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辛圓 陳鵬
晚上7點半，瀋陽市鐵西區勞動公園外，一場公益演出正在進行。這個20多人的老年演出隊來自瀋陽食品安全宣傳隊，隊員大多是老鐵西時期國營工廠的文藝骨幹，曲目也多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風靡中國的紅色歌曲如《我的祖國》、《紅色娘子軍》。
在那個年代裡，鐵西區被稱為“東方魯爾”，僅僅一條北二路就聚集了包括瀋陽機床廠、變壓器廠，汽車齒輪廠等37家大型企業，中國的第一枚國徽、第一臺拖拉機、第一輛內燃機……都在這裡誕生。
進入九十年代後，依靠行政手段得來的訂單越來越少，機器也不再日夜不停地轟鳴，往日的工業重鎮成了“落後”的代名詞。在歷史前進的潮流中，鐵西的工人們支付了巨大的改革成本。
如今的鐵西區分“老區”和“新區”，北二路所在的老區充滿生活氣息，新區則大力發展製造業集群，成為支撐鐵西的主要力量。昔日的工業氣息只能通過路邊的雕塑獲得些許感受。從創造數百個全國第一，到沒落，再到重生，鐵西區折射的是一部中國現代工業發展史。
紅眼兒樓
位於瀋陽市中心西南的鐵西區，因在南滿鐵路之西而得名，曾是日偽時期的重工基地。從1938年鐵西建區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資共在這裡投建323家工廠，形成了龐大工業群。
新中國建立後，從1953年到1957年，鐵西區相繼迎來了120家新企業的開工慶典，第一機床廠、冶煉廠、變壓器廠、化工廠、拖拉機廠、鼓風機廠、東北製藥廠……均為全國各行業的龍頭。如果有誰家人在鐵西的工廠上班，是讓人羨慕的。
“70年代是最好的時候，一片火紅畫面，到下班點人一股腦兒跟洩洪似的出來，到晚上就更熱鬧了，我們這些孩子就從各家聚在一起，玩兒當時流行的抓壞蛋、搶山頭。”民謠歌手葛巍靠在一張陳舊的木質寫字檯上吸著煙，提起舊日時光，他顯得很興奮。
1982年，葛巍參加瀋陽市工會主辦的市廠區音樂比賽。（葛巍供圖）
55歲的葛巍是地道的鐵西人。“老爺子那時候老仗義了，幹活賣力。”葛巍口中的老爺子是他的父親老葛。1950年，18歲的葛父被招進北二路上一家軍工廠做工人，後來一路做到工會主席、廠長。
“當時計劃經濟執行的都是配給制，上面給指標，下面只管生產就行，也不用操心銷路。” 86歲的老葛拄著柺杖坐在床的一角，去年他進行了一次腦中風手術躺了四個月，說話間歇還能感受到手有些顫抖。“很多廠自己都有生活設施，澡堂子、醫院啥都有。”
據《鐵西區志》介紹，到上世紀80年代末，僅瀋陽冶煉廠就有幼兒園保育人員119名、醫護人員288人；重型機械廠的醫護人員達到471人，這是當年鐵西國企辦社會的真實寫照。
老葛印象最深的就是管部裡（電子工業部）要錢給職工蓋房子。“70年代廠子經營不錯，那段時間經常往部裡跑，主要是要蓋房的指標，錢他們說要我們自己去搞。我都是既要指標也要錢，分兩步走。我帶部裡的領導來廠裡，看那些工人的生活環境，那時候只要結婚的都得有房住啊。”
一位退休工人把當時分到的房子叫“紅眼兒樓”。這類住房的基本格局是一個大門裡兩間屋子，一屋一家人，多數在13-15平米左右，廚房、衛生間兩家共用。當時祖孫三代擠在一個沒水沒電的小棚戶屋裡是再平常不過的事，能分到一間這樣的屋子，有電燈、自來水、暖氣，甚至還有電話，是非常讓人眼紅的福利。
在城市的更新改造過程中，“紅眼兒樓”已成為歷史的記憶，不過依然可以從被闢為展覽館的“工人村生活館”裡找到一絲當年的痕跡。
2018年5月28日，雨後的瀋陽市鐵西區工人村。（攝影：辛圓）
工人村位於鐵西區西南部，佔地面積約0.6平方公里，大約相當於84個標準足球場。從1952年開始動工到1957年完工，最多的時候有超過140棟樓，是建國後規模最大的工人住宅區。如今，當年的蘇式三層紅磚樓房大多已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層住宅所取代，僅保留了約30棟，其中一棟被改為“工人村生活館”，展示當時工人的居住環境和各個年代的圖片。在工人村的街志中有這樣的記載：高樓平地起，條條柏油道，路旁柳成蔭，庭院花枝俏，家家有餘糧。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梁啟東對界面新聞說，計劃經濟時代的鐵西工廠根本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企業。“工廠對工資方面沒有任何權力，廠子蓋個廁所都得政府批准。由於長時間受到勞動統包因素的影響，廠子也根本不考慮市場環境，到了市場經濟時代自然受不了那個衝擊。”
