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咸豐初年，陝西關中地區出現了一種由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工人、其他城市勞動人民和遊民組成的鬆散型組織。這些人以販私鹽、私茶、聚賭或給商賈富戶保鏢為生，一律持由臨潼關山鎮製造的長三尺寬二寸、極其鋒利的“關山刀子”為武器，民間稱其為“刀客”，他們的組織則被稱為“刀客會”。由於刀客的謀生行為大多與清政府法律相牴觸，故當時官府稱其“刀匪”。辛亥革命時，大批刀客參加反清武裝。民國後，刀客漸衰，而一些響馬、江洋大盜、土匪打著刀客的旗號橫行不法、殘害百姓，故老百姓所稱的刀客有時就等同於響馬、土匪。本文主角“雙頭刀客”杜辛富，就是這樣一名血債累累的慣匪。
一、一封檢舉信
對於陳增福來說，1949年9月10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就是這天，他接受了訪查“雙頭刀客”杜辛富的使命。
那年，陳增福不過十九歲，是西安市公安局剛剛招收進來的一名新警察(不過當時西安這邊不稱“人民警察”，而叫“公安幹部”)。頭天進來，按說應該安排學習一段時間，陳增福也是這麼想的，可他未遇到這樣的機會。當時市局有一個追逃隊，專門負責追捕本地或者外地要求西安警方協助追捕的逃犯。陳增福報到時，追逃隊隊長畢克儉正好在場，一看他那兩條長腿，就問小夥子你是不是很能跑啊。陳增福說我在學校是長跑隊運動員。畢隊長大喜，說小夥子我看你人很機靈，又有文化，就跟我走吧。這樣，陳增福就糊里糊塗地到了追逃隊。
後來畢隊長告訴陳增福，本來是準備先讓他在隊部呆半個月熟悉一下工作情況後再安排崗位的，可是，出現了一個特別情況：市局局長王超北批轉下來一封群眾來信，寫信人說看見慣匪“雙頭刀客”杜辛富在西安大街上晃盪，特向政府檢舉，請求政府將“雙頭刀客”繩之以法。王超北在西安解放以來的三個多月裡，收到了數百封群眾檢舉函件，大多都由秘書股(相當於後來的局辦公室)處理，極少由其本人直接批轉交辦。而這一次例外，是因為王局長是陝西人，解放前還擔任過中共西安情報處處長，自然知曉“雙頭刀客”杜辛富其人，即使沒有這封群眾來信，他也要把緝拿杜辛富之事放上議事日程。現在既然杜辛富自己冒出來了，那就是活該倒黴。當下，王局長就把這封信件批轉給追逃隊，責成追逃隊“立即派員訪查，務必捉拿歸案”。
畢克儉於是召來追逃隊偵查員周夢公，說給你派一個新手，當你的徒弟，由你帶著他執行一樁使命：捉拿“雙頭刀客”杜辛富。
周夢公是河南項城人，二十四歲，之前從事軍隊保衛工作，西安解放後奉命留下充實地方公安戰線力量。小夥子革命積極性很高，聽說讓他承辦這樣一起案子，自是樂意。可是，他聽說過刀客，但不明白“雙頭”是什麼意思，於是向畢隊長請教：“啥叫‘雙頭’？難道這人還有兩個腦袋？”
畢克儉主持追逃工作，忙得吃飯、睡覺的工夫都沒有，哪有閒空跟人噦唆這等瑣碎事，當下手一揮說：“我不管他長几個腦袋，只要把他緝拿歸案就是了，去吧！”
周夢公於是就拿了那封檢舉信，叫上陳增福，兩人在後院找個角落坐下：陳增福聽周夢公一說任務，頓時亢奮，說師傅啊，我剛參加工作，啥也不會，一切都聽您的，您說咋幹我就咋幹。周夢公問，你是西安人？聽說過“雙頭刀客”嗎？陳增福點頭又搖頭，“雙頭刀客”的稱謂倒是自小就聽說了的，可具體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那就不清楚了，只聽說這傢伙殺人不眨眼。難道那封信上沒寫嗎？
周夢公把檢舉信給陳增福看，信封上寫著“西安市公安局王超北局長親啟”，內容很簡單，大意是：日前本人在西大街“萬福瓷器行”前看見“雙頭刀客”杜辛富，身穿白竹布短褂、黑布褲子，頭戴白色帆布遮陽帽，手裡提著一個細竹篾食盒，匆匆路過。特向公安局首長報告，請求政府迅即捉拿該匪，為民除害。落款是“西安市民範庸”。
陳增福看過後說，連身材、相貌都沒有，這怎麼找呀？周夢公說沒關係，我們去資料室撞撞運氣。
市公安局秘書股下設資料室，除了接管國民黨原警察局留下的檔案資料外，解放後公安局還安排專人收集社會情況，整理編寫，以備偵查案件時使用。“雙頭刀客”這樣民憤極大的慣匪，國民黨警察局就專門為其立過專案。周夢公、陳增福兩人查閱後，總算弄清楚了杜辛富的情況。
杜辛富，1905年生於陝西省耀縣的一個地主家庭，自幼習武，十二歲時已經能把一柄單刀耍得虎虎生風、潑墨不沾，進縣城跟一班練武的大人真刀真槍較量，連戰七場皆勝，轟動全縣。十六歲那年，杜家與鄰村富豪王大戶因地產糾紛發生矛盾，王大戶收買土匪郝老七將杜辛富祖父、父親刺殺。當時杜辛富正在山西五臺山訪高人學藝，得知消息後星夜潛回老家，將王大戶一家十三口斬盡殺絕。
七天之後，杜辛富在聯繫船戶準備偷渡黃河前往山西時被捕。由於案情重大，直接解往省城關押。儘管杜家花重金從北京、上海請來了名律師相幫打官司，但這等巨案要想法外超生，其概率微乎其微，最後自是被判處死刑。當時陝西省執行死刑的方式均系斬首，杜辛富於是就做好了伸頭挨刀的準備。行刑的日子終於到了，杜辛富飽啖一頓酒食之後，被五花大綁送上囚車押解刑場。其時已是民國，也沒有前朝“午時三刻開刀問斬”的規定，押到刑場驗明正身後，劊子手就下手了。據說劊子手接受了杜家的賄賂，故意留了一手，是否屬實，不得而知。杜辛富被一刀砍翻後，監斬官上前驗屍，確認已經死亡，當場填寫了屍格(行刑後填寫的記錄表格)，打道回府。
杜辛富的家屬早已備好棺木，將屍體裝入棺材運往事先聯繫好的西安東郊外的報孝寺，打算將屍體打理一番後運回家鄉正式操辦喪事。哪知就在這當兒，杜辛富競活過來了！一干家屬自是欣喜若狂。以當時執行死刑時不成文的規矩，死囚行刑只須一次，刑場上沒有殺死的就等於給了一回大赦。於是，杜家人立刻請來西安最好的紅傷郎中進行救治。然後，護送杜辛富返回耀縣休養。
養好傷後，杜辛富忽然不見了影蹤，連家人也不知他去了哪裡。半個月後，省城發生的一樁命案揭曉了杜辛富的行蹤去向之謎：他潛入省城，把當初在黃河邊上設伏捉拿他的那個偵緝隊長的腦袋割了下來，掛上了警察局院子裡的旗杆。然後，杜辛富糾集了一批以前的狐朋狗友，嘯聚山林，打出了“刀客會”的旗號，還報出了一個響亮的名號“雙頭刀客”，意思是他已經被官府砍掉過一顆腦袋了，現在頸項上長的是第二顆腦袋。此時是民國十一年，公元1922年，杜辛富年方十七。
之後，杜辛富作案頻頻，血債累累。1946年春，杜辛富有一次接受一位輾轉找到他的美國記者的採訪時，自稱被他親手殺死的人數就達八十九人，至於手下嘍噦在作案時殺死的，更是不計其數。杜辛富混跡江湖二十多年，憑著狡猾、兇狠以及高超的武藝，多次逃脫國民黨政府、日偽軍警(抗戰時，杜辛富一度移師河南淪陷區作案)和中共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杜辛富的名字，早在1940年就上了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的通緝令)的追捕，有驚無險平平安安地活到了解放。
周夢公、陳增福兩人查閱過上述資料後，吃驚得伸出了舌頭。八十九條人命，那是一個什麼概念啊！這個姓杜的“雙頭刀客”，即使真的長了兩個腦袋，也絕對不夠還其欠下的血債的。周夢公說，訪拿“雙頭刀客”是一個具有政治意義的重要使命，領導把這個使命交給咱倆去辦，這是組織上對我們的信任，我們一定要竭盡全力完成這個使命。陳增福聽了自是熱血沸騰，可轉念一想，卻又覺得困難重重：我們不知道這個目標的模樣，見沒見過，聽沒聽過，照片也沒有一張，就是在大街上跟“雙頭刀客”劈面相遇也認不出來，怎麼捉拿呢？
周夢公說，不如先去弄一張杜辛富的照片吧。陳增福說，上哪裡去弄呢？連資料室都沒有杜辛富的照片，其他地方哪裡還會有呢？舊警察局為追捕“雙頭刀客”一共發出過十四次通緝令，每次郜是刊印著照片的，可奇怪的是，留下來的檔案裡卻沒有一份通緝令樣本，也沒有當初使杜辛富成為“雙頭刀客”的那件大案的卷宗。杜辛富落網後，偵查員才得知，原來舊警察局管理檔案的警員接受了他的賄賂，悄悄將照片和卷宗都銷燬了。
那麼，現在該往哪裡去弄照片呢？周夢公想了想，說去圖書館碰碰運氣吧，翻舊報紙。當初杜辛富製造的那起滅門血案轟動全省，報紙不會不刊登，或許上面會有他的照片。於是就上圖書館尋找。還真讓周夢公給估著了，兩人順利地找到了刊印著杜辛富照片的舊報紙。那時也沒有什麼複印機，照相機倒是有的，不過西安市公安局太窮，還輪不上給臨時性質的追逃隊配備，所以周、陳兩人只好出具借條把報紙借走送到照相館去翻拍。
往下，就是跟檢舉信的作者範庸聯繫，向其瞭解詳細情況。可是，問題又出現了：這封檢舉信竟是沒有寄信人地址的。看郵戳，是第一區郵局1949年9月8日下午兩點寄出的。但這不是掛號信，所以不必在郵局櫃檯交寄，只要貼上郵票投進郵筒就行了，所以，郵局顯然是無法提供什麼線索的。
那該怎麼辦呢？周夢公盯著檢舉信的信封、信箋看了片刻，說這個信封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市面上隨處都可購買到，可信箋卻似乎有點兒文章可以供我們做做。信箋是用小學生練字用的描紅簿的紙張印製的，紅色的豎條格，適宜於用毛筆書寫，而範庸這封信就是用毛筆寫的。信箋左側豎條格外原本應當留有與右側相同尺寸的空白，可這張信箋的左側卻沒有，是給寫信人裁掉了。為什麼要裁掉？看來是不願意讓人知道自己的出處。如此看來，範庸這個名字十有八九也是化名。繼續往下分析，一般說來，除非著名文人學者、大學教授、社會名流之類，普通人是不會專門印製信箋紙來使用的，只有經常用得到信箋紙的公司、商家才會專門印製信箋紙。這個範庸看來並非屬於那類需要自己印製專用信箋紙的階層，所以他用不知哪個公司或者商家的信箋紙寫了這封檢舉信。
周夢公打開臺燈，把信箋放到燈下觀察，結果在信箋上發現若干字痕，分辨下來，是“蒜、蘿蔔、豆、鹽、斤”等。這下，別說周夢公了，就是新手陳增福也猜出了其中名堂：這張信箋紙在未寫信前，曾被人作為墊紙用來寫過字，從內容看來，可能是某家醬園的賬房先生或老闆隨手劃拉的。這就行了，全市一家家醬園打聽吧。
次日，周、陳兩人合騎著一輛自行車跑了一天，終於在第三區耀福街的“全味齋”找到了檢舉信的作者、醬園賬房先生範庸——竟是真名！
