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由於疫情的衝擊，我們可能需要重新設定2020年經濟增速的意向性目標，但是政策的方向沒有實質性變化。這個時期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同傳統意義上旨在調節有效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有實質的不同
餘永定 圖/中新
文 |《財經》記者 王延春
12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米鋒表示，中國本輪疫情流行高峰已過去。顯然這為全面復工復產、恢復經濟秩序正常創造了條件。一些專家提醒，除了疫情防控阻擊戰之外，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一個重大風險，是處於臨界點上的大量中小企業面臨可能的破產，城鄉彈性就業家庭收入下滑帶來的生計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餘永定表示，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特別是醫護人員的奮鬥與犧牲，中國的疫情已經基本得到控制，全國的經濟活動正在逐步恢復正常。似乎可以說恢復生產已經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國正在從控制疫情的主要矛盾轉為疫情得到初步控制，許多地區開始復工復產的新階段。“我們開足馬力，一方面補償疫情期間的損失，一方面深化改革、實現較高的經濟增速。”
餘永定認為，到目前為止新冠肺炎對中國經濟的主要衝擊是人流、物流、資金流中斷導致的生產活動停頓。從宏觀經濟學角度來看，中國遭受的主要是供給面衝擊，在目前階段我們的工作重心還不是刺激有效需求，而是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恢復正常營運。
2019年12月9日，餘永定在《財經》雜誌發表“中國經濟增速下滑至6％，該剎車了”一文，提出他的思考：“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當前需要不需要、值得不值得、能不能不讓增速進一步下跌？”該問題在學界和政界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經濟是否應該“保6”之辯。
那麼，面對疫情衝擊，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如何拿捏？應不應該遏制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下跌？值不值得執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以遏制經濟增長速度的進一步下滑？存在不存在遏制經濟增長速度的進一步下滑的宏觀經濟政策空間？就諸多問題，《財經》記者年初和近日兩次專訪了餘永定教授，他就辯論中的一些焦點問題進行了回應。我們將分上下篇陸續刊出，此為上篇。
儘快處理疫情後遺症
《財經》：疫情可能使中國經濟在第一季度遇到較明顯的負面衝擊。如何看待疫情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餘永定：中國的疫情已經基本得到控制，全國的經濟活動正在逐步恢復正常。可以說復工復產已經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儘管如此，為不會使疫情出現反覆，我們依然不能有絲毫懈怠。新冠肺炎對中國經濟的主要衝擊是人流、物流、資金流中斷導致的生產活動停頓。從宏觀經濟學角度來看，中國遭受的主要是供給面衝擊。
《財經》：那如何最大程度地減少疫情對經濟的負面衝擊?
餘永定：第一，目前疫情控制方面最主要的威脅似乎是新冠肺炎感染的外部輸入。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把防止疫情輸入放在突出地位。中國政府須做好應付大量海外華人回國“避疫”做好充分準備。第二，到目前為止新冠肺炎對中國經濟的主要衝擊是人流、物流、資金流中斷導致的生產活動停頓。目前階段的工作重心還不是刺激有效需求，而是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恢復正常營運。由於經濟機器停轉，作為機器運轉潤滑油的金融鏈條遭到了破壞。債務無法償還、利息和租金無法支付、工資發放和各種稅費的上繳出現困難。在正常情況下，這些問題會導致違約、清償、破產的發生。第三，我們必須容忍一定程度的物價上漲（囤積居奇不在此列），而不能採取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來應對。與此同時，央行必須保證貨幣政策足夠寬鬆，這樣才能使商業銀行更好地幫助企業度過難關。第四，在生產全面恢復之後，政府必須採取具有足夠力度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特別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點應該是通過增加財政開始支持基礎設施投資。新冠肺炎的流行進一步說明，中國公共部門基礎投資存在嚴重不足，未來的財政、貨幣政策，不管是否再以經濟增速6%為目標，必須比疫情爆發之前更加寬鬆、更加具有擴張性。這裡有兩點應該注意。其一，增加公共開支的主要資金來源應該是中央財政。其二，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必須經過嚴格論證，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投資過程中的作用必須嚴格規範，既不能搞政績工程，也不能懶政、怠政。
