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郭繼衛，第三軍醫大學附屬西南醫院副院長，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研究生導師，陸軍大校，首創"制生權"理論。作者也是一位汶川地震的抗災救援英雄，當時任第三軍醫大學抗震救災第一醫療隊隊長，於08年5月12日夜即率隊奔赴地震災區執行抗災救援任務，是名副其實提筆從文上陣救災的真英雄。有幸在10年前拜讀過他的這篇文章，結合當下疫情，從另一種角度看待問題，會多一些思考和啟發。
在春天到來的時候，尚無人想到一次流感會橫空出世；在春天結束的時候，被命名為A（HN）的病毒已席捲了全球。而這一切的原因並不複雜：是病毒基因變異掀起的一股兇險的、充滿煞氣的迷霧。
然而，問題還遠遠不止這些，我們還看到了因此而出現的外交上的齟齬、經濟上的對抗、金融市場的波動、法律上的矛盾、關於邊境控制的爭論、政治層面的國與國的互相指責，以及波及全球的恐慌情緒。它不是戰爭，但是已經具備了和戰爭相似的諸多特徵。它不得不引發關於瘟疫與戰爭的種種想象，並由此提出了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基因戰爭的概念成立嗎？它離人類究竟還有多遠？
瘟疫與戰爭
我們把人對人的進攻定義為戰爭，而把生物對人的進攻稱之為疾病或瘟疫。如果者進行一些比較研究，就不難發現它們有不少的類似性。當我們研究人與槍炮的戰爭之時，千萬不能忽略在人們四周，同時還在進行著另一場看不見的“生物界戰爭”，對它的忽視可能會受到更重的懲罰。
瘟疫和戰爭與災害一起，構成了嚴重危害人類演進的3個主要因素。儘管科技的發展和對疾病的認識，已使得疫病致死率大為下降，但是，從以往百年一大疫、到現在十年甚至數年大疫，疫病流行的頻度增加已成為人類面臨的艱鉅挑戰。例如，僅在20世紀就曾經出現過次世界性的疫病大流行，即1918-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1957-1958年的“亞洲流感”以及1968-1969年“香港流感”。西班牙流感造成全世界約4000萬人死亡，已遠遠超過不久之前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在21世紀到來的幾年間，我們就先後受到SARS和此次A型流感接兩次的要襲擾。
事實上，自古以來瘟疫與戰爭的關係就非常密切，它表現在：
戰爭帶來瘟疫。遷徙、戰爭和商業交往，使相對固定的人類流行病區域發生了強烈的能蕩。最早文字記載在公元前150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一種疫病傳遍埃及，死亡了大批孩子和牲畜。《聖經，撒母耳記》記載了戰爭與癌疫的關係：公元前140年以色列人與腓力斯丁人開戰時，瘟疫爆發.5萬以色列人病死。
在人類戰爭史上，常常由於軍隊的遠征而造成疾病的流行，有時這種減員會大超過戰鬥減員，使眼看就要到手的勝利功虧一簣。571年，由於天花流行，曾使包圍麥加的埃塞俄比亞軍隊全軍覆滅。1849年，包圍格林納達島同率爾人作戰的西班牙軍隊曾有1.7萬人死於麻疹傷寒，超過了戰鬥中傷亡人數的5倍。
戰爭利用瘟疫。1763年，英國駐北美洲司令派人將染有天花病菌的毯子和手帕送給印第安人領袖，大量印第安人被奪去了生命，英軍乘機佔領了大片土地。1917年，德國間諜曾在美索不達米亞用馬鼻疽桿菌感染協約國從中東購買的4500頭騾子。1940-1942年，日軍無視國際公法，在中國浙江寧波地區、湖南常德地區浙賴鐵路沿線的金華、衢縣、玉山一帶實施細菌武器攻擊，造成疫病傳播、人員死亡。
瘟疫改變戰爭。《三國演義》曾經描寫諸葛亮出兵南下與孟獲交戰，進入深山老林之中，部隊為“瘴氣”侵害的故事。1346年，韃靼人大兵直逼黑海港口，圍攻熱那亞人在那裡設立的商業據點一克法（今費奧多西亞）戰爭進行了年之久。這時，亞洲流行了一場鼠疫，從亞洲而來的給養商船把鼠疫病菌攜帶到克里米亞，造成了鼠疫在當地流行。很快，攻守雙方均棄城而逃。乘船回國的熱那亞人又把鼠疫傳到了意大利，造成歐洲2040萬人死亡，這個數字是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因而被稱為歐洲的“黑色死亡”。
在現代戰爭中，傳染病威脅依然嚴重。據美軍研究，傳染病常常會嚴重影響美軍完成任務，如腹瀉性疾病影響20%-30%海外駐軍的戰鬥力；在越南戰爭中，每100個部隊單位每年就有600個單位發生瘧疾感染；皮膚和內臟的利什曼感染在參與海灣“沙漠盾牌”行動的老兵中最為常見。即使有個人保護措施，在海地軍事行動中，登革熱感染每週在1000人中就有5.3人感染。
燈與劍：基因上升到軍事層面
5月6日，加拿大衛生部宜布在世界上首次完成A（H1N1）病毒基因測序，破譯了這一病毒樣本的基因結構，對明確病毒的來源、傳播途徑和變異情況起到重要作用要知道，直到193年，人類才首次分離出流感病毒，在此之前，塵埃、食物、動植物等幾乎所有因素，都被懷疑在傳播流感。這個重要成果讓戰鬥在世界各國抗擊A（HN1）前線的成千上萬的醫務人員為之振奮，而相對於近20年來在基因研究領域的豐碩成果而言，這只是浩瀚海洋中的一束浪花。