範庸頗感驚訝，說沒想到你們這麼快就找上門來了，足見王局長對我的檢舉信是非常重視的。言歸正傳，範庸說他是耀縣人，其好友李甲子是杜辛富小時候的武友，杜辛富成為“雙頭刀客”後還有來往。大約十年前，他去洛陽辦事，拜訪了其時居住於洛陽南門的李甲子。晚上，兩人正在燈下對酌，杜辛富帶著兩個手下上門來了，說是途經洛陽，順便來拜訪。李甲子自是熱情款待，於是，杜辛富命兩個手下望風，自己與李、範飲酒，約一個半時辰後方告辭離開。臨走時，送給李甲子十兩黃金，將隨身所攜的一塊懷錶摘下贈送給範庸。當時，範庸並不知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雙頭刀客”，直到杜辛富告辭離開後李甲子說了方才知曉。次日離開李家時，他把杜辛富贈送的那塊懷錶悄悄留下，附條子稱“不敢領受”。這是範庸跟“雙頭刀客”杜辛富唯一的一次見面。
之後，範庸不時聽說“雙頭刀客”行兇作惡之事，便有些隱隱的擔憂，生怕這主兒哪天落網後供出曾在洛陽李家贈送給他一塊懷錶之事，官府會來找他麻煩。但“雙頭刀客”的運氣似乎很好，多年來竟然一直沒有被官府捕獲。西安地區解放前半年，“雙頭刀客”銷聲匿跡，範庸以為他逃到外地去了。哪知，大前天中午，範庸受老闆差遣前往西大街“萬福瓷器行”購瓷器，出門時看見人行道上走過一箇中年男子，從側影看跟當年在洛陽見過的“雙頭刀客”杜辛富幾乎一模一樣，他下意識地做出了反應，緊趕數步，走到對方側後一米處仔細觀察，確認此人果真是杜辛富。認準之後，範庸忽然一陣驚慌，尋思西安市公安局就在這西大街上，距瓷器行不過一箭之地，這個杜辛富竟然敢大搖大擺地在街上行走，看來心裡是有底的，聽說這人精通國術，槍法了得，若干個警察一起上料想也不是他的對手。這會兒若是詐唬起來，頭一個挨刀挨槍子的大概就是我了。因此，範庸不敢造次，頓時駐步，眼睜睜地看著杜辛富消失在人群中。
範庸返回醬園後，左思右想覺得不踏實，最後還是決定給公安局寫封信檢舉此事。他相信人民政府是講政策講道理的，當初那塊懷錶的事兒對警察是說得清的，政府不會追究。於是，他就寫了那封檢舉信。但他不想直接捲入這件事，於是只具了自己的姓名而沒有留下地址。
周夢公拿出翻拍的照片給範庸看，範庸一眼就認出了杜辛富。那麼，範庸是否能夠提供比檢舉信裡更多的細節呢？範庸搖頭，說我看到的情況都已經寫出來了，沒有更多的內容。
這樣，對於兩個偵查員來說，一個問題解決了，另一個難度更大的問題又冒出來了：線索就這麼聊勝於無的一點兒，如何查找杜辛富其人呢？
二、深夜行動
周夢公、陳增福就如何訪查杜辛富進行了商議，說得正規一點兒就是開案情分析會，不過這個會議只有兩個人參加，一個人發言——陳增福是新手上路，能夠聽得懂周夢公的分析已經不錯了，哪裡還有發言的份兒？
周夢公對情況作了以下分析：範庸確認9月8日中午杜辛富在西大街出現，從其穿著以及所攜物品細竹篾食盒來看，杜辛富並非是途經西安的匆匆過客，而是居住在西安市內的一個有著合法身份的市民。周夢公曾詳細詢問了杜辛富所拿的那個食盒的形狀，那是一個三層提籃，底層兩側有環狀拎襻，上面兩層則是像蒸籠那樣可以一格格裝上取下的，頂層是蓋子。這種食盒用細竹篾編織，內外刷上數層生漆，密不透風，防塵防雨，通常都是飯館、點心鋪子送外賣時所用。因此，周夢公認為杜辛富目前是飯館或者點心鋪子的夥計，也有可能是開著小館子的老闆。範庸見到他的那天，估計是給西大街這邊的某個顧客送外賣的。
周夢公分析完，不忘自己的師傅職責，問陳增福“明白了嗎”，後者連連點頭。周夢公注重啟發式教育法，循循誘導：那小陳你說接下來我們應該怎麼做？這個，陳增福是知道的，說咱倆一家家館子訪查，跑遍全城不信找不到這個傢伙。周夢公點頭贊同，於是兩人就開始行動。
西安號稱“西北首府”，但當時的城區面積並不算很大，不過飯館、飲食店鋪倒是不少。周夢公、陳增福兩人一連跑了兩天，跑遍了全市所有的飯館、點心鋪子，瞭解下來幾乎都有免費送外賣的業務項目，但用製作考究的食盒送外賣的卻不多，大約只佔了全部店鋪的五分之二。這五分之二的店鋪就成為偵查員的重點暗查目標，兩人或扮作顧客，或裝成路人，或通過派出所叫上治安積極分子陪同著以官方衛生部門的名義直接進入店鋪訪查。一連折騰了三天，兩人跑遍了西安城所有用食盒送外賣的飯館、點心鋪子，竟然沒有一點兒發現！
周夢公、陳增福不禁犯了嘀咕：難道是範庸那邊提供的情況不確切？陳增福提出是不是再次去找範庸，把情況問問清楚。周夢公說看來也只有這樣了。
範庸對於偵查員的再次登門感到十分驚訝。隔行如隔山，他這個賬房先生對於偵查員所幹的活兒並不瞭解。在他想來，公安局要查找那麼一個對象是一樁比較容易的事兒，不是有戶口還有派出所和保甲嗎？市公安局只要給各區各保各甲下一道通知，下面就會立刻行動起來，全市每個家庭每個符合查找目標年齡段的中年男子都像過篩子那樣過一遍，“雙頭刀客”不就給篩出來了？沒想到，偵查員卻根本沒有查摸到“雙頭刀客”一絲一毫的線索。
範庸不解，不等偵查員開口就先發問了：“這個……二位同志，不知你們是怎麼找的？怎麼找了三天也沒找到？這不是奇怪了嗎？”
偵查員於是把查訪經過簡單說了說，剛剛說完，範庸就手拍大腿，一臉惋惜地說：“哎呀！你們怎麼這樣考慮呢？這樣找哪裡找得到呢？”周夢公連忙請教：“依範先生的想法，應該怎樣查找呢？”
範庸說：“這位同志聽口音不是咱西安人吧？哦，怪不得！那麼，你——”他指指陳增福，“這位小同志絕對是西安人啊，怎麼會認為‘雙頭刀客’的那副打扮是飯館跑堂的呢？嗯？”——範庸此刻的神情和口吻，絕對像是周、陳兩人的上司。陳增福心裡很是不爽，不過不好表示出來，還要裝出一副謙虛的樣子請對方指點。
範庸一指點，周夢公、陳增福就頻頻點頭了。他說，儘管那天“雙頭刀客”手裡拎著一個食盒，可他肯定不是館子裡的跑堂！為什麼呢？因為他穿的衣服並非館子裡跑堂的打扮，戴的帽子也不是跑堂的那種。他戴的是白帆布遮陽帽，哪有跑堂的戴帆布遮陽帽的？所以，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他不是館子裡的跑堂。那麼，他幹嗎拎著個館子專用的細竹篾食盒走在大街上呢？我估摸他是哪家公司或者哪個有錢人家的聽差。至於那個食盒，我估計是人家向館子訂的包飯。訂包飯的客戶是由飯館把飯菜送上門的，訂得多的，比如一桌兩桌，那就由飯館差人挑著擔子送上門；少的，那就放在食盒裡了。但是，飯館對於訂多訂少的服務還是有區別的，訂得少用食盒送上門的客戶，飯館的跑堂如果不是順路的話，就不專門上門收回食盒了，食盒得由客戶在當天晚上飯館關門之前自己送回去。那天杜辛富提著個食盒從西大街經過，估計就是替東家主人送還食盒去的。那個食盒一共有三層，看樣子可以裝四五個人的一頓午餐，所以杜辛富的那個東家可能是一家小公司，也有可能不是公司而是一戶吃包飯的有錢人家。
範庸這麼一番話說下來，別說陳增福了，就是周夢公也不得不點頭折服。兩人出得門來，行伍出身的周夢公說：“別看這個範庸面黃肌瘦一副癆病鬼樣子，分析起來倒還不無道理，如果我是公安局長，就要考慮是否邀他當個業餘顧問什麼的。”
然後，兩人就商議如何根據範庸所分析的那番情況調查下去。首先是選定“雙頭刀客”藏匿的位置。從目標離飯館的距離來考慮，應該就在西大街這一帶，因為他的東家不可能選擇一家相隔很遠的飯館作為包飯館子。即使東家喜歡捨近求遠，人家飯館恐怕也不肯。所以，“雙頭刀客”的藏身之處應該就在西大街這邊。劃定杜辛富的藏身範圍之後，往下就是找那家包飯的飯館了。比起前兩天全城亂跑來，那就省事多了，只要把西大街上的飯館一家家都訪查到，抄下用食盒送包飯的每個客戶的名單，大致上也就是饅頭上籠八分熟了。
周夢公、陳增福計議定當，正要實施時，追逃隊畢克儉隊長來了，問他們是否已摸到了“雙頭刀客”的蛛絲馬跡。周夢公把情況一彙報，畢隊長馬上說，毋須這麼麻煩，再說這樣做也容易從飯館方面洩漏消息。我給你們出個便捷主意，照著做，不出三天，準保能查摸到“雙頭刀客”的藏身地！
畢克儉的主意就是兩個字：蹲守！他讓兩個偵查員中午時分化裝成市民在西大街“萬福瓷器行”附近溜達，目標既然以聽差身份藏身於西大街一帶，那他每天都得把食盒送回飯館，到時候目標出現時只要悄悄盯上去就行了。一個圈子兜下來，就可以知曉其藏身之處。
畢克儉的主意確實管用，第六天，9月15日午後十二點半，在“萬福瓷器行”對面的香菸店前蹲著假裝等人的陳增福發現一個跟範庸所說的一模一樣的中年男子，提著一個空食盒經過，當下就跟了上去。行不多遠，化裝成郵差的周夢公在前面路口也發現了目標，在馬路對面騎車緩緩跟蹤。目標未曾察覺，於是，兩個偵查員一路跟蹤到西大街大仙坊口的“恩濟飯莊”，看著杜辛富把空食盒交給跑堂。周夢公擔心再跟下去會驚動目標，於是就給陳增福發出暗號：停止跟蹤。
停止後怎麼辦呢？周夢公自有主意，立刻去了區政府衛生股，請他們派員以“抽查食品衛生”為名到“恩濟飯莊”抄下所有包飯客戶的名單。一小時後，“恩濟飯莊”的包飯客戶名單已經到了偵查員手裡。周、陳兩人看了看，用食盒送包飯的客戶只有三家，其中兩家都是兩人份的——那就毋須用三層食盒裝了，所以，剩下的那個用三層食盒裝飯菜的客戶的所在就是杜辛富的藏身處了。
這家客戶名喚“傳輝西北土特產商行”，專做西北五省土特產中介生意，離“恩濟飯莊”直線距離大約一千二百米。後來知道，該商行之所以不考慮距其較近的那些林林總總的飯館作為包飯館子而選擇“恩濟飯莊”，其原因是“恩濟飯莊”的老闆是該商行老闆劉傳輝的內弟。偵查員到區政府工商股查了查，得知這家商行連老闆一共只有三個職員，還有一個打雜的聽差，那就是公安局要找的杜辛富了。不過，“雙頭刀客”此刻的姓名叫“梁有道”，陝西蒲城人氏——距耀縣不過百里之遙，口音基本相同。
終於找到了“雙頭刀客”的藏身之地，接下來就該是採取措施捉拿歸案了。“雙頭刀客”的名頭實在太響，那身本領已經被傳得神乎其神，兩個偵查員不敢造次，於是就向畢克儉隊長彙報。獵人出身、當過偵察兵、有過武工隊長經歷、人稱“畢大膽”的追逃隊長也不敢小覷“雙頭刀客”，這種對象，有一次捉拿的機會已經算是撞運了，必須慎之又慎，行動時一旦有個閃失，不但警方損兵折將，周圍群眾也可能會遭受無妄之災，如果行動失利讓杜辛富逃脫了，那危害就更大了。所以，畢克儉馬上向王超北局長報告，請示如何行動。
王超北說，只許成功，不準失利，而且必須生擒活捉，公審處決。至於人手，不必擔心，我給你從部隊調一個班的精幹戰士來。王超北其時兼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安警備區副司令員，調些增援力量只需一個電話就解決了。
