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簡單地把疫情發生歸結於城市規模，超大城市發生疫情可能性大，是因為人口密度大和流動性大。但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疫情是否發生以及是否成為危機，取決於城市治理能力。大城市可以有大疫情，也可以有小疫情甚至沒有疫情。中國城市化需要發展超大城市，但是要大幅度提高治理能力。
治理千萬級人口的超大城市，關鍵要防範風險。超大城市的風險，包括自然風險、基礎設施或生命線風險、生產風險、社會風險和公共衛生風險等，按可能性和影響大小分為四類：可能性大影響小的“金絲鳥類型”，如日常發生的交通小事故；可能性小影響小的“小白兔類型”，如小火災；可能性小影響大的“黑天鵝類型”，如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性大影響大的“灰犀牛類型”，如重大環境汙染。治理能力升級是要應對大風險，特別要防範“黑天鵝”變成“灰犀牛”。
這次疫情充分暴露了中國城市發展3.0與城市治理1.0的矛盾。城市發展從1.0到2.0再到3.0，分別是單個城市、有中心城區的都市圈，以及多個都市圈形成的城市群；城市治理從1.0到2.0再到3.0，分別是科層制的城市統制、市場化的城市經營和扁平化多元主體參與的合作治理。
現在的矛盾是城市治理跟不上城市發展。用低版本的城市治理管控高版本的城市能級，就會面臨能力貧困的挑戰。要通過這次疫情，真正找到短板，為城市治理版本升級提供新思路，其中的關鍵是梳理疫情的發生和防控，搞清楚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專家、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把短板補上去。
中國的城市治理模式，可以用五星紅旗作為隱喻。大星是政府組織，小星是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如果只有中間的大星而沒有周圍的4顆小星，就是決策鏈長、單一的城市管制模式；而只有周圍小星沒有中間大星的主導，也不是有效的城市治理模式。治理能力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大星、小星互相之間的信息與管理，既要有自上而下，也要有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是國家機制，自下而上是社會機制。中國城市治理3.0的核心是政府統籌、上下合作的模式。其中，政府起到指揮者、安排者的作用，社會起到參與者、合作者的作用。
我在參與研製“上海2035”城市總體規劃時，曾提出認為“韌性之城”的含義高於“綠色之城”。因為“綠色之城”講的主要是資源環境問題，涵蓋面較小，而“韌性之城”包括防控自然風險、安全風險、生產風險、疫情風險等所有特大城市可能遭遇的風險。所謂韌性，就是在受到意想不到的重大沖擊後，城市可以迅速恢復，回到原來的正常軌道。如果一座城市沒有韌性，就缺乏抗風險能力。這次新冠疫情，證實了韌性城市的重要性。
上海對標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都把“韌性”作為主要目標之一。首先是城市的“易感性”如何？這是城市的免疫力，即在風險面前，城市是不容易受到衝擊還是不堪一擊。其次是城市的適應性，即應急駕馭能力怎樣？重大事件或風險發生後，是否有應急機制幫助城市渡過難關，儘快恢復正常。
應對城市重大風險，事中的應急管理是重要的，事前的預防管理更重要。在疫情中，10天建成隔離醫院很重要，而在超大城市預先建設“小湯山型醫院”更重要。這就是韌性城市的特點：低易感性、高適應性。上海這座城市在防控上“硬核”，是政府部門、專業人員和老百姓三合一的“系統性硬核”，而不是其中一個方面。上海的城市管理有章法，不僅表現在日常的瑣碎中，更表現在疫情這樣的大風大浪之中。
城市治理得好不好，治理體制當然重要，而人更是關鍵。這次疫情中，絕大多數上海市民體現了高素質，說不出門就不出門，碰到事情絕對有自律，而且發動起來自下而上守護社區，成為城市有韌性的社會末梢。還有像2019年全市推行的垃圾分類，市民們充分配合，乾溼垃圾分得清清楚楚，確實不簡單。上海人當然包括各種各樣的新上海人，他們不是那種口是心非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不是毫不利己的可敬的利他主義者，而是拎得清大河有水小河滿、利他利己可以兼得的實在主義者。
（作者系同濟大學特聘教授、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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