《財經》：中國突發新冠肺炎疫情，您“保6”的觀點有什麼變化？
餘永定：毫無疑問，中國目前控制疫情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保6”的重要性。如果沒有相應的對沖措施，中國經濟增速下降、通貨膨脹率上升、國際收支平衡惡化等等都是難以避免的。問題是，我們現在還難以估量這場危機將給中國經濟造成多大的損失。2003年爆發非典後，大家普遍預期中國經濟增速將急劇下降。但2003年中國經濟增速竟高達10％。非典的影響被此後經濟的增長一掃而空。這次情況非常不同，說是“雪上加霜”一點也不為過。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不容低估。但是，也應該看到，同2003年相比，目前的有利條件也是明顯的。首先，現在中國經濟的體量是2003年的7倍－8倍，對沖擊的吸收能力大大提高。其次，2003年中國的基礎設施、通訊網絡和科學技術水平同今天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最後，這次疫情主要發生在春節長假期間。如果疫情可以在近期內得到控制，中國經濟將不會受到致命影響。
保6討論的潛臺詞是要執行更具有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當前的疫情和疫情控制對GDP的衝擊主要是供給面的，是因生產秩序遭到破壞而導致的產出減少。而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主要是針對需求不足的宏觀經濟政策，因而並不能解決由於新冠疫情導致的GDP增速下跌問題。但是，為了儘量減少生產過程所受干擾和破壞，政府將不得不增加補貼、減少稅費，加大同控制疫情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此同時，央行也必須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提供必要的流動性。
雖然我們暫時不再討論“保6”問題，但政府在事實上可能將不得不容忍比僅為了“保6”時更高的財政赤字/GDP比，央行也可能不得不執行比僅為了“保6”時更松的貨幣政策。關於“保6”的邏輯並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
《財經》：您的“中國經濟增速下滑至6％，該剎車了”一文在學界和政界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經濟是否應該“保6”的激烈辯論。對這場辯論，您有何看法。
餘永定：這篇文章引起激烈辯論是我沒有想到的。其實，我在文章中並沒有提出什麼新觀點。多年來，在經濟增速和經濟結構調整這對矛盾中，我一直比較強調結構調整的重要性。但經濟增速的持續下降，促使我對過去的觀點進行反思。如果一種主張在經濟增速保持在10％、9％、8％、7％之上時是正確的，當經濟增速跌到7％以下且依然未見企穩趨勢時這種主張還是正確的嗎？自2015年後期我開始更多強調保增長的重要性。“保6”的主張引起關注，說明經濟學界在中國政府是否應該繼續執行退出“四萬億刺激計劃”之後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無論“保6”的主張是否會為決策者所接受，爭論的雙方對這一問題亮明觀點，立此存照，而不是留下一筆糊塗賬，則無論觀點的錯對（如果經濟形勢的變化能夠證明錯對），通過深入、具體的討論，大家都可以提高對經濟問題的分析、判斷能力，從而在今後能夠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做出更為有益的貢獻。
6％是官方公佈的2019年三季度GDP增長年率。不少經濟學家對這一數字的可靠性提出質疑。就我自己而言，我既不知道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是多少，也不敢確定中國當前的實際經濟增長速度到底是多少。我所能肯定的是：第一，官方宣佈的2019年三季度GDP增速是6％；第二，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跌已經持續了近十年；第三，市場普遍預期中國GDP增速還將進一步下跌，沒人知道什麼時候中國GDP增速將進入“L”型的水平線上。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採取措施，中國經濟增速進一步下跌的預期就會自我實現。這裡不存在什麼“6”神聖不神聖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面對經濟增速近十年的持續下跌和在2020年將進一步下跌的普遍預期，我們應不應該、能不能夠、值不值得努力制止經濟增速的進一步下跌？