當天深夜，追逃隊出動十名偵查員，連同一個班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悄然包圍了“傳輝西北土特產商行”。事先，偵查員已經查摸清楚，晚上商行裡只留“梁有道”一人值守，劉老闆等人都是各自回家過夜的。為防止打草驚蛇，之前偵查員已經把劉老闆請過來，在商行隔壁的那戶居民家裡待命。參加行動的軍警到場後，現場指揮畢克儉請劉老闆去叩門。
屋裡，“雙頭刀客”已經睡著了，被叩門聲驚醒後，沉聲喝問：“誰？”劉傳輝說他跟媳婦吵架了，到商行來住一夜。“雙頭刀客”不疑有詐，起來開門。門閂剛剛抽開，外面的軍警一擁而入，打頭的周夢公和專門從參戰戰士裡挑選出來的武術好手小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雙頭刀客”撲翻在地，死死摁住。那時候，西安市公安局太窮，警械缺乏，沒有一副手銬的派出所比比皆是，分局、市局也少得可憐，而且都已老化，曾經發生過逮捕人犯時被人犯掙斷銬子後拒捕傷人的事故。因此，通常逮人都是以麻繩捆綁。這次抓“雙頭刀客“，雖然帶了手銬，但不敢指望能夠約束住這個特殊人犯，所以畢克儉事先吩咐多帶麻繩，此刻一干人圍著被按倒在地的“雙頭刀客”，用繩子左一道右一道將其綁成了端陽粽。
三、孿生兄弟
像“雙頭刀客”這樣的要犯，被捕後自是得由重量級的偵查員出面訊問了。追逃隊長畢克儉親自提審，周夢公只能陪審，而陳增福則差點兒連記錄的差使也沒攤上。還是畢隊長撇下一句話：讓小陳參加訊問，多一個記錄員吧，年輕人要多多歷練！這才使他有資格踏進訊問室。
這一歷練，陳增福眼界大開。這倒並非被捕者在接受訊問時有何出格的表現，而是因為訊問下來發現這竟然是一個贗品！
訊問開始，先問姓名。被捕者說他叫梁有道。畢克儉問他是否還有其他名字，他說沒有了，我的戶口本上就是這個名字。這話倒是不假，偵查員事先去派出所瞭解過，這人的戶口落在商行，是一本單獨的戶口本，婚姻狀況註明：喪偶。這是根據解放前留下的國民黨警察局的戶籍檔案登記的。畢克儉先不跟他多說，再問籍貫。他說是耀縣人。
“耀縣哪裡？”
“哪裡？縣城唄！”
畢克儉話鋒一轉：“聽說過耀縣有個‘雙頭刀客’嗎？”
這話一出口，被捕者的臉色驟變，隨即又恢復正常，不吭聲，只是點了點頭。
畢克儉朝周夢公使個眼色，後者便拿出了那張請照相館從舊報紙上翻拍的“雙頭刀客”杜辛富的照片。“這張照片上的人，你認識嗎？”
對方只瞥了一眼，頓時神色大變，但隨即又釋然了，最後臉上竟然露出了一絲笑意。這是什麼意思？畢克儉還沒開口問，他已經開腔了，如釋重負似的長噓了一口氣：“哦——原來你們是為這個原因抓我啊。”說著，他突然揚起脖頸，…雙頭刀客’是上過刑場捱過刀的，你們看我的脖子上有刀疤嗎？”
一語提醒了偵查員，周夢公定睛一看，此人的脖頸光溜溜的什麼痕跡也沒有！畢克儉有點兒近視，再加上因為供電不足，訊問室的光線有些昏暗，看不真切，於是起身離座到對方面前去察看，然後回頭朝周夢公瞥了一眼。周夢公被畢隊長這道目光掃得真是無地白容：他媽的，老子十保衛工作也頗有幾個年頭了，在訪查“雙頭刀客”的差使上沒少花力氣，這些日子折騰得體重也減輕了若干斤，掉下的頭髮可以堵塞宿舍前院子裡的盥洗水槽了，可以說是什麼都考慮到了，怎麼百密一疏偏偏就遺忘了這最重要、也是最為簡單的驗證“雙頭刀客”的法子呢？事後他和陳增福分析，一致認為導致這一低級錯誤的原因是抓捕對象跟“雙頭刀客”杜辛富長得實在是太像了。
訊問室裡出現了片刻的寂靜。畢克儉開腔了，不管怎樣，這件事有了開頭，總得有個結果，先詐唬一下這主兒再說：“你本人不是‘雙頭刀客’，可並不等於你跟‘雙頭刀客’沒有關係！給他鬆綁，讓他說說跟‘雙頭刀客’是什麼關係！”
鬆綁後，梁有道比較配合，很爽快地回答了一系列問題，於是，他跟“雙頭刀客”杜辛富的酷似也就有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還真讓畢克儉給說著了，眼前這個梁有道果真與杜辛富有關係，不過不是案情上的關係，而是血緣關係。他原名杜辛財，和杜辛富是一對出生時間不過相差了數分鐘的雙胞胎兄弟。他生得早，所以後來赫赫有名的“雙頭刀客”還得尊他一聲“老兄”。
龍生九種，種種有別。即使是雙胞胎兄弟，性格上也有很大的差異，有時這種差異還是對立的。比如杜辛財、杜辛富兄弟就是這樣。杜辛富自幼頑劣，桀驁不馴，粗野殘暴，酷嗜武術，而他的老兄杜辛財打出生起就溫順乖巧，喜靜厭鬧。所以，少年杜辛富在外頭揚名立萬兒時，杜辛財總是縮在屋裡看書寫字，以至於外界人們紛紛議論杜辛富時竟忽視了他的存在。本來，人各有各的活法，杜辛財這樣的生存方式並未妨礙他人，只要他自己覺得過著還好，就有理由一直這樣過下去。可是，他的老弟杜辛富闖下大禍，在製造了殘殺十三口的滅門血案之後，杜家擔心遭到對方報復，舉家遷移投奔鄉下親戚。杜辛財不適應這種寄人籬下的生活，生了一場大病。病還沒痊癒，杜辛富又變成了“雙頭刀客”。隨著杜辛富不斷作案，杜家開始品嚐到江湖上怨怨相報的苦果。儘管杜辛富的作惡跟杜氏家族並無法律上的直接關聯，可江湖上是不講這一套的。杜家付出三條人命和大部分財產的代價，被迫作出了“各奔東西，自謀出路”的決定。
十七歲的杜辛財拿著分得的數百銀洋離開了陝西，前往河南信陽投奔一門遠親，並且更名為梁有道。“雙頭刀客”的名氣雖響，但那時沒有電視，沒有互聯網，光憑著發行量很小的報紙和功率微弱的電臺廣播，杜辛富的名頭還傳不到信陽那邊。所以，梁有道的安全沒有問題。可是，他的數百大洋被那門遠親連哄帶騙沒多久就耗了個精光。又過了幾個月寄人籬下的日子，最後被掃地出門，成了一名乞丐。
從十八歲到二十六歲這八年裡，梁有道的行乞足跡遍及河南、湖北、河北三省，只是不敢踏進陝西一步。二十六歲那年，梁有道與幾個乞丐當了一回盜墓賊，在陝西與河南交界處盜掘了一座古墓，發了一筆財。正好這時江湖上傳聞“雙頭刀客”死於幫派內訌，梁有道於是決定回陝西。他去了西安，用盜墓所得的不義之財作為本錢開了家小店鋪。幾年經營下來，雖然沒有發財，衣食倒也無憂，於是就娶了個寡婦為妻。那寡婦與前夫生有兩個孩子，都帶了過來，舊時稱為“拖油瓶”。一家四口平平安安過了幾年，災難來了——由鄰居引發的一場大火不但燒掉了梁有道的店鋪，還把老婆孩子全部送進了閻王殿。
梁有道又成為一無所有的窮漢。不過，他在省城生活了數年，已經融入了這個號稱“西北首府”的西部大都市，日艮界大開的結果是不必再去行乞，而是找到了謀生方式：打雜工。這樣，梁有道就靠著做聽差、守夜人、看門人、傭僕、花匠等謀生，一直維持到現在。
那麼，“雙頭刀客”是否跟梁有道這位同胞老兄有過聯繫呢？梁有道說杜辛富從未找過他，也沒有任何書信來往。他倒是不時從街頭巷尾人們酒後茶餘的閒談中獲得若干關於“雙頭刀客”的真真假假的消息，但這與他已經沒有關係了，所以聽過也就很快成為耳邊風了。有一段時間，梁有道在大街上行走時，會受到某些江湖人士的特別注視，有的甚至目露兇光，手伸懷間緩緩逼近。他知道這必是杜辛富的仇家，誤以為他是“雙頭刀客”了。每當這時，他就努力伸長脖頸，讓人家看清他的脖頸處並無捱過刀砍的疤痕。對方往往只要掃溜一眼，就知道自己認錯了人，幾步一晃就不見了影蹤。
追逃隊對於梁有道的處理意見是：暫時先予拘押，待查清其真實情況後再說。調查情況自然是周夢公、陳增福師徒兩個的事兒了。次日，兩人離開西安前往“雙頭刀客”的家鄉耀縣。先去了縣公安局，想調取國民黨警察局留下的檔案，可是，“雙頭刀客”出道太早，全家各奔東西之時距今已有二十多年，國民黨警察局留下的舊檔案中已經沒有這家子的資料了。於是，又去當年杜家大院舊址向群眾調查。一些老人還記得杜家確實是有一對雙胞胎兒子的，其中一個就是“雙頭刀客”。次日，二人去杜家雙胞胎當年讀過書的那所小學堂調查，偵查員問下來，有兩個老教師是教過這對雙胞胎兄弟的，於是談了談情況，做了一份筆錄。
周夢公、陳增福返回西安後，向畢克儉隊長彙報了調查情況。畢克儉說既然沒有疑問，那就放人吧。於是，已經改名叫梁有道的杜辛財在坐了三天班房後，就被無罪釋放了。誰也沒有想到，這一放，竟然要了梁有道的性命！
四、深夜兇殺
梁有道被釋放後，“雙頭刀客”的線索也就斷了。準確地說，是市民範庸的那封檢舉信所反映的情況有誤，他看到的並非“雙頭刀客”。追逃隊員周夢公、陳增福師徒白辛苦了一回，當然，陳增福還是有收穫的，他對於追逃工作多少有了一點兒感性認識。解放伊始，公安局的追逃工作甚重，周夢公、陳增福兩人銷差後，一天也未曾休息，又去執行畢隊長另外派下的追逃任務了。
這回的任務是去碑林那裡蹲守，捉拿“一貫道”骨幹王某。周、陳兩人蹲守到第二天就候到了企圖躲藏到碑林這邊親戚家的王某，當場拿下，押送市局。剛把人犯移交，想喝杯茶歇口氣，門口警衛就打電話進來，說有人找周夢公同志，請出來接待一下。周夢公只好放下茶杯，匆匆趕到門口的接待室。出乎意料的是，登門求見的這人竟是梁有道的東家、“傳輝西北土特產商行”老闆劉傳輝。什麼事呢？他說他想把梁有道辭掉，不知是否可以。
周夢公心中一凜：那天晚上抓梁有道時，並沒有告訴劉老闆警方懷疑梁是“雙頭刀客”，抓捕過程中參戰軍警根據事先宣佈的紀律也沒有一個人吭過聲，這劉老闆為什麼要把人家辭退？難道是梁有道獲釋之後自己洩露出去了？於是就問劉老闆為什麼要辭退人家。劉老闆說你們又是解放軍又是警察的，荷槍實彈來了那麼多人，抓了他，弄得鄰居都議論紛紛，說什麼的都有，有的還懷疑我的商行有問題。我擔心發展下去就要影響我的生意了。所以，我得對外有一個態度，而把梁有道辭退則是最直接最明確的表態，可以表明梁有道被公安局抓去事出有因也好，鬧了場誤會也好，都跟商行沒有關係。
周夢公聽了，尋思梁有道既然沒透露“雙頭刀客”之事，劉老闆是否辭退他，那就不是公安局該管的事兒了。於是，周夢公就對劉傳輝說，梁有道被捕事出有因，釋放出來就說明他沒有什麼問題，這個，我可以代表公安局向你保證。至於你要辭退他，這用不著來問我們，你做老闆的當然有這個權利。不過，在我看來，辭退老梁沒有必要，人家畢竟沒有什麼過錯。這個問題屬於勞資糾紛，你要諮詢，可以去找工會，也可以去找區政府勞動股，他們會告訴你這方面的政策。
劉傳輝是一個謹慎的人，他真的去市工會和區政府勞動股諮詢了。以當時的形勢，這兩家的回答當然是站在勞方立場上的，劉傳輝雖然算不上資本家，但他還是被人家的答覆嚇了個激靈，於是就打消了辭退梁有道的念頭。他還特地給周夢公打了個電話，告知了諮詢結果和自己的決定。周夢公其實也是站在梁有道這邊的，當下聽了心裡也就為老梁鬆了口氣。
