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学家认为：屈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文学作者”。
屈原之前有《诗经》、有《庄子》、《孟子》等诸子论著。但是《诗经》是一部作品集，只有作品没有作者；而诸子论著里写的都是作者、或者各诸子学派的思想、主张。是学术著作，但不是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要求表达的是作者个人的经历或情感，要有强烈的个人经验和情绪。
这些文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了《楚辞》中，出现在屈原的《离骚》、《思美人》、《哀郢 》里。
屈原其人
屈原是楚国贵族，17岁少年得志，被楚怀王赏识，但是也因此早早卷入楚国宫廷斗争。
在屈原生活的战国后期，秦国已经十分强大，秦、齐、楚算是当时最强的三个国家，如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楚国内部就面临着“亲楚”还是“亲秦”两种外交路线的选择。
屈原是“亲齐派”。
“亲秦派”得势的时候，屈原遭到了放逐，结果在“亲秦派”的积极主张下，楚怀王中了张仪的计，被扣押、死在了秦国。
楚怀王的死标志着“亲秦派”策略的失败，屈原这样的“亲齐派”以为看到了政治曙光。结果，此时的齐国却因不愿意得罪秦国，拒绝与楚国联合，新上任的楚襄王只能继续把“亲秦”的路线一条路走到黑。
再次失势被放逐的屈原彻底崩溃了，于是投江自杀。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
“屈原放逐，著《离骚》。”
并且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刘安的《离骚传》：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很明显，司马迁有以屈原自比的意思，因为关于《离骚》的成文年代也还没定论。
所以，如果只把《离骚》看做是表达作者怀才不遇的忧思、愤恨的作品，就很理解《离骚》的文学性，很难理解屈原，进而很难理解以《楚辞》为代表的楚国文化。
自由的楚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很像是一个班级，周天子是班主任，各诸侯国是学生。
众多学生中有两个格外“与众不同”：一个是在西边，大概现在陕西位置的秦国，另一个是南边，现在湖南、湖北那一片儿的楚国。
这两个国家处在中原文明边缘，文化、风俗、甚至语言和文字都和中原国家有很大不同，所以一直受到其它国家的歧视。
秦国本着西北人的务实精神，忍辱负重，积极向其他同学靠拢，学习中原文化，争取各国承认，然后回家关上门默默努力憋大招。
而楚国则不同， 楚国的态度很明确：”你们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们呢！“
《史记.楚世家》里提到两件事：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谥号。”……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亲或相杀。
熊渠是楚国早期领导者，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已经没有什么威信，但是各诸侯表面上还是要遵守封建规矩，出兵打另一个国家要有正当理由，但是楚国完全不理这一套，连基本的谥号制度也不遵守，一句“我蛮夷也”，彻底放飞自己。
“你们不是说我是蛮夷吗？那我就蛮夷到底。”
这种异国心态，让楚国获得了不受约束的自由。
这种自由清晰的体现在楚国的文化里，反应在了《楚辞》中。
情绪化的《楚辞》
对比《诗经》和《楚辞》，只看文字的长短、排列、用韵方法等，《楚辞》就明显比《诗经》活泼的多、也复杂的多。
《诗经》主要是四言，但是《楚辞》中大量穿插的”兮“字让诗句出现了变化更大的长短句，诗歌文字开始从四言向五言、七言过渡，为汉朝的乐府诗以及后来的律诗做了准备。
而在内容方面：《诗经》描写了兄弟情、爱情、宾客雅集、庙堂风俗等，但是三百多首诗写的基本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虽然有对自然的描写，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但是自然出现的目的是为了“比”和“兴”，被比拟或隐喻的是“有位伊人、在水一方”，还是人世间的事，。
《楚辞》就不一样了，《楚辞》里出现了大量的鬼神等超出人世范筹的东西，《九歌》中包括《湘夫人》、《湘君》、《山鬼》等九篇都是以神或鬼来命名，描写的都是楚人的神话世界，语言充满戏剧性；《招魂》更是写了大量和死亡共处的经验，这在同时期其他国家的作品中是看不到的。
我们现在回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会觉得他们的行为有点极端，要么就动不动自杀，要么就主动去送死。
但是这些极端的人的感情是稳定的，他们事先经过了深思熟虑，不会哭天抢地、悲痛欲绝。程婴、子路、荆轲这些人都有着明确的信仰和自控力，他们没有极端的情绪。
比较起来，《楚辞》中展现的楚人的精神世界则是一种要么癫狂、要么狂喜、要么抑郁的极端情绪，和冷静、克制的周文化形成强烈对比。
楚文化中的鬼神世界
楚国文化中保留了大量的殷商文化。
周朝建立之后并没有完全消灭商人的势力，而是让一大批殷商遗民搬到了宋地，因此宋国就继承了商朝“鬼气森森”的文化气质。
而楚国因为距宋国很近，就自然吸收了大量的宋国文化。
同时，因为楚国地处中原边缘，相对隔离的地理位置让楚人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风俗。
在商人的世界观里，除了人生活的世界外还有一个鬼神的世界，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雅典娜等天神一样，在商人的鬼神世界里住着死去的祖先，各种掌控自然的神，他们操控者人世的一切。
所以商人喜欢占卜，喜欢在青铜器上刻很多复杂的铭文，喜欢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思考另一个世界的问题。
而周朝的文化专注于现实人世，重视人伦社会的运行法则，重视宗法亲族秩序。
孔子说：
“为之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祭神如神在”！
这就是周文化的态度：理性、自控、关怀现实和人间秩序。
我们想到春秋战国时期，总是先想到诸子百家，但是却常常忽视这段时期南方和北方巨大的文化差异。
南方的文化中，不管是来自宋国的《庄子》，还是来自楚国的《楚辞》，作品里都充满了丰沛的想象，和对未知万物的极大热情：
云中君是“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湘夫人是“美要渺兮宜修，沛吾乘兮桂州。”
是“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我们现在看到的《楚辞》是经汉代编辑后流传下来的版本。
在汉帝和景帝的时候，研究《楚辞》一度是门显学，这和文、景两帝时期崇尚道家有直接关系，《楚辞》中大部分篇章是屈原作品的想法也是那时候固定下来的。
但是《楚辞》的来历很复杂，绝不可能是屈原一个人的创作，而是整个楚国文化的代表。
可以说，没有特殊的楚文化，就不会有屈原的成就。
我们通过《离骚》、通过《楚辞》、通过屈原了解到了一个和周文化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
那个世界里有强烈的情绪、浪漫的好恶，有恣意汪洋的想象、奔放自由的个性；那个世界在“礼”中浸的没那么深，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离骚》中那种上天入地，不断追问，不断求索，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强烈的、近乎抑郁症患者式的情绪，不是一种理性的爱国或政治抱负幻灭后的悲愤，而是屈原感性的、个人精神的极端表现。
所以，如果看不到屈原浪漫、夸张的、个性化的情绪，只把屈原定义为“爱国主义诗人”，该是对他多大的误解。
参考：
司马迁《史记》
杨照：《将给大家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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