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緊縮與崩壞的社會
自疫情爆發以來，意大利感染總人數為20603人，死亡1809人，死亡率高達8.7%。意大利衛生部的統計數據顯示，58%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患者年齡超過80歲。儘管意大利為全球老齡化程度第二高的國家，但相比起老齡化程度相近的德國和日本，意大利的死亡率高得離奇（德國死亡率為0.2%，日本死亡率為2.8%）。
事實上，高死亡率凸顯出意大利醫療體系瀕臨崩潰的現實處境。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衛生政策與專業研究中心主任艾倫·卡羅爾（Aaron Carroll）在一篇發表於紐約時報的文章中描述道：“醫生被迫採取不可思議的方式分配護理資源，必須選擇治療誰、放棄誰。換言之，他們必須選擇讓誰死。”
意大利的醫療系統曾在2000年被世界衛生組織評為全球第二，20年時間內，它走向崩潰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那些與意大利處境相似的國家，它們的應對方式又帶來怎樣的啟示？
▌不斷緊縮的資金
意大利帕多瓦大學人權中心的博士生黛·法珂（Rossella De Falco）曾撰文警告意大利社會，負擔不起的醫療是意大利全國性的新現象。她回顧歷史文件和統計數字得出驚人的結論，截至2015年，五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沒有醫療保險，而因為預算的連年刪減，這一數字也並不精確。
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後，意大利政府連續八年收緊財政支出，除了取消承保公民、外國居民和移民的政策外，還在2012-2014年間砍除了47億歐元的公共衛生預算。因為預算的刪減，意大利在5年時間內關閉了758間病房，裁撤了5.6萬名醫生和5萬名護士。根據以色列新聞網站News1的報道，意大利民眾看診的自付額度大漲53.7%，截至2015年，有15.5％貧戶得不到醫療照護。
回顧歐洲各國的狀況，被歐盟“逼著”緊縮財政的希臘、西班牙和意大利沒什麼區別，當地民眾支付的醫療費用都高於歐盟平均水準。同樣擁有國民保健系統（NHS，National Health System）的英國，由於自80年代始於撒切爾政府的私有化、委託外部企業經營旗下醫院與自2010年開始的財政預算縮減，NHS越來越不堪重負。
根據英國衛生部下屬的護理質量委員會（CQC，The Care Quality Commission）2017年報告顯示，NHS的人員短缺率在兩年時間內上升了16％，兩年內英國的醫院床位減少了4000張，而自2012年4月以來，醫院的床位短缺情況一直處於建議水平以上。
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前，納菲爾德基金會（Nuffield Trust）的首席經濟學家約翰·阿普比（John Appleby）就已經警告，NHS歷史上最嚴峻的冬季即將到來。這並非危言聳聽，3月3日，一名服務於NHS旗下醫院ICU病房的醫生再次警告，英國只擁有約4100張重症監護病床，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英國排在第24位，顯然NHS沒有對疫情爆發做好準備。從某種意義上，與其說英國政府所宣稱的“群體免疫”措施是出於所謂冷酷的理性，倒不如說這是一向主張削減政府公共支出的保守黨政府的必然選擇。
人均醫療開支位居世界首位的美國，同樣面臨疫情全面爆發的風險。儘管總統特朗普宣佈，醫療保險公司會豁免新冠病毒治療的共付費用（co-pay），即病人需要自掏腰包的費用，而保險公司隨即澄清只是豁免病毒檢測的費用。這意味著，沒有優質醫保的病人可能動輒花費數千美元的治療費用。對於許多美國普通工薪家庭來說，這可能是無法承受之重。
在沒有全國統一醫療保險體系的情況下，醫療費成為美國人的龐大負擔。根據《美國公共衛生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的調查，58.5％破產申請人表示破產主因是醫藥花費，44.3%表示是疾病導致的工作損失。同時，2002年以來，美國的公共衛生開支逐年遞減，自2008年起，美國衛生部門已經失去了約5.8萬名工作人員，這導致美國在應對疫情時人力嚴重不足。而隨疫情爆發而來的治療、隔離，會進一步放大美國醫保系統的缺陷。美國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在遇到新冠疫情這樣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時，美國的醫療系統尚不能保障民眾所需。
▌把人照顧好，經濟自然好
上述國家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奠基於一個廣為流傳的假設，減少赤字與政府減少介入會提升公共服務體系的效率，促進公共服務與經濟的發展。
但這一假說並非事實。著名的公共衛生學者、牛津大學政策分析與公共管理教授大衛·斯塔克勒（David Stuckler）與哈佛醫學院初級保健中心博士桑傑·巴蘇（Sanjay Basu）在其合著的《失控的撙節》（The Body Economic: Why Austerity Kills）一書中指出，IMF等國際機構嚴重低估健康、教育的財政乘數（fiscal multiplier）。
財政乘數指的是，政府每支出1元所創造的經濟成長收益。而健康、教育的財政乘數通常是所有支出項目最高：每投資1元，可創造3倍經濟效益，以同樣陷入歐債危機卻拒絕歐盟所提出的以財政緊縮政策換取紓困方案的冰島為例，即使冰島陷入經濟危機，實際財政乘數仍高達1.7，遠勝IMF提出的0.5。
因此，《失控的撙節》一書提出，經濟決策不僅影響經濟成長率與赤字，也攸關性命。對大眾健康真正的威脅，並非來自於經濟衰退本身，而是緊縮政策。 這一點與公共衛生的核心觀念相呼應，只有人民身體健康，才能投入工作，並有機會提升自我與社會價值；當人民有工作，才有穩定收入，也才能提升國家的經濟流動率與競爭力。反之，一旦人民失去健康，就會連帶失去工作，沒有經濟來源就會失去就醫的機會，也無法再恢復健康，甚至永遠失去工作機會，導致國家失業率上升，造成經濟停滯，甚至衰退。
實際上，國際經驗早已證明，健康及教育是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基石，而人力資本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只要擁有健康及知識，社會與經濟自然獲得發展。IMF等國際組織和許多國家曾推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認為降稅和減少政府公共開支可促進投資及經濟發展，結果是貧富擴大，階級對立。連IMF也不得不在2012年為此道歉，承認社會保障是達成經濟復甦和人民福祉的必要條件。
因為病毒攻擊的對象不會分階級，也不會分善惡。政府開支與投入的縮減，雖然會首先作用於弱勢群體，但公共衛生的破口代價，終究是全民買單。如果我們長期漠視了社會福利、安全、健康政策和教育等社會保障制度的需求，忽視政府所應該承擔的責任。那在不斷出現的公共健康危機面前，沒有人會成為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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