這件事過去後，周夢公接到畢克儉隊長的通知，讓他去參加西北局公安部舉辦的一個短期公安業務培訓班。哪知上午剛剛報到，下午還在打掃宿舍準備安放行李鋪蓋時，畢克儉就打來了電話，說小周你立刻返回市局，這邊有緊急任務！周夢公急匆匆趕回市局，畢克儉告訴他一個消息：梁有道死了！
當天上午八時許，“傳輝西北土特產商行”老闆劉傳輝到商行上班時，發現大門還沒開啟。這是反常之舉，日夜呆在行裡的梁有道是一個很勤快的人，每天早上天剛亮就起來了，打掃庭院，整理店堂，燒開水，洗茶具，等老闆來商行時，一切都已準備好，端上熱茶就是了。商行的院門是從裡面上閂的，劉傳輝敲門不見裡面反應，正盤算著怎麼辦時，另外兩個職員也來上班了，於是其中一位就爬牆進到院內打開了院門。店堂門是裝了司必靈鎖的，劉老闆用鑰匙打開，剛推開一條縫隙，一股濃烈的酒味就撲鼻而來！定睛一看，他不由得一聲驚叫！店堂正中的屋樑上懸掛著一個人，正是梁有道！
一分局很快就來了兩名刑警，把梁有道的屍體解下後，查看了脖頸上的繩索印痕，分析是自己上吊而死的。那時候，刑事勘查手段落後，刑事警察在這方面的水平也有限，再加上新舊政權更替之際，運動頻繁，投水、上吊、服毒自盡的人比較多，因此，即使是此類涉及人命的事兒，刑警也是見慣不驚。那兩個警員下了結論，這件事基本上就算是有了定論，可以結案了。
可是，有一個人的心裡就不爽了，這人就是商行老闆劉傳輝。劉老闆聽說刑警認為梁有道是自殺，就有想法了。確切地說，這種想法其實是一種擔心：梁有道如果在外面自殺，比如跳了護城河或者在城門口那株歪脖子老槐樹上上吊，那跟商行、跟他劉傳輝沒有關係。可現在梁有道是在商行裡自殺的，那接下來肯定有麻煩，比如工會就會來了解梁究竟為何自殺，區政府勞動股也不會閒著，可能會傳他去詢問這個詢問那個，工商股也有可能插一手。如果政府認為梁是因為“勞資關係”自殺的，那劉傳輝可就吃不了兜著走了。劉傳輝不是一個經得起折騰的角色，他曾當過舊軍閥的文秘人員。在解放初期政治空氣那麼濃厚的形勢下，他是絕對不願意被人查到這個軟檔的，免得節外生枝。現在，如果認定梁有道是自殺，也許往下他就有麻煩了。所以，劉傳輝大著膽子向刑警提出異議，認為梁有道沒有理由自殺。
那兩個刑警對於劉老闆的意見當然不會重視，說了幾句不著邊際的話就走了，甚至也沒對如何處理屍體給個說法，把劉傳輝弄了個目瞪口呆。這下，另外兩個職員就惱火了，說新社會的警察怎能這樣？咱找他們領導去！
因為市局比分局距離還近些，他們乾脆就直奔市局了。市公安局大門口的門衛聽兩人說了情況，說這事你們可以反映，但應該去向分局反映，如果分局不受理，再來向市局反映。可是那二位根本不懂什麼程序，說著說著就激動了，嗓音響起來了。這當兒追逃隊畢克儉隊長正好推著一輛自行車從裡面出來，聽那二位高聲說出“梁有道”的名字，於是便駐步詢問是怎麼回事。聽說梁有道突然死了，畢克儉下意識地覺得不對勁，尋思這人被關進看守所時也沒鬧自殺，怎麼查明真相無罪釋放了反倒不想活了呢？梁有道之死的背後可能隱藏著問題啊！
這樣想著，畢克儉就把那二位領進了接待室，聽他們說了情況之後，就直接給王超北局長辦公室打電話彙報，建議查明梁有道的死因。王超北贊同畢克儉的意見，說先請刑警隊前往現場勘查，並由法醫對屍體進行鑑定，看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
這樣，市局刑警隊就指派了兩名刑警和一名法醫前往現場。市局刑警趕到現場後沒多久，一分局刑警隊接到指令也派人過來了，還是下了自殺結論的那二位刑警。
再次進行現場勘查，發現了一些疑點。商行所在地是一幢帶有院子的二進深三門面的平房，穿過院子，前面一進的兩間作為店堂，一半是商品陳列櫃檯，一半用於接待上門談生意的客戶；另一間則是劉老闆和職員的辦公室。後面一進三間，一間作為梁有道的臥室，另兩間則是倉庫。死者懸吊於前面那進的辦公室與商品陳列店堂之間用於接待客戶的房間的屋樑上，屍體下方的地板上翻倒著一張凳子，凳子上留有死者的腳印。
第一個疑點，就是在這張凳子上發現的。凳面上的那對腳印使刑警感到奇怪。若說是梁有道踩著這張凳子在樑上拴了繩子，然後把頭鑽進繩套一腳蹬翻凳子自盡的吧，可是檢查下來，凳子的正面和各個側面留下的痕跡僅僅是那對清晰的腳印，並無任何蹬翻凳子時留下的哪怕是細微的痕跡。市局刑警鄧宗虎搬來一張一模一樣的凳子在院子的樹下進行了模擬測試——手抓樹枝，蹬翻凳子使身體懸空。結果表明，無論用再輕的力量蹬翻凳子，凳子上也肯定會留下痕跡。
接著，第二個疑點也被發現了。店堂和後面梁有道的臥室裡有很明顯的被擦拭過的痕跡，所有傢俱、地板都被擦得於乾淨淨。據劉老闆等人反映，梁有道雖然是一個比較勤快的夥計，可他並無潔癖，即使是過年前的辭歲大掃除時也未如此徹底地擦拭過。前面曾介紹過，劉老闆第一次進入現場時聞到了濃烈的酒味，之後證實是從死者身上散發出來的。後面臥室的桌上，放著一個瓶底有些許殘酒的空酒瓶和留著食物殘渣的幹荷葉，可以判斷死者生前曾飲了大量烈酒。飲酒之後，他決定自殺。而在自殺前，他把臥室和店堂徹底打掃了一遍。這麼做對於一個打算自殺的人有什麼意義？拋開這一點不談，更令人奇怪的是，梁有道既然要搞清潔衛生，為何沒把空酒瓶、幹荷葉處理掉呢？另外，尋遍屋內屋外，也沒有發現用於搞衛生的抹布和拖把。總不見得梁有道在打掃完後特地跑到外面把抹布、拖把處理掉再回來上吊吧？
再說法醫對死者的屍檢情況。死者胃內殘留著大量酒精，可以認定其生前飲過較多的烈性酒；其頸部的勒痕呈馬蹄形——這是上吊和勒殺的差別之處，馬蹄形勒痕是上吊形成的。法醫的結論是：鑑於死者身體上沒有任何被施暴的痕跡，從頸部勒痕判斷可以認為是死於上吊；但是，由於死者胃內殘留著大量酒精，也可以認為是生前被人灌醉後在喪失意識的情況下“被上吊”。
將法醫的結論和之前發現的那兩個疑點聯繫起來，刑警認為：梁有道死於他殺！
這樣，市局就決定對梁有道之死立案偵查。王超北局長想起了之前曾經偵查而又撤銷了的“雙頭刀客”的案子，就給追逃隊畢克儉隊長打了個電話，說鑑於死者的社會關係有些特別，涉及要犯“雙頭刀客”，所以請你隊那兩位之前調查過“雙頭刀客”的同志參加專案組的偵查工作。
梁有道命案專案偵查組由市局刑警隊、追逃隊和分局刑警隊各派兩人組成，組長由市局刑警隊第七組組長富凌擔任，不設副組長。
富凌是一個認真務實的刑警，他在勘查現場後立刻跟商行老闆劉傳輝和另外兩個職員談了話，瞭解梁有道生前的情況，得知這人喜歡喝酒賭錢，跟外界交往極少，所以只有幾個賭徒是他的朋友。關於外界交往極少這一點，跟之前周夢公、陳增福在調查“雙頭刀客”時查摸到的情況相符。這也可以理解，梁有道有“雙頭刀客”這麼個老弟，自然不敢跟人多交往。
當晚，專案組舉行了首次案情分析會，圍繞著兩個問題進行了討論：一是梁有道為何被害，二是梁有道是如何被害的。
梁有道為何被害這個問題其實也就是作案動機。眾人根據梁有道生前的情況，尤其是死者與“雙頭刀客”的那層兄弟關係，一致認為兩者或許有因果關聯。“雙頭刀客”也許確實隱藏在西安這邊，而且跟梁有道是有聯繫的，聽說胞兄為此事折進過一趟局子，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就需要殺人滅口了。像杜辛富那樣心狠手辣的主兒，殺害同胞兄弟也不是不可能。
另一個作案動機就是跟死者生前的嗜賭有關了，會不會是因賭博而發生了矛盾，最後招致殺身之禍？
此外還有一個可能。劉傳輝在梁有道獲釋後，曾有過辭退他的想法，後來接受周夢公的建議，走訪了市工會和區勞動股，又打消了這個念頭。現在想來，這僅僅是劉的一面之詞，究竟是怎麼回事就不清楚了。也許劉並未打消辭退的念頭，因此與梁有道之間矛盾加劇，於是下手殺了梁有道？
至於梁有道是如何被害的，偵查員認為，不管兇手是上述所假設的三類情況裡的哪一種，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跟被害人梁有道是熟人，因此，兇手有條件在梁有道毫無戒備的情況下進入現場。進入現場後，兇手和梁有道一起在店堂後面的臥室裡喝酒。梁有道貪杯，但據說酒量卻是一般。所以，他很容易被人灌醉。而昨晚還不單單是對飲情況下的一般意義上的灌醉，很可能是在其醉得不省人事後又強灌了若干烈酒。然後，兇手將梁有道抬到前面店堂，偽裝上吊自盡。從屍體的情況推斷，梁有道在被懸空吊起時，由於呼吸中斷，有過掙扎。可是，這種掙扎所留下的痕跡，恰恰就是上吊者的情狀。這也是分局那兩個刑警最初作出自殺結論的重要依據之一。
根據以上推測，兇手至少有兩人，甚至三人。他們在作案後，消除了現場痕跡，故意留下空酒瓶。臨走時，他們帶走了消除痕跡所用的抹布和拖把。
專案組根據上述分析，決定採用排除法查摸兇手，即集中力量一個個對象調查，排除一個後調查另一個。
首先對商行老闆劉傳輝和兩個都姓張的職員進行調查，主要是瞭解這三人是否有作案時間。三人中，“兩張”都住在離商行不遠的地方，一個叫張挺的已經成家，另一個名叫張良行的是個鰥夫。這樣，有家室的那位張挺查起來就容易些，那天他下班後一直在家裡，晚飯後來了一個鄰居，兩人下棋，一直到將近午夜才結束。那個鄰居是一個只能贏不能輸的人，那天跟張挺下棋他是贏了，但贏得有點兒艱難，這就讓他很有成就感。所以，這位鄰居非常開心，看看時間已晚，說肚子有點兒餓了，咱們去外面吃夜宵吧，我請客！於是，兩人就去了衚衕口一家通宵營業的麵攤，由那位鄰居掏錢要了一小瓶酒、半斤滷豬頭肉、幾塊豆腐乾、兩碗麵條，吃喝完後各自回家時，已是下半夜一點多鐘了——根據法醫判斷，那個時候梁有道的屍體都已經僵硬了。所以，張挺給排除了。
查清張良行的情況難度大一些。他喪妻之後，帶著四歲的兒子一起生活，白天把孩子寄放在鄰居家裡，下班後自己帶。因此，他晚上基本上是無法外出從事什麼活動的。可是，前天晚上他恰恰把兒子寄放在鄰居家單獨外出了一夜。去了哪裡呢？他不肯透露。這樣，偵查員周夢公、陳增福師徒倆就只好跟他泡上了。先是在商行和他談，後來又到派出所談，還是沒有結果，張良行不管偵查員說什麼，都不吭聲。
