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黎明，畢業於浙江工商大學，曾任如皋市人民法院審判員，現任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法官助理。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加強網上正面宣傳，旗幟鮮明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價值取向。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華兒女開啟了與病毒對抗的阻擊戰，經過兩個月的艱苦奮鬥，國內疫情趨向好轉，病毒又開始轉戰國外。當今是自媒體時代，網民對疫情的密切關注刺激著自媒體人的創作欲，各種消息鋪天蓋地，一時間難辨真假。從喝酒可以抑制新冠病毒，到各種陰謀論，再到“抄作業”大討論......網民的心也隨之忽上忽下，體驗了一把“過山車”。顯然，一批營銷號追隨著新冠疫情呼嘯而過，賺足了流量。然而我們也應當看到，抗疫期間湧現出的優秀自媒體，用強大的邏輯和專業的知識打破謠言，不斷喚醒理性，傳播正能量！
言論自由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沒有對言論自由的保障，就沒有思想之激盪，社會之進步。然而，隨著自媒體時代的興起，網絡傳播逐漸呈現出傳播效率更高，傳播信息量更大，傳播對象更廣泛，網絡環境更復雜等新特點。自媒體傳播行為性質上屬於個體行為，具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有些信息不經篩選粗製濫造，加之商業化的刺激，亦有不惜違反法律，鋌而走險者。網民個人在龐大的網絡信息面前，稍有不慎便會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公民就公共事務在網絡上發言能成為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動力，同時也存在情緒化、非理性等弊端，淨化網絡環境顯得尤為重要。網絡平臺首當其衝地要積極履行平臺責任，採取對自媒體賬號進行實名身份認證，對不當及違法傳播行為及時處理，對違法亂紀者進行封號等措施。然而，面對複雜的網絡環境，必須揮出組合拳，以確保網絡健康運行的同時，維護公民的言論自由權。
發揮主流媒體在社會輿論中的主導地位
相關部門及時發佈社會關注的正面信息，擴散正能量，不給網絡謠言生存空間。隨著近年來大力推行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各級政府在應對輿論工作中取得了一些經驗，全面、及時、準確透明公開信息，是把握輿論主導權的法寶。正如白巖松所說，沒有特效藥，信息公開就是最好的疫苗，沒有實現最後的勝利，真實地面對情況，就是最好的推動力。本次疫情期間，隨著主流媒體對疫情報道的增加，疫區召開新聞發佈會，各大媒體相繼開通專題專欄報道最新疫情，理性的聲音越來越多，輿論環境也大大改善。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在疫情期間通過官微、抖音等平臺推出了戰役系列專題，分析時事呼喚理性思考，宣傳法院在抗擊疫情中的各項舉措，發佈通告回應當事人關切，對涉疫情案件如何維權進行引導，藉助“支雲”庭審系統推行司法公開，暢通當事人與法院間的溝通渠道等，切實彰顯了法治的力度和溫度。
淨化網絡環境有賴於網民的責任意識
和公共參與能力的提高
自媒體人要擔負起社會責任，敢於挺身而出，與不良言論作鬥爭。廣大網民要保持謹慎，對一些未經核實的信息，不輕信盲從，不隨意傳播，堅持理性思考。《國語》有云“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就像江河湖泊具有排汙自潔功能一樣，互聯網也有維護自我生態平衡、良性運行的功能，此次抗疫中湧現出的優秀自媒體無疑發揮著互聯網的自我淨化功能。然而，在抗擊疫情的特殊時期，完全依靠網絡自身的淨化無法及時控制不良言論引發的負面效應，必須採取更積極的措施加以應對。
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依法懲處惡意製造、
傳播網絡謠言的行為，形成威懾效應
言論自由有其邊界，必須無害於他人合法權利，無害於社會公共利益。一旦越過言論的邊界，則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責任。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5條、《侵權責任法》第36條、《刑法》第291條，對不當言論引起的法律後果作了明確規定。抗疫期間散播的不實言論，有可能引起民眾恐慌，產生負面效應，必須嚴厲打擊。近日，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發佈了一則警方通報，對網民王某某、馮某某編造涉疫謠言處以拘留、罰款，對意圖造謠者起到了警示作用。
這場疫情大考全方位考驗著中國社會的治理能力。實踐證明，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各級政府和億萬同胞集體在線，用團結、智慧、仁義、擔當譜寫下了人類與病毒對抗史上的新篇章！我們也期待風清氣正的網絡時代，隨著疫情消散，款步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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