中央一直在提出“穩信心”，如果不首先實現“穩增長”，又談何“穩信心”。除了需要通過“穩增長”來“穩信心”，再通過“穩信心”來“穩增長”之外，避免中國經濟陷入“債務-通縮”也是我主張“保6”的重要原因之一。自2012年3月份以來中國PPI曾連續54個月負增長，與此同時中國的債務狀況日益惡化。這種狀況使我一度對中國經濟陷入“債務-通縮”螺旋式下降十分擔心。2016年10月PPI轉正，但自2019年7月再次進入負增長區間。這種PPI轉正後再次回到負增長區間的事情在2000年到2001年上半年就曾發生過。當時正是由於執行了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中國經濟才在2002年底最終走出通縮。目前，我們依然面臨著類似的情況。
《財經》：目前企業對2020年的增速比較悲觀。
餘永定：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缺乏投資意願的原因可以分成短期的宏觀環境原因和中、長期體制原因。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性自不待贅言。落實競爭中性政策、正確處理政商關係、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嚴格保護私人產權等諸多體制性、結構性問題確實亟待解決，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取決於諸多宏觀經濟學家難以置喙的複雜因素，其中的許多問題也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
我的問題是，在目前經濟體制改革進展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企業的投資意願（特別是民營企業）是否就不可能有所加強了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事實上，企業投資意願不強同宏觀經濟不景氣、債務壓力、利潤前景不佳等短期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其他因素給定的條件下，經濟增速的企穩、回升肯定能夠改善企業的利潤預期，從而提高企業的投資積極性和投資能力。面對這種形勢，政府應該可以通過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基礎設施投資為製造業部門、服務部門，特別是這些部門中的私人企業創造利潤機會，通過“擠入效應”，帶動全社會投資。
《財經》：相當多保6的批評者認為：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已降至6％以下。人為推高經濟增長速度有害無益，且不可持續。
餘永定：應該不應該保6％的問題涉及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速的判斷。潛在增長率是指當經濟中各項資源（勞動、資本等）被充分利用後經濟所能達到的最高產出水平；或不會導致加速通貨膨脹的最高產出水平。如果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低於6％，採取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失控，即便經濟一時能夠維持6％的增速，也很快會重新跌到6％以下。
計算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方法基本有三種：總量法、生產函數法和動態或然一般均衡法（DSGE）。此外還有一些純統計方法，如濾波法等。但這些計算方法在方法論上都有一些內在缺陷。例如，潛在經濟增速的概念本應包含產能不受需求約束、得到充分利用這一前提。但是，在採取生產函數法估算潛在經濟增速時，我們所估算出的潛在產出實際上可能是需求約束條件下的產出，即潛在經濟增速的估算值中並未剔除有效需求不足的影響。再如，特定理論模型都包含某些特定假設，如生產函數模型一般要假設規模收益遞減或不變，這些假設不一定符合現實，但對計算結果卻可能有重要影響。又如，計算潛在經濟增速對數據和資料的要求很高。中國的數據質量比較差，而且經常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哪怕模型做得再好，推出來的結果也是有問題的。
總之，你計算出的結果可能根本不是潛在經濟增速。事實上，在過去幾年，同一批學者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速的計算結果年年變化，不同學者對同一年潛在經濟增速的計算又各不相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到底應該相信哪一種計算結果呢？
非經濟專業人士喜歡援引轉型升級、人口老齡化、環境制約、邊際收益遞減、改革滯後等等因素來說明中國經濟增速低於6％是正常現象。確實，中國的經濟增速已經難於維持改革開放後30年來的10％左右平均增速了。但脫離某種自洽的理論框架，援引孤立的、個別因素無法證明中國現在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到底應該是多少。
以人口老齡化為例，人口學家的經驗研究顯示以中位年齡、老年人口指數、老年人口比例和老齡化指數表達的人口結構變動都同經濟增速負相關。但根據這種相關關係（人口專家提供的相關係數是0.5左右），我們所能得出的結論最多不過是：由於人口老齡化，中國GDP增速大概會逐漸降低。但我們根本無法從中得出中國的經濟增速在某一個或某幾個具體年份到底應該是7％、6％還是5％，更遑論是6％還是5.9％。