與此同時，專案組組長富凌和分局刑警關小童在跟商行老闆劉傳輝談話。劉傳輝這天跟一位從蘭州趕來的客戶約好上午十點去車站迎接，然後洽談一筆買賣，冷不防被刑警約談，好生沮喪。他是個聰明人，一聽問的內容，馬上就猜測到這是想了解什麼了，當下，就把自己前天晚上的活動像報流水賬一樣報了一遍，從六點下班一直到過了十一點回家睡覺一五一十說得清清楚楚。偵查員是把劉約到商行附近的一家茶館裡談話的，巧的是前天晚上跟劉傳輝在一起喝酒、打牌的幾位朋友裡有一位就住在茶館對面的巷子裡。劉傳輝說完，立馬兒請警察登門去核實，以便早點兒獲得解脫，好去車站接蘭州客戶。於是，富凌就留在茶館和劉傳輝喝茶，順便聊聊張挺和張良行二位以及梁有道賭友的事兒，讓關小童前往那位證人處核實情況。一會兒，關小童返回茶館，說經核實劉傳輝所說的情況屬實。於是，劉傳輝立馬兒告辭，叫了輛馬車急往車站。
富凌、關小童前往派出所跟另外兩路偵查員會合時，周夢公、陳增福還在跟張良行泡著。富凌聽說後，笑了，說小周小陳你倆歇歇，讓我來聊兩句，準保解決！
果然，富凌跟張良行見面後，拿過一張白紙，只在上面寫了一個名字，拿給張良行，後者馬上點頭，說：“既然你們已經調查過了，那就可以放我走了。”
富凌微笑道：“不過，我們還得去核實一下才能最後認定。張先生，請你把這人的住址寫在上面。”
原來，富凌剛才跟劉傳輝聊天時，無意間得知張良行最近正在跟一個名叫白靜嫻的小學老師戀愛，據說張良行有時去白靜嫻家裡過夜。富凌聽著也沒放在心上，可是到了派出所聽說張良行不肯透露前天晚上去了哪裡，就知道八九不離十是去會白靜嫻了。其實，這時他心裡已經把張良行排除了，因為這樁案子至少得兩人才幹得下來，既然劉傳輝、張挺都沒事，那張良行肯定也無涉了。
張良行獲得解脫後，富凌跟他聊了片刻。當然，富凌是有目的的，是想了解梁有道生前的賭博情況，因為他剛才聽劉傳輝說過，張良行曾經跟梁有道玩過牌，就指望能夠從張良行嘴裡獲取些有價值的東西。
專案組組長的目的輕而易舉地達到了，張良行雖然說話不多，可他所說的內容對專案組往下的偵查工作頗有價值。
五、偵破命案
張良行喜歡賭博，不過還沒梁有道那麼上癮。最初，富凌對於是否能夠從其嘴裡淘到有價值的線索並無指望。在他想來，張良行晚上要在家帶孩子，根本沒有空閒出來，更別說跟梁有道通宵達旦地打牌了。可是，富凌還是想順便聊幾句。這一聊，發現自己對於商行的工作時間其實還不曾真正瞭解。
“傳輝西北土特產商行”由於業務需要，除了接待登門的客戶外，還要主動出擊，前往外地會見老客戶，發展新客戶——這些客戶基本上都是上家供應商。所以，劉老闆等人一年之中通常有三四個月要在外面出差。不過，這不包括張良行。張良行在商行的工作除了正常接待各路客戶洽談生意外，還兼著行裡的會計。因此，老闆劉傳輝規定他不必出差，常年在行裡值守。這樣，張良行逢著劉老闆和另一職員張挺都出差的日子，做事情就“手裡有數”了。如果正好碰上這天沒有客戶登門，賬目也計算得清清楚楚明白無誤，閒著無事就會在大白天讓梁有道約上兩個牌友拉開桌子打牌，當然得有點兒小彩頭，不過數額不大。
張良行告訴偵查員，像這樣的機會，一年中大約有三四次。他的最後一次賭博，是今年春天西安還沒有解放的時候。那天下午，天空飄著小雨，客戶沒有登門，他做完賬目後，見梁有道也閒著，於是就提議打牌。梁有道就去喚來兩個牌友，四人正圍著桌子賭得起勁時，沒想到去外地出差的劉傳輝突然提前回來了。劉老闆還是頭一回發現下屬在上班時間打牌，頓時大惱，以級論責，梁有道倒沒什麼，張良行卻被嚴斥了一番，差點兒開革。、從此，張良行業餘時間就不再打牌了。
由於梁有道沒有家，平時一直住在商行裡，他的社交圈子又窄，偵查員正苦於找不到他的賭友，現在張良行這麼一說，富凌自是高興，連忙詢問牌友情況。張良行於是就提供了他所知曉的3個牌友：一個姓任名安賓，聽說是個油漆匠，四十來歲，西安本地人；一個留著小鬍子，三十歲左右，姓羅，名字不知，梁有道稱其“羅鬍子”，說話帶陝北口音，不知從事什麼職業；再一個四十歲出頭，姓蔣，梁有道喚其“老蔣”，西安郊區口音，幹什麼的不清楚，是個左撇子。這三位中，任安賓、羅鬍子就是春天給劉老闆發現的那次牌局的另外二位參與者。
專案組於是決定查摸上述三人的情況。偵查員分析：春天那次牌局，梁有道根據張良行的提議贊同打牌，立刻出門去叫任安賓和羅鬍子，張良行回憶，前後一共也就半個小時左右就把那二位叫來了，這說明任、羅兩人的住所或者就業地點離商行不遠。這就好，就在商行附近找吧。先找那個姓任的油漆匠，找到了任，大概也就可以知曉羅鬍子和老蔣的下落了。任安賓能夠隨叫隨到，說明他這個油漆匠是有固定工作地點而且時間比較自由的人，不屬於那種受僱於人一天干到晚按工計酬的油漆工人。偵查員認為只要在西大街一帶“傳輝西北土特產商行”附近方圓二十分鐘腳程的範圍內打聽，就能查摸到任安賓了。
果然，偵查員大黃、陳增福兩人只在附近轉悠了沒多久，就在距商行不過二百來米的那條名喚“滴將巷”的衚衕口發現了一家門口掛著“安賓漆店”的招牌，只有一開間門面的處所。這是一家既出售油漆又兼帶替人幹油漆活兒的作坊式小鋪子，前面店堂裡放著客戶拿來油漆的小件傢俱和木質盆、桶、衣帽架之類的東西，後面是倉庫兼工作間。老闆自然就是賭徒任安賓了，其手下有一個油漆工和兩個學徒。
偵查員沒有驚動任安賓，回來向組長報告了情況，富凌說先通過派出所悄悄瞭解一下任安賓的情況再說吧。
第二天，即9月24日，大黃、陳增福兩人前往派出所調查任安賓的情況，瞭解到這人以前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兵，好像還擔任過班長或者副排長、排長那樣的兵頭將尾式的職務，不過早在抗戰前就離開行伍回到西安老家了。幹油漆匠大約是十年前開始的，由於是半路出家，技藝一般，所以只能替人漆些零星傢俱，結婚用的成套傢俱或者大戶人家建新宅時的室內油漆，他是幹不了的。任安賓有自知之明，因此就開了這麼一家店坊結合的小鋪子，慘淡經營。這人嗜賭，曾經因賭博引起油漆店的一次火警，幸未成災；還有過兩次把老婆臨時充作賭資押上賭檯的經歷。當然，那都是解放前的話頭了，解放後人民政府禁賭，他就只能偷偷摸摸跟人小賭起來了。
專案組據此進行了分析，認為賭博賭到失火、押老婆的份上，那已經夠得上賭棍的標準了。賭棍通常都具有喪心病狂的特點，在輸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有可能鋌而走險，那麼，殺死梁有道任是有膽量乾的。於是，組長富凌拍板：傳喚任安賓！
任安賓被傳到派出所後，偵查員卻沒有跟他接觸，而只是將其晾在一邊。幹嗎呢？富凌帶著兩個偵查員前往油漆鋪子去搜查。搜查沒有什麼收穫，不過，據任安賓的兩個徒弟說，大前天晚上任安賓七點左右外出後，一直到半夜時分才回到鋪子裡，去了哪裡不知道，師傅沒有說，他們當然也不敢問。
偵查員於是返回派出所汛問任安賓，故意輕描淡寫地提及大前天晚上他的活動情況，任安賓說他那天晚上沒有外出，吃過晚飯就呆在店鋪自己的那間小屋裡看《說岳全傳》，看了一會兒就睡覺了。偵查員又問之前和之後兩天晚上的情況，任安賓皆稱呆在店裡沒有外出。然後，又問是否認識“傳輝商行”的職員張良行。任笑了，說我跟梁有道是朋友，時不時要去商行溜一趟聊幾句天的，怎麼會不認識張先生呢？別說張先生，就是劉老闆也是熟識的。偵查員也笑了，認識就好，那你肯定也認識羅鬍子和老蔣啦？任安賓面不改色地點頭承認，卻不知道人家已經成功地把他引進了一個套套，並且堵死了他可能會改口抵賴的後路。偵查員問，羅鬍子和老蔣是什麼角色？
任安賓到這時候還沒有意識到自己行將倒黴，以為偵查員感興趣的是羅鬍子、老蔣兩個，於是不乏熱情地把那二位的職業、住址和盤托出。偵查員讓任安賓在筆錄上籤了名，說你的事兒結束了，現在你可以回去了，反正油漆店離派出所不遠，有什麼問題我們弄不清楚的，到時候再登門請教。任安賓於是一臉輕鬆地告辭而去，沒想到自己其實已經被秘密監控了。
偵查員立刻去向老蔣和羅鬍子調查，先是證實那二位大前天晚上沒有作案時間，然後向他們瞭解任安賓跟梁有道的關係，得知任梁之間已經有了不少於六年的賭友交往。任的賭友頗多，光西安這邊就有二三十個，其中有的是他的鐵哥們兒，據說是結拜過的。偵查員聽了心裡一動，便問他們現在跟任安賓是否還有交往，是否知道任安賓那幾位鐵哥們兒的姓名住址。老蔣聽了只是搖頭，羅鬍子則是搖頭多點頭少，總算還記得任安賓曾向他透露過有一個結拜兄弟江湖上綽號叫“雞見愁”——估計是個精於行竊的偷雞賊。
當天晚上，自認為已經渡過了難關的任安賓正在鋪子裡自斟自飲作小小慶賀時，偵查員再次登門。這回，就沒有那麼客氣了，直接往市局帶！
任安賓起初還想抵賴，但偵查員白天做的工作太紮實了，令他沒有改口的退路，要想抵賴也難。於是，在挺到下半夜兩點多的時候，任安賓終於被迫作了交代：梁有道確實被他所殺！
具體案情是這樣的——
任安賓是個不折不扣的賭棍，他對賭錢的興趣遠勝於做油漆匠，可以說，一天二十四小時裡，除了睡覺，他基本上都在盤算如何贏錢，就是睡夢中也會不由自主地將若干腦細胞消耗在賭錢上面。跟梁有道的賭博，不過是其整個賭博經歷中可有可無的極小極小的一部分。因為任安賓是賭棍，而梁有道只勉強算得上是一個低級別的賭徒，梁跟他的賭博次數並不多，大部分時間，他是在外面跟他的那班狐朋狗友賭的，那才叫真正的賭博，賭資大不說，氣氛也刺激，更要緊的是每個參賭者的賭風都很到位。
對於賭棍來說，賭風是很講究的。所謂賭風，也就是賭博的行規.輸了該怎樣，贏了又該怎樣，賭債不能欠，等等，一樣樣都規定得清清楚楚。而梁有道的殺身之禍，就是因為違反了賭博的行規，在賭風上出了問題。
梁有道賭錢的運氣不算好，任安賓跟他賭博六七年來，梁有輸有贏，總賬應該為負數。可是，近兩個月來，梁有道的運氣似乎轉了，贏多輸少。梁有道有個不好的習慣，輸了無話，三棍子打不出個悶屁；可是，一旦贏了，那就立馬兒變成話癆，不但話多，還要哼小曲。這就犯了賭場上的大忌，但他卻不曾意識到。隨著一次次不斷贏錢，梁有道不但加大了籌碼，每局牌結束後，還一邊理錢，一邊點評其他三人的打牌水平。任安賓的名氣大，可是這一陣子卻是最大的輸家，所以聽到的點評也最多。任安賓最近逢賭必輸，本來就窩著一肚子火，梁有道這種嚴重違反行規的做法更是火上澆油。那天，任安賓和兩個鐵哥們兒紀春興、姜峰說起此事，氣得端酒杯的手都在瑟瑟發抖。紀、姜兩人一問，得知梁有道不過是個小角色，論職業最低檔，論財富兩手空空，論江湖還沒人道，要什麼沒什麼。這樣的人還敢耀武揚威說三道四指點江山？那讓他們這幾個至少也算是江湖混混的臉面往哪兒放？姜峰是個火爆脾氣，說任哥您啥也別說了，對這種傢伙，只有一句話兩個字：幹掉！紀春興立即附和，任安賓想了想，就點了頭。
