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北京大學發佈一組數據：全國現在約有2.3億人在幹個體戶，佔全國就業總數的28.8%；全年營業額達13.1萬億元，佔2018年全國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34.4%！個體戶，一個現在已經不太常見的詞彙，如今佔比如此龐大。不過，40年前剛出現的第一批個體戶時，卻是另一番場景。
從丟人現眼到惹人羨慕
“個體戶”這個詞，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人們的腦海裡紮根。最早的個體戶做的大多是街頭巷尾的小營生，這個職業也很難算得上光鮮。不過，就是這群“吃螃蟹”的人，藉著改革開放的浪潮，掏得了第一桶金，也趟出了一條新路。
在哈爾濱，擁有001號個體工商營業執照的老鄧，是冰城首批“萬元戶”，也是一代人勤勞致富的真實寫照。本報記者瞭解到，老鄧名叫鄧振發，人稱鄧鈑金，山東萊州人，十幾歲便隨父母來到哈市。鄧振發早在1956年便學會了汽車修理。
1976年，37歲的鄧振髮結婚了，那時他在先鋒水泵廠當司機，每月工資80多元，但是妻子沒有工作，家裡上有老下有小，日子過得很緊巴。空閒時，他拎著修車工具，到國營汽車配件商店外面“蹲守”，攬點私活兒。“那時候確實賺了點兒錢，但也沒少被罰。”他說。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老鄧跑到工商部門，領了工商營業執照。“我進了工商局的門，才知道自己是第一個領執照的。”從此，這張執照照亮了鄧振發的創業路。此後，冰城個體戶像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鄧鈑金有了底氣，放開手腳大幹起來。一輛皇冠車機器蓋合不嚴，老鄧查看之後對司機吹起了“牛”：“兩分鐘修好，兩百。修不好，我給你兩百。”只見老鄧把機器蓋子打開，“嘎巴”掰了一下，然後往下一合，嚴絲合縫！
老鄧笑稱：“都說我一錘子能掙出一隻‘燒雞’，你說這一下掙了多少隻？”老鄧也成了最早的一批“萬元戶”。由於修車技術好，信譽好，還經常力所能及地回報社會。老鄧曾當選為勞動模範，還成為政協委員。如今，非公有制經濟已佔到“半壁江山”，而隨著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壯大，如今“百萬元戶”、“千萬元戶”也並不鮮見，“萬元戶”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市民孫女士的母親是最早一批承包國有商場攤床的個體戶。她對本報記者回憶說，她出生於1982年，在她剛有記憶的時候，姥姥就在商場外面做點小買賣，冬天賣糖葫蘆，夏天賣茶葉蛋。有人來管，端起鍋或者扛著扎滿糖葫蘆的杆子就跑，要是被抓到了，就認倒黴，抓不著就繼續賣。姥姥就靠著這種打游擊的方式，硬是給二舅三舅和老舅攢下了結婚的錢。
不過，這幾個舅舅並不領情，如果大老遠地看到姥姥在街邊賣東西，都繞道走，因為當時認為沒有能耐的人才幹個體，那都是沒有出路的無奈之舉。有點本事的要麼去當兵，或者找個正經工作。“我小時候倒是沒有太深刻的印象，只是覺得姥姥和姥爺製作茶葉蛋或者糖葫蘆的時候，能跟著吃，但是舅舅們幾次和姥姥吵鬧，不再讓她去街上賣東西。”
後來孫女士的母親單位經營不善，也沒有了工作，就想著做點小買賣。那時國家已經鼓勵個體經營者了，有文化的母親特意去辦了營業執照，在商場裡做食品專櫃。“我記得那是1988年左右，一年時間母親就賺了6萬元錢。要知道，有正經工作的父親，當時一個月工資才400元錢。只用了一年，我家就成了萬元戶。”
“十億人民九億倒”的年代
“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成長在二十世紀80年代的青年人，對這句帶有濃厚“時代特色”的打油詩，應該都不陌生。當時大街小巷流行的稱謂“倒爺”，說的正是“個體戶”。雖說表面上有著“改革開放第一撥創業者”的驕傲頭銜，實際上當時卻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個體戶”這個詞，在當時人們的印象裡，貶義的成分更多一些。
1981年開始幹個體的徐先海回憶說，剛開始家人個個反對，他們覺得幹個體太累，而且怕有政治風險。“我的親朋好友也都不支持我。那時候是改革開放初期，做個體行業的人還不是太多，親友為我擔心，‘你不怕別人說你是挖社會主義牆角？’我說：‘我不怕，國家都改革開放了，有什麼好怕的？’我每天都開著小拖斗車，帶上工具和配件，輪流到附近的學校和小區，為居民修單車、挽鍋底和配鑰匙。”