如果希望確定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速的具體影響，就必須選擇某種包含了人口（或人口老齡化）變量和GDP的理論模型。此後還需考慮人口變量同既有模型中相應變量之間的關係。例如，在生產函數框架內人口變量要通過一系列中間環節才能影響到生產函數中的自變量——勞動投入，並進而影響GDP增長。具體說，除考慮適齡勞動人口外，我們還需考慮勞動參與率、勞動時間長度、有效勞動時間（懶和不懶）、退休年齡延長等。由於同樣的精神和體力的支出，產出不同，還要考慮人力資本問題。此外，生產函數中的其他變量，如資本存量和技術進步（內生的或外生的）的變化會在不同程度上抵消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速的不利影響。因而，即便能夠準確度量人口老齡化對勞動投入的影響，我們依然可能無法從人口老齡化的特定狀態推出某一特定年度的經濟增速。而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恰恰是2019年-202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問題。
同時還應該看到，常被媒體提到的人口老齡化等許多因素都是慢變量，這些變量對GDP的長期累積影響可能是顯著的，但對某一特定年度的GDP增速變化的影響一般是很小的。例如，中國2010年一季度經濟增速的年率是12.2％，到2012年三季度降低到7.5％。這種急劇的變化是無法用人口老齡化之類的慢變量解釋的。
我自己在1998年曾撰文指出，由於人口老齡化、環境制約、邊際收益遞減、改革滯後等因素，中國的未來經濟增速將會下降。但上述因素不能用於分析、估計短期經濟增速。事實上，1998年之後，特別是2002年之後，中國進入了高速增長時期。如果當時根據中國經濟增速將會下降這樣一種長期判斷，制定2002年後各年度的意向性經濟增長目標，我們可能失去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機會。因而，在討論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時，援引諸如人口老齡化之類的慢變量一般來說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如何估計短期經濟增速？
《財經》：當前另一種流行觀點是，中國的經濟體量與3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在基數如此龐大的當前，潛在增速下滑到6％以下是正常的。
餘永定：確實，中國的經濟體量與3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基數增長了並不能證明在2019年或2020年中國GDP增速一定要跌破6％。即便基數增長了會導致平均增速下降，特定年份的經濟增速也可能顯著高於平均增速。例如，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平均經濟增速是4％，在70年代和80年代是3％，在過去十年低於2％。但在1984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美國GDP增速曾分別達到7.24％、4.75％、3.8％和2.92％。而且，恰恰由於在這些年份經濟增速高於平均水平，才使得美國經濟增速的平均水平得到提升。基數的提高並不能證明中國經濟增速為5％是正常的，為6％或6.5％就不正常了。
《財經》：那麼，我們到底應該如何分析、估計短期的經濟增速呢？
餘永定：例如站在2019年底，我們應該從何入手分析、估計2020年中國的經濟增速呢？世界各國通用的教科書式的分析、估計一國短期經濟增長前景的諸多方法早已存在。最為中國經濟學家所熟知的方法是把GDP增速按支出法分解，求出其各構成部分的增長貢獻；對每一構成部分的增長貢獻又按其各子構成部分分解，求出各子構成部分的增長貢獻。通過層層分解我們可以找到影響經濟增長的儘可能具體的原因。
通過這種方法可以清楚看到，中國經濟增速的年率之所以從2010年一季度的12.2％掉到2019年三季度的6％，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的持續下降。而通過進一步分解固定資產投資各構成部分的增速，我們又可以找到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的具體原因。在確定了以往（特別是上一年度）GDP增速變化的原因後，可以通過簡單外推對下一年度GDP增速做一個大致估計。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方法可以用來分析、估計近期經濟增速。例如，理論上，從生產法的角度也可把GDP分解成不同部分，分析、估計它們對GDP增長的貢獻。又如，經過動態處理之後，生產函數也可以用來分析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但是，由於統計資料的缺失或模型設定的條件過於嚴苛，最常用的分析、估計方法還是從支出角度對GDP各構成部分進行層層分解。當然，在選擇使用何種方法分析、估計GDP增速時，我們往往必須首先判斷經濟到底是處於供給約束還是需求約束狀態。