於是，三人對如何幹掉梁有道進行了策劃。正好這時梁有道被公安局拘押後剛放出來，犯罪方案也就隨之產生了：針對梁有道嗜酒的特點，將其灌醉後，一根繩子打發進閻王殿就得了。
方案制定後，任安賓尋思夜長夢多，要下手就馬上行動。於是，就跟梁有道約定9月21日晚上由他和另外兩個朋友攜帶酒菜前往商行為梁“壓驚”，梁有道自是樂意。殺害梁有道的過程與刑警的分析推斷如出一轍：先是灌醉了梁有道，然後將其移至店堂，偽裝上吊自盡。之後，三個兇犯又消除了現場的痕跡。
任安賓交代後，專案組立刻全體出動，連夜將另外兩個兇手紀春興、姜峰拿下。紀春興和姜峰到案後，對殺害梁有道之事供認不諱。至此，梁有道命案的偵查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案子的偵破竟然還會牽出“雙頭刀客”那廝！
六、蛛絲馬跡
當時幹部隊伍的文化水平普遍都很低，文肓也不算稀奇。在專案組成員中，高一文化的陳增福算是“大知識分子”了，因此，兇殺案件偵破後，組長富凌就讓陳增福起草結案報告。陳增福說我加入公安隊伍還不到一個月，根本不知道結案報告應當怎麼寫，富組長您最好請別的同志做這事吧。富凌說，不知道結案報告怎麼寫，我可以給你一份以前的結案報告底稿作為參考。在起草報告的過程中，如果有什麼問題弄不清楚的，我授權你隨時可以去看守所提審。
富組長把話說到這份兒上，陳增福只好點頭服從。在起草報告的過程中，他覺得有一個細節還沒弄清楚，那就是兇手之一紀春興當天是什麼時候去的商行，是三個兇手中第幾個進入現場的。陳增福認為這一點需要弄明白，因為追究兇手的法律責任時是要根據此類情節來區別責任大小的。因此，陳增福就決定去看守所提審紀春興。陳增福絕對沒有想到，他這一去竟然意外獲得了“雙頭刀客”的線索！
紀春興是一個喜歡饒舌的傢伙，他跟陳增福見過一面——他落網後，專案組安排周夢公、陳增福負責訊問。師徒兩人上陣，陳增福自然只有呆在旁邊一聲不吭做筆錄的份兒。而周夢公呢，原先是憋著一股勁準備追查出“雙頭刀客”線索的，現在案情大白，查明兇手跟“雙頭刀客”沒有關係，真是大失所望，心裡的鬱悶可想而知。他只想儘快把手頭的活兒打發掉了回追逃隊，因此，他的訊問很簡單，就是盯著殺害梁有道的事兒，秋風黑臉態度很嚴肅。這樣一來，紀春興即使想饒舌也不敢。而這次情況就不同了，是陳增福一個人去訊問，而且案情已經大白，不過是補充一個細節，再說陳增福是新手上路，還帶著明顯的學生腔，紀春興就覺得有機可乘開始饒舌了。而陳增福在問清楚需要問明的內容後，見對方有主動說話的願望，尋思既然來了，那就跟他多聊幾句，說不定還能得到些許另外案子的線索哩。
梁有道那天賭運不佳，輸得一塌糊塗，腦子不大好使，當下聽著，簡直一臉迷糊，說這位女士我不認識你呀，也沒有跟人約過要送什麼東西來，你是不是弄錯了呢？那女人連連搖頭，嘴裡卻不吭聲，一雙眼睛滴溜溜地在紀春興三人臉上掃。三人中，紀春興最機靈，當下就明白這個女人當著他們三個的面不便對梁有道開口說明事由，於是就揮手對另外兩個賭友道：“去！我們上那邊涼快一會兒。”三人就去了院子另一側的水井邊，坐在井欄上抽菸，耳朵裡卻是聽著從上風頭傳過來的梁有道和那個女性不速之客的對話，雖然不可能聽清每一個字，但大體上還能聽清內容，大意是：這個女人接受一位朋友的委託，把這個書包送到梁有道這裡來，請他收藏。梁有道再三追問這是何人讓送來的，那女人壓低了聲音說了句什麼話，同時還舉手往自己脖頸上比畫，梁有道就不吭聲了，伸手接下了書包。
送走那個女人後，梁有道的情緒似乎有些異樣，他把書包拿到後面臥室放好，出來說給這個女人一攪，我的賭興都沒了，今晚就算了吧，不玩了。賭場上有規矩，輸家不開口，贏家不許走。梁有道是輸家，他這麼一說，紀春興等三人也就罷休了。梁有道見他們同意罷戰，顯得很高興，返身從屋裡拿出三盒天麻，說這是剛才那個女人送來的，朋友共享，每人一盒拿著吧。這盒天麻，紀春興現在還放在家裡沒動過。
陳增福聽了紀春興說的這番內容，心裡對那個女人比畫著脖頸跟梁有道嘀咕了什麼頓生興趣，尋思那個女人別是“雙頭刀客”派來跟梁有道聯繫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那個書包裡的東西絕不會僅僅是天麻，很可能是“黃白綠”(黃金、白銀、美鈔)之類。於是，他就決定暫時把起草命案結案報告的事兒往旁邊擱一擱，先去查摸一下這件事，如果初步查摸下來有點兒線索，就請領導定奪是否要展開偵查。陳增福這段時間跟老刑警偵查案子，已經有了些許心得，尋思先得查明6月初是否發生過神秘女子夜訪商行之事，然後再決定下一步應該怎麼走。
於是，陳增福就去找那天的另外兩個賭友朱阿清和小孫。他在兩處遇到的情況基本相同：對方聽說是瞭解賭錢的事，立刻搖頭否認，在說明並非捉賭而是調查其他案子並以“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名義作出“說話算數，保證不追究賭博行為”的承諾後，總算同意配合調查；接下來就好辦了，兩人當然都記得6月初的那次賭錢經歷，所說的內容跟紀春興交代的一致。朱、孫兩人和紀春興一樣，把梁有道贈送的天麻好好地放在家裡，連外面的盒封也還沒動過。於是，陳增福就出具了借條，把那兩盒天麻帶走了。
然後再去紀春興家。紀春興是已經被捕的命案要犯，公安局有紀律規定，即使是承辦人員因案子需要也不能單獨去這等要犯家裡，所以，陳增福就跑了趟派出所，邀了一位警察陪其登門。要做的事兒其實很簡單，就是讓紀春興的家屬找出那盒天麻，也是留了一紙借據。
第一步走完了，已經證實紀春興所言內容屬實。下一步應該怎麼走呢？陳增福想了想，尋思似乎應該把這三盒天麻拿到商行去，請劉老闆鑑定一下是哪裡的產品，以判斷那個女人以及她身後那個可能是“雙頭刀客”的傢伙的藏身之地。陳增福反覆考慮下來，覺得這樣做並無不妥，於是就去了商行。
出乎意料的是，商行老闆劉傳輝看到這三盒天麻後臉上竟然露出了吃驚的神情，目光在天麻和陳增福臉上交替掃溜，最後小心翼翼地問：“小陳同志，請問您這天麻是從哪裡弄來的？”
陳增福感到奇怪，遂問劉老闆為何有此一問，難道這三盒天麻跟你有什麼關係嗎？劉傳輝說不瞞小陳同志，這天麻是我這行裡的，說著，起身去後面倉庫捧出了六盒外包裝一模一樣的天麻，往桌上一放：“您看一下就知道了！”
陳增福不識藥材，當然看不出天麻與天麻之間有什麼差別，於是就看盒子。這是由硬紙板製作而成的長方形扁盒，有點兒像當時的蘇式月餅包裝盒，外面是用清一色的紫色印花紙張糊就，沒印任何圖案或者文字。這種包裝盒，通常並非商家專門印製的，而是由紙行或者印刷社統一製作後，供應給有這方面需求的客戶。而這種客戶基本都是像劉老闆那樣的資本比較少的小老闆。他們需要包裝盒，但又捨不得拿出較多的錢鈔花費在這方面去印製屬於本行專用的包裝盒，於是就使用這種成本較低的統一式樣的盒子。那麼，盒內的商品以及出售店家等內容如何體現呢？這個，他們另有主意，只要另外印製一張類似說明書那樣的三十二開紙放在盒內就行了。
現在劉傳輝拿出來的那幾盒天麻的盒子裡就有這種說明書，而陳增福拿來鑑別的這三個盒子裡是沒有說明書的，不過，劉老闆還是一眼就認定這是自己行裡的貨。他解釋說，商行在梁有道命案發生後的當天即對全部貨品進行了盤點，發現短缺了三盒天麻。這些天麻是甘肅的一個客商年初拿來作為抵債款的，一共有二十斤，劉傳輝就分裝成四十盒放在行裡出售。由於質量不錯，價格開得也還公道，所以半年多下來已經銷掉了四分之三，從賬面上看，應該還剩下九盒，可是那天盤點了幾次，翻遍了倉庫各個角落，卻只有六盒。天麻算不上名貴中藥，所以劉傳輝也就沒向專案組報告此事，沒想到此刻竟出現在陳增福手裡。
至此，陳增福終於明白了：那天，梁有道是把商行裡的三盒天麻拿掉裡面的說明後，謊稱是那個女人送來的而轉贈給紀春興三人了。於是，問題隨之而來：梁有道為什麼要這樣做？那個女人送來的書包裡裝的又是什麼？是誰讓她送來的？以手在脖頸處比畫，是不是意味著讓她送東西的人就是“雙頭刀客”杜辛富？
這些問題，以陳增福目前的經驗，是無法作出解釋的。所以，到這一步，陳增福就必須向領導報告了。不過，他轉念一想，報告之前，還是先跟師傅商量一下。
周夢公名義上還在尚未解散的梁有道命案專案偵查組，但其實已經回到追逃隊效力了。陳增福費了點兒時間才打聽到他的下落，急急騎了輛破自行車趕去。周夢公聽了徒弟所說的情況，第一個動作就是翹起大拇指稱讚：“好！小陳你已經具備了一個優秀刑警的分析能力了！”
往下該怎麼做？周夢公說當然要向領導報告。可是向哪裡的領導報告？是向專案組富凌組長報告呢，還是向追逃隊畢克儉隊長報告？這個，周夢公一時也有點兒傻眼。想了片刻，終於想出了一個主意：兩邊都報告。陳增福向富凌報告，他向畢克儉報告。報告之後如何處置，那就是上面的事兒了，他們聽命服從便是。
陳增福的意外發現乃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用王超北局長的話來說：“雙頭刀客”身上兜著數十條命案，這個發現比偵破了梁有道命案的意義要重大得多！局領導有這樣的話，那部下們對此事的重視程度自不待言。當晚，局裡的命令就下達了：由追逃隊隊長畢克儉同志掛帥組建一個七人專案組，負責偵緝“雙頭刀客”杜辛富。畢克儉與刑警隊領導商量後，決定將原先梁有道命案專案組的原班人馬全部調來，再增加一名諳熟西安地區社會隋況的留用老刑警郭鋼，原專案組組長富凌擔任副組長。
次日，9月27日上午一上班，專案組就集中到畢克儉辦公室開會研究案情，制訂偵緝方案。討論下來，決定先去“傳輝西北土特產商行”搜查，指望能夠搜到那個神秘女人給梁有道送去的書包。
專案組七人當即全部出動，前往“傳輝商行”，把老闆劉傳輝嚇得不輕，對著一千刑警頻頻作揖，點頭哈腰詢問“這是幹啥”。偵查員當然不能跟他說是為了搜查梁有道所獲的那個書包，就沒有回答，只是讓劉老闆和他那兩名姓張的職員呆在院子裡，由一起前往的派出所民警陪著抽菸聊天。
按照預定方案，搜查重點是梁有道生前所住的那個房間，如果沒有搜出什麼東西，再把範圍擴大到倉庫乃至包括院子在內的整個商行。梁有道住的那個房間在其被害後是被專案組封掉了的，眼下案件雖已偵破，兇犯也已逮捕，但是由於沒有結案，所以至今尚未啟封。當下，偵查員撕下封條，對整個屋子進行搜查。之前，偵查員曾經查看過這間屋子，因為只是例行公事，所以沒有仔細檢查。這回，專案組是帶著目的來的，那就不是查看，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檢查，而是徹徹底底的大搜查。畢克儉指揮眾人把屋裡的東西一件件都搬到外面去，搬一件搜查一件。偵查員對每件東西都檢查得非常仔細，比如櫥櫃、抽斗，那就不單單是把裡面的東西全部倒出來攤開在地上一一點檢了，最後還得把一塊塊木板一一叩擊一遍，看是否有夾層。
