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樂章”的詩篇
“大武樂章”用詩幾首？
《禮記》中曾記錄孔子關於詩在禮樂中起何作用的一句話，叫做“歌以發德”。意思是：歌唱可以明確宣示禮樂含義。要理解“大武樂章”的內涵，可以“發德”的詩篇當然有同樣的意義。惟其如此，歷來關於“大武樂章”的詩篇才那樣說法眾多。
在註解上，把《左傳》和《禮記》的記載與《詩經·周頌》的詩篇聯繫起來的，就筆者所指，是朱熹的《詩集傳》。
之前，在漢代的《詩經》註解中，基本看不到有哪位學者將《左傳》和《禮記》的記述與《周頌》的詩篇聯繫起來考察過。到北齊時期，有一位名叫熊安生的儒生說過一句：《禮記·祭統》所言之“武宿夜”，即“大武之樂”（見孔穎達《禮記正義·祭統疏》引）的內容。不過只是這樣一說。
到朱熹作《詩集傳》，才把《周頌》的《武》《賚》《桓》與《左傳》有關楚莊王的說法聯繫起來，加以解釋。他這樣做，實在有開創之功。還有一點也很可貴，朱熹在解釋《桓》時說：“篇內已有武王之諡，則其謂武時作者亦誤矣。”意思是，詩篇中出現了“武王”這個諡號，那麼詩篇肯定不能作於武王在世時。後來的證據表明，朱老夫子這樣說也是對的。
在研究《詩經》方面，過去許多學者瞧不起宋人的研究，這些學者自以為懂得訓詁學，而朱熹在這方面不如他們。其實，宋代學者不少的新提法，都為後來研究所承接延續，例如“大武樂章”的問題就是。
在宋代，還不止朱熹一人注意到這個問題，與朱熹時代相同而稍晚的王質，在其《詩總聞》中也提出了相同的問題。不過，也是從王質開始，不再沿著《左傳》所提供的“大武樂章”用詩為《武》《賚》《桓》三篇的思路，而是在三篇之外，另尋其他詩篇。
這一點，同樣被後代學者延續。例如明代學者何楷在其《詩經世本古義》中，就照著《左傳》和《禮記》關於《大武》樂有“六成”的記載，向《周頌》中按圖索驥，非要找出“六首”《大武》所“歌”之詩，以湊成《禮記·樂記》所說的“六成”之數。《大武》用詩問題開始變得紛紜複雜。
何楷之後，討論《大武》用詩的，還有晚清魏源的《詩古微》、龔橙的《詩本誼》，近現代則有王國維《周大武樂章考》、孫作雲《周初大武樂章考實》、高亨《詩經今注》、陰法魯《詩經中的舞蹈形象》、王玉哲《周代大武樂章的來源和章次問題》、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等，加起來不下十餘家。
這裡讓我斗膽說一句，王質以下的許多家說法，沒有一家是可信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根本的原因是思路不對頭。
“大武樂章”按照《左傳》和《禮記·樂記》的記載，是有“六成”，可舞樂有“六成”，歌唱的詩篇就一定有六首（個別學者如孫作雲，相信樂章只有五首；另外，陰法魯則認為第五成詩篇今已缺佚）嗎？
以現在的戲曲為例，有些武打的表演，只有樂器伴奏，根本無需唱詞。這樣的道理，很遺憾，王質以下的老前輩沒有多想，就向《詩經·周頌》現有三十多首詩篇中去找《左傳》所言之外的三首或兩首。這樣一找，每一位找出的結果可就有點五花八門了。像《周頌》的《時邁》（楚莊王很明確是把這首詩與“武”分開來講的）篇、《昊天有成命》（《國語·周語》明確說詩篇是頌揚周成王的）篇以及《酌》《般》《維清》等篇，都被拉來湊數了。
講到這裡，我想對一般讀者而言，該有點“頭大”的感覺了。所以，不能再一一細說上述諸家之說所以不對的理據了。其實，要驗證諸家說法的不合理，也不難，只要將上述諸家的說法，亦即將他們所承認的《周頌》詩篇一一放到“大武樂章”的具體情境中去逐一考察一下，其齟齬難合的情況馬上就顯露出來了。
比如《禮記》說樂章已經“始而北出”“再成滅商”了，可是看有的學者所“找出”的詩篇，卻是表達周人祖廟祭祀祖先內容。就是說，若按他們的舞樂用詩的理解，周人在滅商這樣的進程中，還要大老遠回到祖廟祭祀。哪有這樣的事！
總之，說來說去，不如回到《左傳》所載楚莊王那段話這一文獻原點：既然楚莊王說周武王所作之“武”只有《武》《賚》《桓》三首詩，那麼，就應該相信，原本“大武樂章”的歌唱，也就只有楚莊王說的三首，如此而已。下面，我們就按用詩三首的思路，還原一下“大武樂章”的用詩情況。
“大武樂章”如何用詩？
