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是中國書法史上變革最大的一段時期。自商周以來流行的古文字系統 在這一時期逐步轉變為以小篆和隸書為主的今文字系統。
書法字體中的篆、隸、楷、行、草都是依託於這一套系統發展起來的。而這種轉變的基礎，首先是基於書寫的實用性。
春秋戰國時期，文字繁雜且不甚統一，每一個國家都有著自己的通行文字。這種情況非常不利於一個大帝國內部的統一。在這樣的背景下，秦朝制定了一系列關於文字的規範。其中小篆與隸書因字形簡便，方便書寫，在社會上被廣泛使用。
從這一事實中可以看出，文字的出現與演變，最初是為了滿足社會的實際需求。而草書的誕生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從書寫意願出發，草書可以被分為自發性書寫與自覺性書寫。
自發性書寫指的是在書寫隸書或篆書時，因實際需要，無暇工整嚴謹地書寫，因此出現了連筆等現象，是一種下意識的行為。即雖然出現連筆等類似於草書的特徵，但是大體上仍然是草率的隸書或篆書。
這種情況，只能稱之為“隸書或篆書草寫”，也可以籠統地稱之為“漢代草書”。
東漢初期的簡牘《神鳥傳》（圖1）、《永元兵物簿》（圖2）中，有許多這種現象。
圖1：《神鳥傳》，竹簡，江蘇連雲港尹灣漢墓出土
圖2：《永元兵物簿》，竹簡，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而自覺性書寫，則是書寫者有意識的書寫行為。在東漢出現了齊相杜操使用草書上奏並得到漢章帝的讚揚，特許使用草書上奏的事例，
學者崔瑗也開始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評判草書這一字體。在杜、崔二人的大力推廣下，出現了“西州草書流派”這一專精草書的流派，並被稱為“書法史上出現的第一個流派”。這對於草書發展史來說，是一個空前的轉變，並且由此誕生了以張芝為首的東漢草書藝術家。
其中張芝被韋誕稱為“芝學杜操，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這段時期，也是草書從自發性書寫向自覺性書寫的階段，開始出現“章草”這一稱謂。
所以，草書從一種實用性的書寫方式昇華為一門專門的書寫藝術，其過程基於下層人民的實際需要和文人雅士的藝術覺醒，有著深厚的社會背景。
在書法藝術誕生的過程之中，“隸變”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字演化過程。它代表了中國文字從古文字系統轉向今文字系統的重大轉折。文字隸變的過程，反映了中國文字發展的一個總趨勢—簡化，並且這個趨勢影響了之後草書、行書、楷書的演化。
在西漢早期出土的帛書以及簡牘（如居延漢簡、武威漢簡等）之中，出現了文字簡化的趨勢，改變了篆體的縱長體勢，並且對某些偏旁部首進行了簡化，為草書、行書、楷書等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總的來說，草書的變化是基於文字簡化這一大趨勢下的進一步發展。
雖然“隸變”將繁複的篆書轉化為了相對簡易的隸書，但是由於隸書的書寫特徵， 在書寫之時仍不能做到簡單、快捷。在實際使用中，這一特點在某些使用場景（如戰爭等）中嚴重地影響了使用效果。
於是，文字在實際使用需求的推動下開啟了進一步的演化過程，可以將它稱為“隸書草化”。
張芝《秋涼平善帖》
這一階段的最大特徵是：大部分文字都進行了進一步簡化、省略，並且運用了連筆使得書寫速度進一步提高，但保留了隸書的波磔等特點。可以說是隸書的進一步演化。
而到了東漢中期，在如杜操、崔瑗等一大批書法家的推動下，草書逐漸脫離了隸書形態，形成了一種獨立的字體。而這一時期出現的
“章草”，標誌著草書作為一門獨立的書法藝術而存在，對於草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章草是一種獨立於隸書與今草之間的特殊字體。章草相對於其他的“漢代草書”來說，更加規範工整，也具有草書氣勢連貫的特點，並且筆意方面多用隸意，但並不拘泥，具有“正體化”的趨向。
目前關於“章草”的作品，流傳較多且學界認可的作品為皇象《急就章》（上圖），我們可以從這一作品中一窺章草書法的特點。
此作品的章草寓變化於不變之中，筆畫之間有牽絲，但是各字之間並不牽連，且整體結構佈局有序，頗有法度，體現了草書在演變過程中的特點：字體逐漸簡化並且多用連筆，但仍保留傳統的波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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