查到最後，屋裡還剩一張床。這是一張古色古香的明代木床，有床圍、床架、踏板、抽斗，放到現在就是一件價值不菲的古董，稱為“明清傢俱”，送上拍賣會運氣好的話甚至可以換套商品房哩！但在當時算不上什麼，許多市民家裡都有這種床的。所以，畢克儉就讓偵查員把床拆了，分解成一件件構件拿到院子裡堆放著。床拆光了，並未發現什麼可疑物品。
專案組一干人站在院當中，對著堆放在一側的傢俱發呆——搜查梁有道的住室沒有收穫，那就得搜查倉庫、店堂甚至院子了，這得耗費多少勁兒啊？
畢克儉轉著眼珠子，最後把目光停留在郭鋼臉上：“老郭，你看……”
郭鋼說了聲“讓我進去看看”，就進了屋子。畢克儉想了想，也跟了進去。兩人不知在屋裡嘀咕了些什麼，郭鋼出來後就問劉老闆要水桶。從院子裡的井裡吊了一桶水拎進空無一物的屋裡往泥地上就潑，然後，盯著地面看。稍停，郭鋼說要挖土的工具。其他偵查員聽了便湧進屋裡，畢克儉指著進門右側角落那塊泥地說：“老郭說這處泥土滲水比別處慢，懷疑下面埋著東西，我們挖開來看看吧。”
老刑警郭鋼的經驗確實豐富，偵查員大黃把那處泥地往下挖了尺餘深時，鐵鍬就觸碰到了下面埋著的異物。換了個人用燒飯用的鍋鏟繼續往下挖，露出了一個高約七八寸、直徑六寸許的陶瓷罈子，壇口用數層油布嚴嚴實實地封著。把罈子移到地面上，打開，裡面是金條、金元寶、金首飾——後來清點時去銀行稱下來，共有黃金九斤十四兩(十六兩制老秤)和十一件珠寶。
這次成功的搜查足以證實之前對“雙頭刀客”的猜測，專案組於是開始實施下一步偵查方案。
七、神秘女子
下一步工作是分頭向在押殺人犯紀春興、雜貨店小老闆朱阿清和“力窮車行”少東家孫家駿詳盡瞭解6月初那個神秘女人夜訪梁有道的細節。那個神秘女人是專案組訪查“雙頭刀客”的關鍵角色，只有找到她，才有希望順藤摸瓜查摸到“雙頭刀客”的下落。會議結束後，偵查員立刻分頭前往上述三人所在地去調查了。
綜合三路人馬的調查結果，所獲情況如下：那天的確切日期應為6月2日，陰曆五月初六，是端午節的第二天，所以這個日子比較容易記得。紀春興、朱阿清、孫家駿三人在那個女人離開後大約三至五分鐘就被梁有道打發走了。出門後沒走多遠，就聽見前面馬路上傳來一陣爭吵聲，一個女高音顯得分外刺耳，不但分貝驚人，語調也是咄咄逼人。紀春興j人當時並未在意，因為他們要拐彎從旁邊一條巷子裡抄近路，所以也就沒有去看那份熱鬧。這個細節當時聽過了也就過去了，但是，現在三人中有兩位即朱阿清、孫家駿卻不約而同回憶說，他們感覺那個聲音極有可能就是那位給梁有道送書包的神秘女人發出的。這種感覺，用現在的說法，就是“直覺”。專案組認為有必要重視朱、孫兩人的這種直覺。如果那天吵架的真是那個神秘女人，那麼是誰在跟她吵架？為什麼吵架？吵到什麼程度？最後是怎麼了結的？在整個過程中，那個女人是否留下了蛛絲馬跡？
於是，專案組就決定對此進行調查。當然，首先是需要確定兩點：那天晚上是否發生過吵架；如果確實發生過吵架，是否有那個女人參與。
偵查員鄧宗虎、郭鋼、大黃和陳增福奉命前往現場，一起過去的還有證人孫家駿。孫家駿把偵查員領到現場後，說當時他們三人就是在這個位置聽見吵架聲音的，究竟爭吵些什麼，因為相隔有點兒距離，所以他們都聽不清楚。留用刑警郭鋼在舊社會曾去南京參加過“中央警官學校”舉辦的一期警察業務培訓班，雖然不過四個月，但還是從外國教官那裡學得了一些東西，後來在破案工作中確實發揮過作用。當下，他就說夜晚安靜，所以證人聽到的吵架聲應當比白天要遠一些。證人無法分辨吵架者說話的內容，那與此刻我們站立的位置起碼有二百米，我們可以按照這個距離分四個方向去查摸。
於是，四個偵查員每人一個方向前往訪查。這項工作有些費神，而且是否見效也很難說。四人在劃定的範圍內一家家訪查下來，忙碌到晚上七點，一個個口乾舌燥、筋疲力盡，卻沒有一家居民對於三個多月前的那次夜晚吵架有印象。
當晚，專案組開了碰頭會，研究後決定次日全組成員出動，加大訪查力度，非要把6月2日晚上的那次吵架情況查摸清楚不可！
第二天，專案組七名成員全部出動，繼續訪查。中午在附近一家小麵館碰頭時，還是個個搖頭。組長畢克儉於是決定下午擴大訪查範圍，著重向那些沿街住戶調查。
這一招果然有效。運氣降臨在新手陳增福頭上，他訪查到一戶姓馬的人家時，老主人說他記得有這麼一樁事兒。六十四歲的馬大爺早年在錢莊供職，後來錢莊關閉了又進了銀行，一直到西安解放後軍管會接管銀行才退休。他幹了一輩子的財會工作，腦子很是清晰，記憶力甚好。他告訴陳增福，6月2日是他小孫子的週歲生日，晚上家裡備了兩桌酒席慶賀，散席已是九時許。送走客人後，家裡人在收拾殘席，他嫌屋裡菸酒氣味太重，遂搬了凳子在家門口喝著茶吹風。剛剛坐定，從西邊過來一輛自行車，騎車的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打扮比較時髦，不過以他那雙老法眼來判斷，氣質、素養有限得很。那女人的車速有點兒快，結果自行車就在距馬老先生七八米處的馬路對面巷子口跟一對從裡面匆匆出來的青年男女發生了碰撞，男的及時避讓開了，女的躲閃不及，一個腳板給自行車前胎軋著了。於是，雙方就發生了爭吵。馬老先生不是一個喜歡湊熱鬧的人，沒有過去看。片刻，老伴出來喚他進去詢問如何處理親朋好友送來的那些禮品，等他處置定當重新出來時，馬路對面已經沒人影了——想是已經各自走人了。
陳增福再次詢問了那個騎車女人的年齡、穿著、身形等特徵，確認跟紀春興、朱阿清、孫家駿三人所說的那個前往商行給梁有道送書包的神秘女子相同，確定這兩處出現過的女子乃是同一人。於是，立馬就去向組長畢克儉報告。
畢克儉聞訊大喜，當即下令集中力量前往那條名喚思賢巷的巷子逐家調查，務必要找到那對青年男女。一小時後，終於有了收穫：那對青年男女並非思賢巷的居民，而是該巷居民劉老太的女兒、女婿，住在第四區同德巷.那天晚上是來孃家看望老母親的。因為談的事兒多，離開得就晚了些。據劉老太說，那天晚上女兒被自行車軋腳板之事她是事後兩個多星期女兒再次登門時才知道的，女兒說那天爭論下來的結果是：那個騎車女人掏了五萬元鈔票(舊版人民幣，合新版五元)作為賠償了事。
偵查員鄧宗虎、郭鋼於是立刻去找劉老太的女兒曾仙玲瞭解情況，曾所說的情況與馬老先生、劉老太兩人所說的沒有差別。鄧宗虎、郭鋼兩人正感到失望的時候，曾仙玲又補充了一個細節，事後想來，這個細節對於偵破案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曾仙玲說，那個騎車的女人開頭看上去很兇，可是當其發現她面對著的這對夫婦並不懼怕她時，忽然就改變了態度，主動提出願意賠償五萬元。五萬元在初解放的西安可以算是一小筆款子了，曾仙玲想想也就算了。但她的丈夫小王卻覺得似乎不大牢靠，萬一妻子的腳板給自行車輪胎這麼一軋弄成骨折了呢？於是就悄悄看了看她那輛自行車的牌照號碼，回家後立刻記在月份牌上。
偵查員當下一聽就樂了：有了牌照號碼，要查那主兒不是易如反掌了嗎？於是就向曾仙玲供職的小學的校長說明了情況，代曾請了半天假陪同她回家去取那個號碼。哪知，鄧、郭兩人高興得早了點兒，白跑了一趟，並未拿到那個號碼，這是怎麼回事呢？說來簡單得很——舊時的月份牌，就是如今我們所說的掛曆，6月份的那頁早就撕下來處理掉了！
鄧宗虎、郭鋼兩人悻悻而返。向組裡一彙報，人人都覺得可惜。畢克儉說你們沒請他們再回憶回憶，說不定就能想起來了呢？號碼不全也沒關係，總比一個數字也沒有要好些吧？有三四個數字的話，我們就可以去稅務舊檔案裡查找了，找出一批號碼後多費點兒勁逐個調查，大體上就能查到車主了嘛！鄧、郭兩人說跟曾仙玲說了，她答應回頭跟丈夫說說，兩人一起回憶，有了結果馬上通知公安局。
這雖然可以給人一丁點兒希望，不過如果指望這點兒希望把下面的工作進行下去，顯然是沒譜的。因此，專案組還得走自己的調查之路。之後的調查因為已經知曉了當時那個女子爭吵的範圍，所以用不著滿街跑了，只需在思賢巷那一帶逐家訪問居民，指望有人注意到那個女子的什麼線索。這種工作一連進行了兩天，沒有任何收穫。
梁有道命案發生的第十一天，是1949年10月1日，北京舉行開國大典。西安市也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和遊行，公安局幾乎出動了全部警力，但上級沒有通知專案組承擔另外的任務。大家知道這是領導對偵緝“雙頭刀客”一案的重視，肩頭上便越發感到沉甸甸了。一大早，畢克儉就下令：按照預定方案繼續分頭調查，中午在市局食堂碰頭，彙總調查情況。
一個上午很快就過去了，中午在市局食堂會合時，畢克儉一看眾人的臉色，就知道大家都沒有收穫。這天為歡慶新中國成立，食堂改善伙食，菜餚很豐盛。可是，專案組聚在一張桌子前，面對著平時連想也不敢想的大魚大肉，都提不起精神，吊不起胃口。就在這時，門衛打來電話請食堂轉告，說有一個名叫曾仙玲的女同志要求見鄧宗虎或者郭鋼。眾人頓時一個激靈，隨即全體躍起，不約而同一齊往外面走。
曾仙玲給專案組帶來了一個好消息：那輛自行車的牌照號碼找到了！
今天上午，外甥女跟著姐姐曾仙珍來她家串門。外甥女讀小學五年級，算術較差，而曾仙玲正好是教五六年級算術課的，所以時不時就給外甥女補補課。今天自然也要補課，她出了二十道題目讓外甥女做，最後分析講解時，無意中發現外甥女用來做課外題目的那本用廢紙訂製的厚厚的本子中竟有幾頁是裁開的月曆。當下她心裡一動，便將本子翻過來仔細查看，發現竟然就是那張丈夫寫著自行車牌照號碼的彩頁。原來，7月1日那天，放假的外甥女來找同樣放暑假在家的小姨補課，見旁邊有一張剛撕下的月曆紙，就隨手拿過來放進了自己的書包，她一向是這樣見縫插針收集廢紙用於訂製本子的。當下，驚喜不已的曾仙玲連忙叫來丈夫檢查，從裁開的廢紙上找出了那個自行車牌照號碼。
這輛自行車的年度牌照號碼是當年3月份辦理的，當時西安還在國民黨統治下，好在那些舊檔案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可以查到車主。但當天不行，因為歡慶新中國成立，各單位下午都參加集會遊行活動去了，所以專案組只有等到次日再去查了。