下崗一條街
1986年，瀋陽防爆器械廠宣告破產。一時間，“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家正式宣告破產倒閉的企業”的消息傳遍全國，甚至全球。英國《泰晤士報》將瀋陽稱之為“中國經濟實驗室” (China's economic laboratory)。
瀋陽防爆器械廠建於1966年，至破產時有在職職工76人，資產26.5萬元，欠款高達48.6萬元，大部分的職工成了新中國首批下崗工人。瀋陽防爆器械廠破產案為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提供了藍本和基礎。
一些嗅覺敏銳的工廠開始感到不安。老葛還記得，80年代末他們工廠試圖生產銷售電話機來挽救江河日下的命運，但由於受到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限制，上面不允許工廠以市場化的方式生產出售。
“那時候很多廠就是這種矛盾狀態。”老葛無奈地表示。
“來——走一個！”北二路附近的一家清真餐館裡，李克勤正在招呼來參加聚會的老工友們，他並不是這次活動的組織者，但長期在廠裡擔任文藝宣傳隊骨幹的他天生就有一種在人群中不犯怵的能力。
“對，和那個香港歌手同名兒。”李克勤對記者自我介紹時說，“我是1970年進的工廠，18歲，一直做鉗工，進廠那年月廠子是好時候。”
從上世紀90年代起，煙囪林立、機器轟鳴的鐵西北二路漸漸冷清下來。李克勤所在的工廠也開始走下坡路。“當時沒有上邊幫襯了，生產的東西得自己找銷路，東西難賣啊。1998、99年我每月工資就一兩百塊，這還經常是連續幾個月發不出來。我們去廠裡領工資經常是啥也沒有，廠子有啥辦法，東借西借唄，也發不齊。”他往杯裡續了點水，眼睛有些泛紅。
上世紀90年代末的鐵西區豔粉街（圖片來源：紀錄片《鐵西區》）
“2000年，我正式下崗，30年的工齡，一年給我五百多塊錢，一共兩萬塊錢就算買斷了，徹底和廠子脫離關係了。我有點文藝細胞，吹小號，組織個小樂隊，能接點兒婚喪嫁娶的活，日子還能過得去。當時下崗的人海了去了，賣菜的做小買賣的，反正都得研究點事兒。”李克勤說。
“我做過 ‘大’ 生意。” 坐在李克勤旁邊一直喝著悶酒的大劉冷不丁地來了這麼一句。和李克勤不同，劉個子高大，一米八左右的身材，頭髮濃密，眼睛朝外鼓。
“90年代廠子不行那段，我在北二路賣過服裝。自行車往那裡一立，衣服往車把上這麼一掛，我站得離車有個十二、三米遠吧，看到熟人我都把臉給轉過去，嫌丟人啊。那時候就知道悶頭幹活兒，哪有錢的概念。”大劉一口把杯裡的酒乾了。“衣服好像一件兒都沒賣出去，都給我閨女穿了。”
在最糟糕的時候，鐵西區30萬產業工人中一半下崗，曾經輝煌的北二路成為“下崗一條街”和“虧損一條街”。悲觀、無助、失望、焦慮的情緒蔓延在城市的上空，當年的“排頭兵”漸漸地變成了一個不堪重負的“老兵”。下崗工人們形象地把當時的生活比喻成“幹活沒手套，洗手沒肥皂，開支沒有號，勞保沒依靠”。
1999年的秋天，王兵從北京回到瀋陽，用租來的一部mini DV攝像機開始拍攝紀錄片《鐵西區》。在紀錄片裡，工人們在破敗的工廠休息室裡鬥嘴打架，在逼仄的棚屋裡打牌，臉上掛著無奈和茫然。這部紀錄片後來獲得2003年法國馬賽紀錄片電影節和日本山形紀錄片電影節的大獎，之後通過瀋陽三好街的盜版市場傳遍了整個城市。
“1992年至95年，我在魯迅美術學院攝影系讀書的時候經常來鐵西這些工廠拍照片，所以對鐵西的這些大大小小的工廠都比較熟悉。”王兵對界面新聞記者講起當年拍攝的緣由，“我很想拍攝這種變化的過程。”
王兵感慨地說，大部分工人從青年時期就進入到這些工廠工作，他們已經習慣了這裡的生活，很難迅速走到社會中去自我謀生。面對社會的巨大變革，很多人還對企業存有幻想，但最終還是失業了。
“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1999年春節聯歡晚會上小品《打氣兒》裡的這句臺詞被看作是對當時社會不滿情緒的回應。但在王兵看來，大量的產業工人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壓力和人生轉折，有些甚至家庭遭到了破壞，但社會並沒有對他們的生活給予足夠的幫助。
騰籠換鳥
2002年，也就是王兵的《鐵西區》完成的那年，位於北二路上的瀋陽低壓開關廠開始拆遷，由此拉開了鐵西工廠拆遷的序幕。這一行動的代號叫“東搬西建”，就是把部分老企業從鐵西區搬到經濟技術開發區，利用市區與郊區形成的地價差獲得資金，幫助老企業安置職工、轉換機制、改造技術。
