。當時，大家都不富裕，但是，鄉親們你十塊，我五十，借了好多家，總算交上了賠款。這欠款父母用了好多年才還清，有一筆甚至到母親去世以後。
後來，學習班結束，母親雖然湊齊了賠款，但是結果還是被無情處理：母親被開除，回鄉勞動；父親被開除留用，工資降級。
母親回到了村裡。一個城裡來的柔弱女子，從來沒有幹過農活，但是，我們偉大的母親沒有向命運低頭，她外表柔弱，可骨子裡的堅韌超乎常人，這堅韌助她最終戰勝了眼前的巨大困難。
下楊村五隊的隊長大伯和許多善良的大媽大嬸們，感謝她們在我母親最困難的時候，伸出雙手，熱情接納，耐心幫助，沒有一個人落井下石。母親咬著牙，和鄉親們一道，起早貪黑，為了兒女，為了這個家，時時處處彰顯著堅韌。
我們住在上楊村，五隊在下楊村，中間有幾里路。生產隊勞動，除了上、下午，還要做早工，晚工。母親每天天不亮就要帶上早飯、中飯，一個人步行去上工。外面黑洞洞的，更難受的是早工時間並不固定。母親為了不缺工，常常早去，人家都沒開門，很多次就在生產隊的草垛頭前蜷一下，直到開工。中午也不回家，將早上帶來的飯在人家的鍋裡熱一下，再將就一餐。
隊長大伯看著這一切，就竭盡全力，上下奔走，在那人員不可流動的年代，說通了大隊領導，找到了接收生產隊，硬是將母親從下楊村的五隊調到了上楊村的一隊，免去了折磨母親的奔波之苦。
在上楊村，母親仍然努力地學習著農活。一隊的隊長和同樣善良的村民（那時叫社員）們一樣，也關心著母親。不久，母親又被送到了我曾經做過農活的大隊棉花原種場。
那裡是大隊選育棉花良種的地方，平時不需要出大力流大汗，做農田又苦又累的重活，只在旱地裡做些簡單的勞動，很是輕鬆。那裡的人大多與村中的權貴沾親帶故，因為那裡不需要做重體力活。
這些善良的老人們現在已經相繼作古，但是，他們永遠活在我的心中。願他們在天堂永遠幸福，永遠快樂！
母親一生勤勞，衣食住行首先想到的是大家，記憶中她彷彿從來沒有穿過什麼光鮮的衣服，唯一與眾不同的是一條淺色的圍巾，那是我在母親的一張放大了的單身照片上看到的。母親幾乎沒有留下照片，這張照片前幾年我還認真收藏，可惜現在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了，找了很長時間也沒有找到，真是該死。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母親在自己家裡分得的幾畝旱地、水田裡辛勤地勞作，雖然那農活她仍然很不熟悉。為了增加一些收入，改善大家的伙食，她和村裡的人一樣，養雞，養鴨，養鵝，還養起了大肥豬。豬飼料除了穀糠以外，很多時候要餵它野菜。我們鄉下的孩子沒有誰沒挖過野菜，我也不會例外。
母親一個人忙裡忙外，照顧漸漸老邁的奶奶，關心著丈夫、孩子，默默地操持著這個家，只是時不時揉著腰部，喊著腰疼。只說是慢性腎炎，也沒有引起大家，尤其是作為醫生的父親的注意。當然，那時候對於疾病的認識不足，農村的醫療條件又差，家庭的經濟條件不好也是一些客觀原因。
後來，我和弟弟分別考上了學校，母親雖然勞動累點，經濟也不寬裕，但是心裡有了希望，臉上也時常掛著笑容，籠罩在大家心頭的陰霾也漸漸散去，家庭的一切看似向著美好的方向發展著。只是，這美好竟然那樣的短暫，死神此時正悄無聲息地，一步，一步地向著母親逼近。
一九八〇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和往常一樣住在學校。那天深夜，我被急促的敲門聲驚醒。開門一看，爸爸驚慌失措地站在門外，告訴我媽媽病情很危險，要我趕快回家想辦法。這是爸爸少見的慌張，我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稍作安頓，便連忙和父親一起，跌跌撞撞地趕到母親床前。原來，在這之前，母親的腰疼一天比一天厲害，父親已經沒有辦法了。