雖然在部隊修過槍炮，在地方鐵路部門又修過火車頭，但是剛乾個體時也是困難重重。“我記得第一次幫別人配鑰匙時，那時還沒有機器打磨匙孔，我是用鑿子一點點地磨出匙孔的。由於技術不熟練，配一把鑰匙竟花了幾個小時，佔用了別人好多時間。我不好意思要他的錢，好在對方也沒怪我，我就當是自己給自己交了一次學費。”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是徐先海生意最紅火的時候，雖然配一把鑰匙只掙幾角錢，但找他配鑰匙的人很多。“當時，很多家庭都燒蜂窩煤，鍋底很容易壞，所以找我換鍋底的人也很多。我的生意越來越紅火，生意好的時候一天能掙幾十元甚至上百元。幹個體沒幾年，我就成‘萬元戶’了，算是有錢人了。但是當時環境還是比較保守的，我也怕露富。所以每當別人笑著問我：老闆，現在是‘萬元戶’了吧？我總是推託：哪裡哪裡，哪當得上‘萬元戶’？但聽著別人叫我‘老闆’，我心裡還是樂滋滋的。”
家裡的生活隨之大大改善了，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的住房也改善了，還花700元買了一部相機，這在當時可是奢侈品。手裡有點錢後，有空我就帶小孩去北京等地旅遊，平時吃得也好了。到了80年代後期，我要了一個固定攤點，生意更好了，日子也越來越好。後來，我經常到學校和小區搞義務修理，平時看到有殘疾人或年紀大的顧客,我也不收他們的錢。想起我以前吃過的苦，我就覺得能幫一點別人就幫一點。我還獲得過工商部門評選的‘先進個體勞動者’稱號。”
個體戶，一個時代的縮影
從全國範圍來看，第一個有執照的個體戶是章華妹，1980年12月11日，當時只有20歲的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領到一張營業執照——工商證字第10101號，成了中國領證的“個體戶第一人”。她回憶說：“說實話，那個時候個體戶女孩子，連找對象都困難，錢掙得多，但是抬不起頭來，根本不敢跟有工作的比。”
章華妹的一些同學看到她做買賣都覺得害臊，甚至他們路過章華妹的家門前時都會把臉轉過去。章華妹那時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人會不會找上門來。曾因擔心幹個體行業是“挖社會主義牆角”，章華妹哪怕再累，都不敢僱人，當時人們的思維定式是——僱工=剝削人。從拿到營業執照開始，再到1981年7月的“官方認證”，溫州小妹章華妹終於覺得做個體戶是“堂堂正正”的了，再也不用擔心“投機倒把”了。
本報記者瞭解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0萬回城知青和城鎮失業大軍,令中國經濟一度走到了窘迫的境地。改革開放“春雷乍響”,開放個體戶創業,解禁鄉村家庭工業,恢復城鄉小商品市場,第一批“個體工商戶”橫空出世，成為見證“中國奇蹟”的特殊群體。而扯掉“無業遊民”的帽子，最早富起來的“萬元戶”，後來讓人羨慕不已,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升級為中國第一批民營企業家。
“個體工商戶”作為改革開放初期的產物,看似是民營經濟的“襁褓幼嬰”,卻將中國經濟列車推入了“高速騰飛”的市場經濟快車道。在制度並不完善的環境之下，個體私營經濟“摸著石頭過河”,在經濟大潮中經歷了沉沉浮浮。
1981年，知青周國忠開始擺攤，售賣的是針線、襪子等小商品，也曾感覺到某種意義上的羞恥。“每次有熟人走過我的攤位，我還會下意識地用報紙擋著臉。”但就連他自己也沒有料到，剛開業頭幾個月，他的小攤每天能接待上千個顧客，從早到晚，門庭若市。他自己每月都有上千元的收入，是廠裡工資的幾十倍。後來無數個“章華妹”、“周國忠”在全國湧現出來。正是“萬元戶”的出現，徹底在思想觀念上扭轉了章華妹、周國忠曾感受到的那種“個體戶低人一等”的社會歧視。
改革之初，第一批個體戶們靠著“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在歷史的縫隙中，尋找並實現著他們的夢想；靠著“三更燈火五更雞”的勤勞，在商海的搏擊中，演繹了一代創富者的傳奇。他們的經歷無論是曲是直，結局無論是悲是喜，作為一個時代的縮影，從一滴水中我們總能看到的是燦爛的陽光，是日新月異的世界。
本報記者 畢嘉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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