“樹挪死，人挪能活嗎？況且是數千人的大廠？！”方案出臺時，質疑和反對聲可不少。梁啟東對界面新聞回憶說，當時瀋陽市和鐵西區的領導們還十分擔心“級差地租”能否在鐵西實現。“那時瀋陽其他區的地塊每平方米已經幾千塊錢了，但鐵西幾百塊錢都沒人要。”他說。
也是在2002年，時任瀋陽市市長的陳政高在瀋陽市幹部大會上宣佈了鐵西區與瀋陽經濟技術開發區合署辦公併成立鐵西新區的消息，並賦予新區土地出讓、配套費收繳等市級經濟管理權限，構建一體化管理框架。
實施兩區合署辦公，其核心就是要推動國有企業進行搬遷改造，盤活存量資產，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由此，鐵西區委、區政府開始大力實施“東搬西建”，對鐵西區重新進行規劃和功能定位，重點發展第三產業，在瀋陽經濟技術開發區則集中規劃建設先進裝備製造業聚集區。
2009年5月18日，有著72年曆史的北方重工瀋陽重型機械集團公司煉完最後一爐鋼，整體搬往瀋陽西部的新廠區。（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步“棋”是走對了。時任鐵西改造指揮部負責人王振中在2009年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稱，從2002年開始，鐵西區一共遷走了239家企業，拆遷面積達595萬平方米，區財政從土地出讓中獲得的資金140億元，成功地破解了錢從哪裡來、人往哪裡去的國企改革兩大難題。
對於鐵西區政府來說，這筆鉅款是“支付企業的改革成本”。收穫的土地出讓金一方面用來進行鐵西老城區的基礎設施改造和環境治理，另一方面用於企業搬遷和補償之前企業拖欠的養老金和工資。
“之後就是逐步剝離企業辦社會的職能，生產要素重新規劃集約經營，把很多企業雷同的生產項目都剝離出來統一建設工業園區，進行統一的處理汙染排放等。”梁啟東說。
再後來，拿下華晨寶馬新工廠項目，成為鐵西區探索高端製造業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
2005年，華晨寶馬擬建總產能30萬輛新工廠的消息剛一傳出，就引來了全國眾多城市的爭奪。在東北，除了和華晨寶馬最早牽手的瀋陽大東區，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也伸出了橄欖枝。相比之下，鐵西區是“後來居上”。
2009年，瀋陽鐵西區開始介入華晨寶馬項目“爭奪戰”，第一時間成立了寶馬項目推進工作領導小組，專設寶馬新城建設辦和寶馬項目辦兩個機構，專職為項目建設做協調和服務，後者一直保留到現在，開展日常服務。為了一家企業專門成立政府常設機構，在全國都非常少見。
2012年，華晨寶馬鐵西工廠正式開業，大批配套商跟隨而來。2013年，寶馬集團在德國本土以外唯一的研發中心項目在鐵西工廠落成。2016年，寶馬集團在歐洲之外唯一的一家發動機生產廠——華晨寶馬汽車有限公司新發動機工廠在鐵西開幕。
2012年5月24日，瀋陽，華晨寶馬鐵西工廠開業典禮隆重舉行。(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華晨寶馬汽車有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魏嵐德博士在給界面新聞的書面回覆中稱，選擇鐵西區，除了工業人才和技術設施方面的考慮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瀋陽市政府及鐵西區政府給予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例如高效的項目審批、快速跟進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員工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對供應商的大力支持。
“我們今天的成功與兩級政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魏嵐德說。
今天，以華晨寶馬為代表的先進製造業正在鐵西扮演關鍵的角色。截至2017年底，56家世界500強企業和475家外資企業駐區發展。米其林2.5工廠、安川電機第三工廠等80個億元以上項目落地。2017年鐵西完成地區生產總值(GDP)846億元，增長7.5%；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1810億元，增長11%，比2002年增長了近7倍