第二天，偵查員大黃、陳增福順利查到了車主：姓章名曉娟，女性，住址是第七區迎陽街理清巷七號，年齡不詳，因為自行車牌照檔案對此並無要求。但有姓名住址那已經是上上大吉了，於是立馬兒前往。一路上兩人老是擔心車主不在家，待登門一看，章曉娟在家，卻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姑娘，在私立泓光醫院當護士。問到那輛自行車，小章連連搖頭嘆氣，說那輛車是才買了一年還不到的次新車，沒想到今年5月17日，也就是西安解放前三天給人偷了。說著，拿出了報失記錄，是5月23日西安解放後第三天的——原來失竊當天她去向國民黨警察局報案時，警察局上下人心惶惶，已經不受理任何案子了，所以一直到解放後才去報案。
好不容易覓得的線索又斷了。畢克儉問大家有什麼法子續上這條線索，留用刑警郭鋼出了個主意，說據他所知，西安有一個黑市，在老米家橋那邊，專在晚上交易，市場上有多種多樣的物品出售，以贓物居多，以前他查盜竊案子時常常去那裡撞運氣，撞準的次數還是比較多的。現在離章曉娟失竊雖已有四個多月，但還是有可能查摸到那輛自行車的線索的，畢竟那是一輛次新車，這在黑市上是不多見的，估計黑市上的攤販中可能會有人對該車留下印象。畢克儉聽了竊喜，說老郭我還真要對了你吶，多熟悉當地社情啊！行了，這就去調查。老郭自然是少不了的，小陳像個學生娃娃，就裝作淘舊貨的吧，周夢公、大黃也算上，你們身手不凡，負責保護老郭和小陳。
原以為此番查摸必會費些周折，哪知過去卻有一個意外驚喜：郭鋼遇到了一個以前做過他的“眼線”的青年，這兩年在黑市上練攤。郭鋼認出對方後，就直截了當上去打聽那輛次新車，得知該車在西安解放前後(具體哪天記不得了)由一個江湖綽號喚作“蠻刀”的小偷騎到黑市上，一看就知道是來銷贓的。至於銷給誰，那就不清楚了。“蠻刀”這傢伙，聽說上個月因偷竊失風被二分局便衣逮進去了。
偵查員馬不停蹄立刻前往二分局看守所夜審“蠻刀”。這是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大名叫關大奎。他供認西安解放前幾天自己確實在私立泓光醫院院子裡偷了一輛看上去很新的自行車，當天晚上就騎到黑市上以十八個大洋的價錢販賣給了“小寡婦”。
“小寡婦”是哪位呢？“蠻刀”說是曾經跟他家做過幾年鄰居的一個女人，姓金，好像叫金兵豔，十四歲就出嫁了，丈夫是稅務局的。嫁過去不到半年，稅警丈夫在下鄉徵稅時遭鄉民襲擊被打死了，於是，人們喚這個年方十五就不幸守寡的女孩兒“小寡婦”。“小寡婦”後來情況如何，“蠻刀”不清楚，因為當時他家已經搬遷了。那天在黑市上巧遇“小寡婦”，雙方多年不見，幾乎互不相識了。認出來後駐步聊了幾句，“小寡婦”告訴“蠻刀”她現在住在炭市街慶壽坊二十號，讓大奎兄弟有空去她那裡坐坐，然後又問自行車是怎麼回事。“蠻刀”不好說這是贓物，便佯稱受人之託前來出售。“小寡婦”說她正好想要一輛自行車，能不能便宜點兒賣給她，“蠻刀”於是就賤賣了。
偵查員著重詢問了“小寡婦”的身材容貌，“蠻刀”所說的跟紀春興三人以及曾仙玲夫婦描述的那個女人相同，於是就斷定那個給梁有道送黃金珠寶的神秘女子十有八九就是“小寡婦”。
有姓名有住址，這對於專案組來說就簡單了，畢克儉當即下令前往炭市街那邊的派出所進行外圍查摸。10月3日上午，三名偵查員興沖沖趕去，派出所自是全力配合。可是，幾個警員聽了金兵豔這個名字，全都傻眼。於是又說“小寡婦”，馬上就有兩個警察點頭，說有這麼一個女子，住在慶壽坊，不過好像不叫金兵豔。於是就翻戶籍資料，得知真名是金冰燕。
偵查員決定傳喚這個女子，派出所馬上派員前往。大約二十分鐘後，去的那兩個警員灰溜溜地回來了：據鄰居說金冰燕至少七八天沒有回家了！
偵查員頓時一驚：會不會是金冰燕得知梁有道被害，怕警方順藤摸瓜追查到她，因此逃之天天了？
八、“刀客”落網
當天中午，專案組舉行緊急會議商討面臨的形勢，最後作出決定：全組出動查訪金冰燕。
查訪範圍劃定在金冰燕戶籍所在地，每個偵查員劃定若干戶人家，逐戶人室訪問，向居民瞭解所有金冰燕的情況。下午四時，專案組結束訪查，彙總得到如下情況——
金冰燕十五歲喪夫守寡時尚未生育，從年齡和社會經驗上來說，還是一個少年人。同樣是年輕守寡的婆婆給了她兩個選擇，一是回孃家，從此跟婆家無涉；二是留在婆家，允其再婚，等於是將她作為女兒看待，招一個上門女婿進來。金冰燕的選擇卻並不在婆婆劃定的範圍內，她說願意留在婆婆家，但不考慮再婚。當時所有人都以為她不過是說說而已，哪知她竟然真是鐵著心做到了這點。金冰燕似乎註定是一個容易受人注目的爭議人物：她和婆婆一起生活，靠其擺攤頭做小販掙錢餬口，把婆婆侍候得很到位，尤其是五年前婆婆中風癱瘓後，她擔負起照料婆婆的重擔，日夜操勞。兩年後婆婆撒手歸西，金冰燕立刻生了一場大病，休養了三個月方才恢復健康。這種孝敬老人的表現，在炭市街慶壽坊一帶有口皆碑。可是，在另一方面，金冰燕卻被人們嗤之以鼻：她對婆婆許諾不考慮再婚，卻沒許諾“守節”。打從十八歲開始，就招蜂引蝶，不斷跟各類男子頻頻交往，並非全是為錢鈔，但也不是談情說愛。到後來婆婆癱瘓後，則乾脆把一個個男人引到家中留宿了。
西安解放前大約兩個月，鄰居發現金冰燕把—個大家以前從未有過印象的男子領進了家門。此人年約四十，中高個頭，貌似文弱，穿著打扮也是一副斯文相，要麼西裝革履，要麼長袍馬褂，不過一副長相卻是不敢恭維：眼睛一大一小，臉上零零星星地散佈著一些麻子。據金冰燕對外透露，這位王先生是個藥材商人，老家河南開封，常年在外經商，兩年前喪偶。兩人偶然相識，比較談得攏，就租下了她家多餘的那間房子。但是，由於王先生與金冰燕經常成雙結對出出進進，所以鄰居們都認為兩人是姘居關係。
解放後，軍管會發布公告讓暫住人員登記，這位王先生消失了十幾天，重新露面時，他對人說回了趟開封老家去辦理證明了。果然，他向暫住人員登記處的工作人員出示了蓋著開封市第二區相國寺鎮人民政府公章的相關證明，順利完成了登記。之後，王先生又在金冰燕這邊住了兩個來月，於8月中旬離開了，金冰燕對外說是他不借這邊的房子了。
那麼，金冰燕這一陣去了哪裡呢？由於她是單獨居住，所以沒有人能夠說得上來。不過，偵查員在走訪鄰居時獲知金冰燕最近曾經向人透露過情況：她在第一區石家街那裡買了房子，是一幢獨門獨院的平房，準備去收拾一下，至於是出租還是自己搬過去住，則還沒決定。所以，有鄰居認為她是去石家街那邊收拾房子了。
專案組首先對那位王先生大感興趣，認為此人很有可能就是“雙頭刀客”杜辛富。至於容貌的改變，可能是“雙頭刀客”為逃避追捕而故意為之。因此，專案組決定立刻以西安市公安局名義向開封市公安局二分局相國寺鎮派出所發加急電報查詢那封證明以及這位王先生的情況。其次的興趣就是對金冰燕了，以金冰燕的經濟狀況，她是沒有能力拿出一大筆錢鈔去買一套獨門獨戶的房子的。很有可能她跟杜辛富姘居後，由杜辛富出錢買下那套房子。往下，兩人可能會結婚，成立家庭，這樣，改變容貌、更名換姓的“雙頭刀客”就能以“良民”身份在西安合法居住了。
專案組於是決定連夜去石家街查摸金冰燕新購的那套房子，指望通過該房產查到金冰燕的下落。將金冰燕控制起來後，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這時已是傍晚，但專案組還是派了三名偵查員前往第一區稅務分局，通過值班人員聯繫上分局領導後，找到了那套房產的交易納稅資料，知曉了房產的確切地址以及房屋新產權人確係金冰燕。顧不上吃晚飯，一行三人即刻前往石家街。好運終於降臨了——偵查員竟然一下子就撞著了金冰燕，她那輛被曾仙玲夫婦記下牌照號碼的自行車就停在院子裡的那棵大樹下。而對於金冰燕而言，這個遭遇絕對是一個厄運，她當場就給偵查員帶走了。
金冰燕進了局子後，對一應情況交代得很爽快—一
今年6月2日晚上，她確實騎著自行車前往“傳輝西北土特產商行”給梁有道送去一個沉甸甸的書包。那是跟她同居的那位王先生委託她送去的，包裡裝的是啥王先生沒有說，她也沒敢問。梁有道當時不肯收下，她按照王先生事先關照的，對他說這是你的一個脖頸上有道疤的好朋友送給你的，書包裡有一封信，你看過後就明白了。這麼一說，梁有道馬上就收下了。
王先生名叫王侃，是今年春節後跟在大街上擺攤出售煎餅的金冰燕相識的。他得知她的生活現狀後，就提出要租房。租房後，兩人就姘居了。王侃說他是做藥材生意的，出手闊綽，頗投貪財成性的金冰燕之意，遂對王言聽計從，讓幹什麼就幹什麼。石家街的那套房產，早在今年7月間就已經由王出資讓金冰燕買下了，沒多久王侃就搬去住了下來。十天前，王侃說他生意上有點兒事兒需要離開西安一段時間，讓金冰燕過去住著。金冰燕就搬了過去，次日王侃離開，至今沒有回來，也沒有任何消息。
這時，開封方面發來了加急回電，告知：查無此人，公安機關也未出具過任何證明。
這就清楚了，王侃的那份身份證明是偽造的！有著豐富追逃經驗的畢克儉立刻指派三名偵查員攜帶武器前往那處房產去蹲守，如果王侃回來，立刻將其控制，如若王拒捕，可以開槍，擊傷擊斃都有功。
次日上午，根據王超北局長的指示，將金冰燕釋放，讓其返回石家街新住處監控居住，以便引誘杜辛富返回。
畢克儉從追逃隊調了四名隊員參加蹲守，連同專案組偵查員分為五人一班，靜候杜辛富自投羅網。蹲守到10月17日晚上，一條黑影出現在那座小院前，稍稍停留片刻諦聽動靜後，也沒敲門，越牆而入。門外蹲守的偵查員一個激靈，立刻佯裝貓叫發出了暗號。哪知，已經進到院內的黑影察覺到不對，忽地轉身撲向旁邊的院牆企圖逃竄。在院內守候著的偵查員二話不說就鳴槍示警，黑影拔槍還擊，打傷了一名偵查員。幾乎是同時，黑影也中槍倒地，負傷被捕。
這人正是王侃，“雙頭刀客”杜辛富的正身！
杜辛富被捕後，得到了很好的治療，接受訊問時聲稱不想給專案組添麻煩，故對之前犯下的累累罪行供認不諱。他還說解放後已經預感到此番難逃追捕，故將其積蓄的部分贓物贈送給同胞兄長杜辛財。他當然沒有想到，正是此舉暴露了自己的行蹤。杜辛富於1950年春節前被西安市軍管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至於金冰燕，因查明其並不知曉杜辛富的身份，故不追究其參與轉移贓物的行為，未受到司法處理。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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