《大武》首章之詩是《周頌·武》。上引《樂記》的材料說，舞樂演出是“始而北出”，最後又有“總幹而山立”的造型。還原當時的演唱，筆者以為“總幹而山立”的造型完成之後，馬上就是歌聲，唱的就是《周頌》的《武》：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
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
耆定爾功。
篇中的“爾”字，可以指天，也可以指周家的祖宗神靈。下面會談到，“大武樂章”首先在成周雒邑“離上天最近的地方”演出，這時詩篇中的“爾”，就指的是上天。若是回到周家祖廟演出此詩，“爾”就可以指祖宗之靈。還要說明的，這首詩應該是舞樂中的音樂人員演唱的。“無竟維烈”意為“無上的功烈”，是指武王克商而言。“允文文王”則表文王之德，“允”的意思是“實在”。“嗣武受之”是說武王繼承了文王的志業。
從《禮記》記載看，《大武》首章演出速度較慢，與“再成滅商”形成鮮明對比，孔子認為是因為周師“戒備”，“病不得其眾”，“恐事不逮”。“總幹而山立”應該是第一成結束的造型，象徵周人及其聯盟者的萬眾一心。這一造型完成時，《武》的歌聲響起。歌聲讚美武王，再回溯性地讚美文王開基立業，之後又回到對武王的頌揚，曲折跌宕，有條不紊。
再來看《賚》的演唱情況。《樂記》言樂章：“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滅商”“發揚蹈厲”通過舞蹈就可以表演了。“三成而南”即表達周人軍隊南下，則需要有歌聲“以發德”。這時候應該唱的是《賚》，其辭曰：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
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時周之命，於繹思。
此篇是緊接上一篇《武》而來的，《武》說“嗣武受之”，說武王繼承文王基業，此詩開始便說“我應受之”，正是承上而來，“我”是武王的口吻，表達的是武王之志。武王或者扮演武王的人在左右大臣的擁護之下，手持象徵權力的斧鉞，做出向四方砍伐的動作，以此宣示盛威天下。
歌這首詩篇十分合適。“三成而南”與二成的“發揚蹈厲”不同，它不是群體舞蹈，而是周王或他的扮演者的獨舞和歌唱。此時周師繼續南下，武王或他的扮演者上場，高歌《賚》篇，向周家南下之師發佈進軍命令。同時，也是向天下人宣稱，周人進軍只求天下和平。
第四成猶如後世所謂“過場戲”，以舞蹈形式表演大軍南進，攻取南疆。第五成也是以動作、鼓樂為主，演示周公、召公的分治。
最後來看看《桓》。《樂記》言“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到第六成，“南國是疆”攻伐完成之後有一個動作，即復綴，舞者復位。此時，諸侯尊崇天子，歌聲再一次響起：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
於以四方，克定厥家。
於昭於天，皇以間之？
這是第六成即“亂”的部分歌詠。舞者退回到原來位置，簇擁在周王身邊，與第一成中的“總幹山立”前後照應。繼而音樂進入最後的“武亂皆坐”。在這樣的時刻，“綏萬邦”的歌聲響起，音樂人員合唱《桓》，盛讚豐年，盛讚周家膺承天命，永世太平。“婁（屢）豐年”，與《左傳·僖公十九年》載“昔周飢，克殷而年豐”相吻合。
中華書局2019年出版
欄目主持人 李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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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編 李錦若
收聽李山《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大本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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