另一邊，隨著老工廠的搬遷，房地產和商業迅速“填充”進北二路和附近的幾條街區，成為推動當時鐵西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在此之前，鐵西區二、三產業比重嚴重失衡，統計數據顯示，2001年鐵西第二產業比重高達95%，商業業態嚴重缺乏。
“東搬西建”後，沈遼路上的金牛拖拉機廠推倒後建起了家樂福、萬達廣場；北二路上原瀋陽機床廠的廠址上建起了紅星美凱龍、宜家、星摩爾廣場；有一定工業基礎的興華街、北二路被打造為汽車4S店集群；興工街、雲峰街、建設大路等距離市區較近的區域則成為鐵西的高檔住宅區。瀋陽首家國際五星級城市度假酒店——東方銀座鉑爾曼也落戶鐵西。
2018年5月30日，瀋陽，北二路與興華北街交叉路口的宜家家居。（攝影：辛圓）
新區的老問題
“在瀋陽有個城區叫鐵西，它是人們的老記憶，它被譽為東方魯爾，是共和國最早的工業區……老鐵西是上班的自行車洪流，老鐵西是下班歸來的爸爸……”葛巍開著他的軍綠色吉普車載著記者上了北二路，車裡循環播放著他剛創作的民謠《老鐵西》 。
他現在每天都會沿著北二路繞幾圈，看看這座城市的變化。馬路兩邊，摩登的商業樓盤鱗次櫛比，起著巴塞羅那、凱旋門之類的洋名，只有街頭矗立著的龐大的金屬雕塑在提醒著人們這個老工業基地曾有過的輝煌歷史。
2018年5月29日，鐵西廣場東南角的主題雕塑“力量”。 （攝影：辛圓）
“之前鐵西是窮人呆的地方，我們開玩笑說連個科長都沒有，現在環境改善了，可以說是富人區都不為過。”梁啟東說。
“東遷西建”開啟了鐵西區的新紀元，但如何破除體制機制痼疾，優化調整產業結構，讓老國有企業真正煥發生機仍是鐵西區面臨的長期課題。
2015年以來，以遼寧省為代表的東北經濟出現全面下滑，瀋陽機床、沈鼓集團等鐵西區老牌大型國企則在更早之前就出現淨利潤下滑甚至虧損的局面。這讓人們意識到，一些老問題並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萬強對界面新聞表示，在以重工業為主、長期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瀋陽，投資效率其實並不高，有效投資佔比不是太大。“怎麼樣降成本，提高效率，這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2016年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就東北當前發展面臨的問題指出幾點癥結，“市場化程度不高，國企活力不足，民營經濟發展不充分；科技與經濟發展融合不夠；思想觀念不夠解放等問題，需靠全面深化改革來解決。”
“外界都知道鐵西在工業上有很好的基礎，工業產值佔整個瀋陽的40%，可以說是瀋陽工業的風向標，但鐵西的科技屬性相對較弱，區裡領導希望引進一些這方面的資源給這裡的工業企業增加活力。” 黃峰對界面新聞說。
2017年，黃峰離開工作了17年的金蝶軟件，加入瀋陽金谷科技園一家專為工業企業智能化改造提供支持的工業大數據公司。
金谷科技園位於鐵西區北一路重工街附近，園區內整齊地分散著幾十棟灰白色的辦公樓，樓與樓之間有大片的綠化帶，完全不顯得侷促。整個園區規劃建設時間從2011年到2020年，目前已有上百家科技、金融和生產服務業企業在此入駐。項目入駐率達到76%。
2018年5月31日，瀋陽，金谷科技園。（攝影：辛圓）
黃峰的公司就在金谷的一棟四層辦公樓裡。這家公司目前有員工40人，以男性居多，80後又佔了大多數。公司一層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展示其在數據服務領域的諸多成果，二層以上都是辦公空間，簡潔前衛的裝修風格和互聯網公司無異。
在黃峰看來，目前鐵西的大部分企業還處於工業2.0階段，單純重視資金和業務開展，智能化和精細化管理嚴重不足。比如，當地不少企業至今仍在使用人工方式對高空設備進行檢查，而在江浙、廣東一帶，通過無人機、數據建模進行類似診斷的情況要多得多。
“現在不是那個低頭幹活兒的時代了，”黃峰把菸灰弾到沾水的紙上望了眼窗外，“希望企業能和我們一起 ‘使勁’，讓鐵西的工業再上一個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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