回到家，我們手忙腳亂地將母親用村裡的手扶拖拉機送到三康醫院，醫院的病房沒有空位，母親的病床被安排在走廊。醫生很快圍了上來。不一會兒，氧氣瓶推來了，輸液瓶掛上了。漸漸的，母親喊疼的聲音也低了，次數也少了。剛剛得到一絲喘息機會的母親，看著站在病床邊的我，聲音微弱地，慢慢地對我說：“兒啊，你們回去的時候，從烔煬河把煤球買上，家裡的柴火沒了……”這聲音，直到今天，仍然清晰地在我耳邊迴響，每每想到這些，眼淚會隨之奪眶而出。自己病成這樣，還操心著家裡的柴米油鹽，在她心中，這些比她的命還重要啊！
不幸的是，在母親進入醫院的幾個小時裡，大夫們用盡各種辦法，還是沒能挽回母親那年輕的生命。
母親去世的消息迅速傳遍公社，上楊村，下楊村，以及隔壁鄰村的鄉親們，很多人紛紛自發前來弔唁。大家表情肅穆，人人扼腕嘆息，幾乎一致感嘆：好人沒能長壽。
母親的喪事是在本村鄉親的自發組織之下完成的。深秋的夜晚，寒冷異常，他們為了讓我休息，搶著為母親守靈。木工們利用我們家裡準備做傢俱的松木，連夜為母親趕製出了壽材。大家在那幾天，每天很早趕來，忙這忙那，大多數人自己解決茶水、伙食，一直到很晚才回家。這裡最忙最累的是本家的叔伯嬸孃、長兄長嫂，是他們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主動前來，勞心出力，甚至物資、錢財。我衷心地感謝她們！
母親四十二年的短暫人生，可謂多災多難。出身並不貧窮的人家，卻不受繼母待見，如花的童年缺少了陽光、雨露。揹負出身不好、海外關係的惡名，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默默地相夫教子，艱難地撫育兒女長大，實指望苦盡甘來，沒承想半天清福未享，卻遇到妖魔橫行的荒唐年代，妖魔凌辱，病痛折磨，以致如今英年早逝。拋下已經老邁的婆婆，四處碰壁的丈夫，尤其是尚未成年的子女，天堂裡的母親定當萬萬不忍！
父親一生從醫，平易近人，和藹地對待每一位前來就醫的鄉親，無論是大病小病，人們總是自然地第一時間找“老楊先生”，人們有許多關於他治病救人的故事，有一件事更是令他們折服，所有了解這件事的人，都從心底佩服父親敬業的精神和無私的品德。如今與相識的人見面，聊到父親，他們大多會不約而同地提起這件事。
醫院學習班時期的院長，當年批鬥父親是不遺餘力，大家背地裡都稱呼他叫“老不弄（輕聲）”，父親也沒少罵他。有一次，他鼻子大出血，怎麼也止不住，塞住外面，血從口裡湧出，醫院裡的其他醫生都束手無策。
緊要關頭，父親沒有絲毫猶豫，用一根棉線拴著一團棉球，由鼻腔進入，口腔出來，牽著線頭，使勁將棉球帶到鼻腔內部，終於止住了出血，救了“老不弄”一命。事後，他告訴我們，當時那樣做是想到了戰地救護中的壓迫止血。許多目睹現場的楊家人沒少批評父親，我也這樣問過：“老不弄”那麼整你，你為何救他？父親總是笑笑，只有一句“那又何必呢”。行動、語言，平靜，自然，沒有一絲遲疑，音容笑貌至今猶在眼前。是啊，楊家人說的也是事實，如若當時不那麼主動出手，讓那傢伙多受點罪或者就此死去，一切了無痕跡，別人沒有半點理由追究。
母親去世以後，父親的脾氣也慢慢的有了一些改變：與人吵架的情形少了，說話的聲音低了，語氣柔了，目光裡也多了些許的慈愛。
父親的經濟狀況一直不好，工資很低，改革開放後，鄉村醫院也一直遊走在體制邊緣，這種情形也沒有多大改觀。所以，父親一直生活在經濟拮据的陰影裡，終生沒能走出。
父親退休以後，依然放不下自己對醫療事業的熱愛，一直返聘在那越來越沒有生氣的鄉村醫院，雖然那返聘工資少得可憐，但是父親沒有絲毫怨言，仍然兢兢業業，堅守鄉村，服務鄉鄰，以一個平凡醫者的仁心，以自己的滿腔熱情救死扶傷，回饋著家鄉這片熱土，直到生命的終點。
後記：父母生活的艱難、他們的掙扎以及所受的種種屈辱，還有許多我不忍寫出，他們的醫者仁心，他們堅守鄉村，救死扶傷，對於鄉村醫療事業的付出，我也無力一一寫出。
行文至此，我要再一次鄭重的感謝，在我父母落難時，關心、幫助過他們的鄉親，謝謝你們！至於文中不小心冒犯的大小人物，只請原諒我的無心之舉，雖然我一直試圖努力放下仇恨。
最憶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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