尤為引人關注的是，基因研究的方方面面，幾乎都蘊含著極端重要的軍事價值就像探照燈一樣照亮了廣袤的未知土地。
殺傷作用的深刻變化。HN1病毒為人們展示了自然狀態下致病作用的飛速傳播。這些特徵一旦為軍事所利用，則可出現各種距離範圍的隱性攻擊、非線性攻擊、人群（族群）攻擊、潛伏-激活式攻擊和可控攻擊等，相應的防禦手段也會出現。戰鬥力的提高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生物科技的調節。
和以往軍事變革一樣，戰略思想會因技術創新產生新的變化，戰術運用也必然隨著生物科技發展的特點和階段出現新的優化空間，人力密集型的戰爭方式顯然不再適應生物科技條件下的作戰需要，大兵力集結的場面將大幅度減少，而肉眼看不見的生物科技對抗將顯著增加。
攻擊目標的微觀突破。在以往，武器的成績單就是生命毀傷，戰爭的路線圖就是有生力量殲滅。因為戰爭機器是以一個人為最小攻擊單位的，我們不可能想象用現行武器殺傷“半個人”或一個人的“幾分之幾”。
關於基因的作戰將帶來以人的個體為最大攻擊單位的設計。以生命微觀為攻防新領域的技術手段，把人劃分為不同功能性狀，其超微殺傷精確到“基因——性狀——功能層次，甚至可以在人類基因組的30億個鹼基之中考慮對哪幾個（億分之幾）的封閉或敲除。
決策指揮的方法學變革。隨著從分子結構揭示腦科學的基本規律，智能科學的較量是空前豐富與尖銳的，生物信息成為戰場的全信息化攻防的重要組成部分。作戰行動趨向於精準要求，智力對抗、定量技術、全程調控將成為一些基本作戰原則。戰爭不再是一味追求殺傷能力，而是對生命過程的精確控制能力和綜合性征服能力。這種以生物科技為依託的全方位作戰效果考量，包括生物信息在內的全信息統籌，新型人工智能和微觀生物打擊廣泛應用的軍事行為特徵，可稱之為軍事決策指揮的生物觀革命。
戰爭操控的生物功效。當前的信息化戰爭儘管加快了戰爭節奏和提高了作戰效率，其基本作戰程式仍然是“武器→目標→毀傷（人員、裝備、設施）→喪失作戰反抗能力→意志屈服→進入戰爭結束程序”。而在未來的微觀空間，戰爭有可能是“武器→人類基因（結構一功能）致傷→意志屈服“這樣一個簡化鏈條。
同時，現行武器是按照“武器製造→武器使用→武器致傷”來操作的，作用的發揮取決於武器和人發生作用的多種可能性（致死、重傷、輕傷、未命中等等），而生物科技用於作戰，就有可能將致傷能力預置於武器之中，形成“致傷預設→武器製造→武器使用→致傷預設實現”這一程式。正如子彈和藥片的區別：子彈擊中人體才算是有效的武器，而藥片本身就已經固化了設想的生理變化。
基因之戰：預判與防範
儘管那些世界軍事強國對生物科技運用於軍事目的的研究工作秘而不宣，但是每每隔不了幾年，就會有種種蛛絲馬跡透露出來，從而為我們勾勒出一些生物科技戰爭要素的進展狀況。
正如美軍判斷：未來20-50年，將有可能出現針對基因一基因組和蛋白質組的生物科技武器（作用目標），以及針對認知和神經系統、能量代謝和體能、單一或多項生理功能特定人群的生物科技武器（作用效果）。
這次甲型H1N1流感被認為同時兼具禽流感、豬流感、人流感的毒性作用。和以往基因變異導致重大疾病流行一樣，又一次引發了對美國軍方機構正在對病毒進行基因改造的強烈質疑。美國一個記者組織的研究報告指出。去年美國已經利用印尼送交世界衛生組織的禽流感樣本，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所進行軍事用途的基因操作了。美國的軍方實驗室一直以來都在利用禽流感、亞洲流感和其他免疫系統不能識別的病毒來提升生物殺傷作用研究，並在世界一些地區試用，由美國軍方進行監控。解密文件透露，美國軍方獲得了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完整基因組，西班牙流感和禽流感、甲型病毒來自同一菌株。
也許永遠沒有證據確定此次流感和軍事幹預的關係，不過我們可以明確：一是基因改造用於軍事用途的研究是存在的；二是改造過的基因對人類的致傷作用是切實的；三是採取適當的方法將基因手段用於未來戰爭是必然的。
從毀傷效果看，未來的“基因之戰”會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初級階段可能是大殺傷範圍泛殺傷力。中級階段則是小殺傷範圍、大殺傷力。而高級階段將會是精確殺傷範圍、可調控的殺傷力。這是因為無論如何，生物科技殺傷都具有雙刃劍性質，即使作戰當時某一方有很好的防禦措施，他們也不能保證己方（包括同盟者）全體軍民都能夠得到類似的保護，也不敢斷定沒有遠期自傷效應。盲目濫用便喪失了選擇這一手段的意義。
所以，這次變異性病毒導致全球疾病蔓延，給我們敲響警鐘就是：必須建設生物科技創新體系，充分揭示基因研究的機理學、方法學和功效學；必須出於軍事戰略考慮，大力加強對基因研究的監控力度；必須設立基於國家生物安全的生命微觀邊疆建設，建設“生物盾牌”系統，確保核心生物信息資源不會向不安全領域流失；必須建設更為專業的人才隊伍，形成具有自主技術優勢特色的生物防禦力量。
甲型流感的迷靄重重，而基因之戰可能已經在寂靜之中拉開了帷幕。
閱讀更多 今朝隨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