我以為，對GDP增速的估算必須滿足“完整性”要求。換言之，各個構成部分增速的加權平均必須等於GDP增速。反過來說，GDP增速的估計必須考慮到影響GDP增速的所有因素。例如，通過估算資本、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變化來分析和估計GDP增速是滿足“完整性”要求的。在最簡單的情況下，僅僅考慮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兩個因素也可以滿足“完整性”要求。在分析和估計GDP增速的時候，不考慮其他要素而僅考慮諸如代表老齡化的某個變量的變化速度則無法滿足“完整性”要求。
影響經濟增長的諸多體制性和結構性因素是可以納入上述框架進行分析的。例如，當分析顯示製造業投資增速急劇下降是導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分析導致製造業投資急劇下降背後的體制性和結構性原因，並提出相應對策。例如，在分析2018年下半年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時，我們會發現2018年基建投資增速從2017年的14.9％，一路下跌到2018年9月份3.3％。這時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分析導致基礎設施投資增速下降的原因。有經濟學家認為，以前基建投資高增長主要靠地方隱性債務擴張。2018年以來基礎設施投資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資管新規限制了資金來源和 “終身追責”導致地方政府不敢再做擔保。這樣，基礎設施投資增速下降的體制性、政策性原因就被納入了上述分析框架。可以看出，這種分析比用人口老齡化解釋為什麼2019年GDP增速應該低於6％不但更符合完整性要求，而且更有政策意義。
《財經》：討論中還存在2020年經濟增速目標應該是“6％”還是“6％左右”的分歧。
餘永定：“不要讓增速降低到6％以下”與“讓增速保持在6％左右”兩個命題在判斷中國潛在經濟增速上並沒有什麼根本區別。不同點在於：第一個命題是一個明確的點目標，第二個則是一個留有餘地的區間目標。但“6％左右”是什麼意思呢？如果5.99％是“6％左右”，5.5％ 算不算是“6％左右”呢？之所以要制定經濟增速目標，就是要協調全社會的經濟活動。如果對“6％左右”不設明確的區間，就可能導致計劃和宏觀調控部門出現協調問題。如果有明確的下限，在經濟下行時期，大部分計劃和宏觀協調部門就可能會以下限為目標。如果是這樣，還不如把下限作為經濟增長的指導性目標，這樣可以消除不必要的不確定性。但這樣一來，我們就回到了經濟潛在增速在6％之下的立場。不僅如此，在加上“左右”這樣的餘地後，對打破經濟增速下行預期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確定一個明確的點目標，努力爭取實現這個目標，並不意味著我們一定能實現這個目標。事實上任何目標都是無法100％實現的，其結果幾乎肯定是在目標值的“左右”。但既然要定目標，目標就必須明確，否則就失去了制定目標的意義。
應不應該保6，還要看中國是否能夠守住6％這一底線。如果政府幹預將導致通貨膨脹失控或某種形式的金融危機，我們就不得不聽任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了。有些學者認為儘管政策空間還存在，但應該“珍惜”現有政策，不要用完“所剩不多”的政策空間。然而，我們如何確知這種剩餘的“政策空間”到底有多少呢？其次，“政策空間”也不是一個不變的給定量。最後，此時不用更待何時？
1997年日本國債/GDP比達到91.2％，日本政府認為已經沒有政策空間了，因而提出了以降低國債/GDP比為目標的財政重建政策。這一政策得到絕大多數日本經濟學家的支持。但日本經濟學家鈴木淑夫則表示反對。他指出：“目前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經濟……沒有經濟重建就沒有財政重建，要刺激消費、投資。要進一步減稅，要提高投資意願，政府面對財政困難應該再堅持一下。”事實證明鈴木淑夫這樣的少數派是完全正確的。
目前日本的國債/GDP已經達到250％。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日本政府大大低估了日本的財政政策空間。一個相反的例子是：1998年世界銀行聲稱中國政府的或然債務/GDP比例已高達74％－106％，但中國在1998年到2000年間連續增發國債。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經濟增速的回升。結果，中國的國債/GDP比並沒有上升，而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幾的水平上。換句話說，合理使用現有的政策空間不但不會減少反而可以擴大未來的政策空間。
最後，還需指出：我們很難預知現在就使用已有政策空間還是等到未來再用更好。日本在處理不良債權上的經驗也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啟示。上世紀90年代前期日本政府本準備動用公共資金解決住宅金融機構不良債權問題，但由於公眾反對而作罷。由於延誤了時機（國際評級機構下調了日本金融機構的信用等級），日本政府後來不得不投入比當初所需大得多的公共資金來解決不良債權問題。
