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綿歷近三百年，諸帝雖賢昏不一，但都被一個共同的問題所困擾：官員們削尖了腦袋，都要在中央朝廷當官，而不願出任地方官，哪怕是擔任刺史這樣的一方大員，都不大情願。
有一個著名的例子，玄宗開元年間，揚州採訪使班景倩，被調任為大理寺少卿，途經大梁，汴州刺史倪若水為之餞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屬下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汴州地處中原，倪若水亦頗有政績，連他都認為從地方入職中央是“登仙”之事，可見當時官員對京官的熱衷。武則天時期，宰相李嶠等人在奏疏中，對這種現象有更直接的描述：
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
被任命為州郡長官，都再三披訴，那些出任州縣屬官如縣尉、判司者，自然更是嫌棄，韓琬《御史臺記》雲：
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京尉為人道，入畿丞為苦海道，入縣令為畜生道，入判司為餓鬼道。
這是把畿縣縣尉可能升遷的職位，以佛家六道來品評。“判司”乃州府屬官，按理說，從縣級屬官升為州府級屬官，本來應屬喜事，但卻被視為“餓鬼道”。而即使升為一縣之主，也好不到哪去，居然稱其為“畜牲道”。可要是升為京官御史、評事，便屬於成仙成佛。其重京官輕外官的傾向，再是明顯不過。
事務繁雜，業績考核難以達標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雖非一端，但根本而言，在於刺史、縣令作為州縣長官，事務較京官遠為繁雜，“業績”考核不容易達標。刺史縣令的工作，包括徵稅，分配徭役，維持州（縣）內法紀治安，主導州（縣）的大型建設工程，教化百姓，興學勸善等大小事務，甚至有些突發性的，臨時性的事，比如州（縣）發生叛亂，他可能還要帶兵作戰。
如此繁雜的事務，使不少官員自感難以勝任。韋應物從比部員外郎，出任滁州刺史，便說自己“一從守茲郡”，便“兩鬢生素髮”。杜牧被宰相李德裕排擠，從史館修撰外放為黃州刺史，他在上呈給皇帝的謝表中，表示刺史“專斷刑法，施行詔條，政之善惡，唯臣所繫”，所以“一自到任，憂惕不勝，動作舉止，唯恐罪悔”。但他做京官時，卻是整日“優遊無事”。其間的差別，不言而喻。
考核刺史、縣令業績的第一標準，便是看戶口有無增加，賦稅能否按中央預算足額上繳。而玄宗開元四年（716）十一月敕明確指出，人們不願任縣令的重要原因，便是業績考核難以達到上考，導致升遷機會少。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唐代許多刺史縣令，為了增加戶數，收足賦稅，不惜使出各種歪招，或把逃亡課戶的欠稅額，攤徵於其鄰里之間，“有析戶以張虛數，或分產以系戶名”。這也顯然說明，無論是增加戶口，還是完成賦稅目標，均不容易實現。
至於更被人輕視的州縣屬官，官卑職低僅是一方面，根因在於這些官職屬於臨民官，要與百姓打交道，在崇尚職清事閒的士人眼中，屬於髒活累活。比如縣尉，得看押刑犯，傍晚時還要清點人數，甚至“鞭撻黎庶”。李商隱、高適正是受不了這樣的縣尉生涯，索性辭職不幹。
而同為九品小官的校書郎，卻只需要在京城的書庫中校校書，工作清閒無比。白居易擔任校書郎時，他可以“朝從直城出，春傍曲江行”，“終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孰為寫意？
談“瘴”色變
需要注意的是，在整體“重內官，輕外職”的情況下，唐人又尤其害怕到嶺南、黔中等南方地區為官，此又別有癥結。
就唐代廣大南方地區來說，除了東南沿海部分地區外，長江以南大部分地區開發不足，自然生態環境惡劣，不僅溼熱，還有所謂的能致人病的“瘴氣”，最是令人們聞之色變。
貞觀初年，太宗任命盧祖尚為交州都督，盧祖尚害怕“嶺南瘴癘”，認為“去無還理”，無論太宗如何勸諭，堅決不去，結果惹怒太宗，被斬之於朝。貞觀九年（635），李道興為交州都督，“以嶺南瘴癘，恐不得年”，最終竟憂懼而死。這雖是兩個極端的例子，然嶺南等地官員因“瘴癘”而請求調任或辭職的記載，實是指不勝屈。
不歷州縣，不擬臺省
“重內官，輕外職”帶來的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地方官選任困難，實際去地方任職的人，要麼能力不行，或者是受到處分的人，正如唐中宗時宰相韋嗣立所說：
京官有犯罪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
地方官能力不行，必然治理不善，這對王朝的統治來說，其後果有可能是災難和毀滅。針對這一問題，唐太宗極其重視，親自選擇有能力者出任刺史、縣令。武則天則接受宰相李嶠建議，派出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20人以本官檢校刺史。
但這些辦法，最多隻能讓一些州縣能治理好一點。因為最大問題在於，在重京官輕外官的風氣之下，人們一旦佔據京官位置，便會想方設法一直在京官的範圍內遷轉，而中央的職位總是有限的，這使得地方官很難遷入為京官。因此，要想解決重內輕外的風氣，就必須為地方官升遷為京官提供製度上的保證。
開元三年（715），左拾遺張九齡上書提出了一個制度性規定的建議，這就是《新唐書·選舉志》裡概括的“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
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郎……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
這個制度說穿了，就是隻要沒有在地方官上歷練過，能力再出眾，也不能擔任尚書省或御史臺的官職。而且，不能長期只擔任京官或者地方官。
這一建議切中時弊，很快便得到玄宗的採納。肅宗時期，該制度進一步完善，建立了郎官出為刺史、縣令等地方官的機制。此後諸帝，都在不斷強調“不歷州縣，不擬臺省”這一制度。而從實際情況來看，該制度確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實。
然而即便如此，到了唐末，重京官輕外官的風氣依然嚴重。因為除了節度使，京官與地方官相比，其優越性不言而喻。出為地方官，只是迫於制度，不得不爾。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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