《財經》：一種流行的說法是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給不足”？
餘永定：所謂有效供給中的“有效”一詞同有效需求中的“有效”一詞含義完全不同。實際上，“有效供給不足”指的就是通常所說的“產銷不對路”現象：生產出來的東西沒人買（“有效供給不足”），有人買的東西卻沒有被生產出來（“無效供給過度”）。如果我的理解不錯，則“有效供給不足”就是一個微觀或產業概念，是個資源錯配問題，而不是宏觀經濟問題。“產銷不對路產品”的存在同有效需求不足完全可以同時存在。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行業存在嚴重產能過剩。過剩產品可以分成兩類：無論如何也無法銷售的產品和存在需求但需求不足的產品。對於第一類產品只能依靠市場加以淘汰。第二類產品之所以存在，往往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需要通過增加有效需求來吸收。鋼鐵產品的過剩在很大程度上就屬於這種情況。把有效需求不足的宏觀問題當作“有效供給不足”的微觀問題來處理（或不處理）必然導致資源的浪費和對企業生產能力的破壞。
《財經》：降低經濟增速是否能通過迫使殭屍企業退出生產從而改善資源配置呢？
餘永定：在需求不足和物價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生產效率較低的企業會被迫退出生產。但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殭屍企業”並不一定是真正的殭屍企業。最近日經新聞的一個調查發現，在其樣本中，殭屍企業（連續三年利潤收入小於利息支出的企業）在歐洲的比重是27.4％、美國是32.1％、韓國18.4％、印度26.3％。看來，殭屍企業並非獨特的中國現象，其出現恐怕和宏觀經濟形勢也不無關係。解決低效企業的問題應該通過市場競爭、破產機制和社保制度的完善，而不是靠經濟緊縮來解決。
能不能夠“保6”，取決於中國政府有沒有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餘地。就當前的形勢而言，能否採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只需看兩個東西：一個是通貨膨脹，一個是財政狀況。十年來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始終處於低水平，2019年11月豬肉價格暴漲導致CPI達到4.5％。但這不是核心通脹率。影響宏觀經濟政策方向的CPI是扣除了燃料和食品價格的核心CPI。相信豬肉價格上漲是一次性的，考慮到基數，2020年的某個時候，豬肉價格的增長率會降下來。另外，我們已經多次強調，2019年7月以來PPI已經數月負增長。此前，從2012年3月起PPI曾一度連續54個月負增長。此外，企業利潤長期維持低水平、最近進口增速負增長等等。所有這些都從不同側面說明中國經濟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經濟過熱。因此，中國有采取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空間。
政府能否採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除取決於是否會造成通貨膨脹失控外，還取決於政府能否從金融市場籌集足夠資金為財政赤字融資。在歐洲主權債期間，“歐洲五豬”（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之所以難於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因為沒有投資者願意購買它們的國債，以致這些國家的國債收益率飆升，十年期國債收益率高達7％以上。如此之高的國債利息率對於任何國家來說都是無法承受的。
與此相對比，日本的國債/GDP比高達250％，但卻並不妨礙日本長期執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之所以能夠是因為日本投資者願意購買日本國債，長期以來十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很低，2016年後更是在零和負數之間波動。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可以發新債還舊債，根本不用擔心會由於“利滾利”最終導致債務無法償還的問題。中國的財政狀況比主要發達國家好得多，即便把地方政府的隱形債務考慮進去情況也是如此。
再者，中國是一個高儲蓄國家，公眾和金融機構對國債的需求量應該是巨大的。此外，中國國債市場規模不但小於日本、美國、英國而且小於德國。國債市場的擴大不僅有助於政府解決政府融資問題，而且是中國資本市場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中國國債市場的潛力巨大。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國債市場必然會有令人矚目的發展。（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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