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勇，男，1956年1月生于安徽濉溪县。1973年入伍当兵，1977年至淮北煤矿当掘进工，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术学校，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1983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9年晋升为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等研究员，河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
本文为作者马勇于2011年6月24日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术交流中心做的讲座，题目是：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主办：《文史参考》杂志社。官媒人民网等刊登了自此演讲。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大热天跑过来听我讲这个题目。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2011年），去年出版社约我写一本辛亥革命的书。在这之前几年，我出过几本关于晚清历史的，《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中国尴尬》，这次写的是《1911年中国大革命》。
我们过去对晚清的看法有很大的偏差，这100年来，我们的历史叙事，基本上是按照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国民党这样一个历史走下来的。我们看晚清历史的时候，清政府一定是腐败的、卖国的、反动的政府，革命党一定是好的，改良主义者，像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很值得同情的。
其实这个历史，我们过去从民主革命一直走到今天，这60年，甚至在在更长的时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不是一个历史的真实。这些年我对这段历史做了专门的研究，想探讨如何最大限度地去接近历史的真实。那么我就觉得，我们可能受到两个方面的误导，第一个方面是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的想象。
康有为、梁启超是1895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以后冲出来的新兴的力量，代表一种改革的、向上的力量。他们1895年公车上书呼吁朝廷改革，维新变法，但1898年被镇压了，这个是很悲情的故事。我们过去沿着这样一条线索来讲，认为康有为、梁启超很值得同情。但是这个故事并不真实，他们的事情肯定也不是那么简单。那么清廷当时对这个问题也争论，他们流亡海外十几年，一直到辛亥革命的前夕，康有为、梁启超都没有被允许回来。人们对他们有一种道义上的同情，特别是清朝历史结束以后，进入民国，清政府的话语更是彻底消失，没有人再为清廷说话了，康有为、梁启超所讲的悲情故事，也就在我们印象当中越来越深，这个是我讲的晚清建构当中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就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所告诉我们的晚清的故事。孙中山领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最早大概从1894年开始，他就意识到中国应该走上一个推翻满清的异族统治，重新建立一个汉民族统治的国家。孙中山给我们描绘了晚清历史另外一个场景：所有的改革、所有的变法，虽然在康有为、梁启超觉得是正确的，是值得支持，但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都是不值得支持的，都是假的。这一点，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深的。
所以，我们过去讲到晚清1906年预备立宪的时候，我们所用的价值判断，基本上都在延续着孙中山的一个判断：清政府是腐败的，根本不要指望着改革，改革是没有希望，只有推翻它。我们接受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话语建构。
从孙中山闹革命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已经和那一代人完全没什么关系了，我们完全可以很公平地看待这段历史。我这些年的研究，总是想最大限度地挖掘晚清时的现状，不是要讲好人坏人那么分明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讲晚清时期的本来面目，这个是我总体的想法。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也不可能全部展开来说，今天我主要还是讲辛亥革命，讲晚清历史最后的结束。
我个人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我想讲辛亥革命是怎么发生的；第二个我想讲辛亥革命发生之后是怎么处理的。第三个是辛亥革命的最终结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第一个问题，辛亥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呢？
辛亥革命的发生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被讲成是历史必然，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从大历史的层面来看，中国从2000年的帝制，最终要走向共和。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给全世界传达了一个引导性的观念，那就是帝制一定会终结、民权会兴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所以说法国大革命后，中国人经过100多年的思考，很可能会走上民权的过程。如果当时清廷的政治改革当中，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出现几个偶然性的问题的话，可能辛亥革命不会这样发生。它也许未来会发生，但是不会在1911年那个时间发生。
本来在1911年之前，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是有条不紊地在进行。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宣布了立宪的日程表，要从1906年开始，达到日本君主立宪的水平。1906年之后，每年做什么，怎么做，清廷都有一个很好的日程安排，到了1908年，清廷就宣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表明中国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当然，我们过去的革命叙事都说这个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过去我们说的最多的是慈禧太后根本不想约束自己的权力。但100年之后我们不能这样理解，毕竟体制性的变革不是儿戏，这是国家根本制度的变革。我们看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它已经指明了中国发展的方向。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24小时之内相继死亡，但他们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紧接着就是摄政王和隆裕皇太后接受了这种政治变革。1910年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按部就班地走，中间发生了国会请愿运动，这个时候清廷只是把9年立宪调整为5年，也就是说到1913年的时候，也就是后来民国二年的时候，中国就应该走上宪政的道路。
清廷的政治改革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革命的希望一点点地都没有了。我们过去讲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经过数十次的武装起义、武装暴动，用暴力革命去推翻清政府。但是我们现在去看，孙中山的武装起义基本上在两广，离清政府的心脏——北京远得很，那种暴力革命只能起到振动性的作用，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一个强大的政权。
到了1911年的春天，随着清廷政治改革按部就班地走，革命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孙中山在1924年的时候，把黄花岗起义讲成是革命的高潮，其实我们现在看来，黄花岗起义实际上是革命最后的机会。当时孙中山他们在东南亚，在策划黄花岗广州起义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这一次还不能打开某种局面的话，可能革命就再没有机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清廷的立宪，按部就班地走，把原来许多对朝廷失望、加入革命的人都拉回来了。中国人也好，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好，总体上来讲，没有谁是天生的革命者，只要统治者有一点点改革的诚意，人民都不会去革命。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大革命，都是到了不得已才走向革命。所以，清廷主动的政治变革，就把原来许多革命者拉回来了，这个叫回归主流社会，参与政治变革。当时最激进的刘师培、章太炎等人，都在1906年、1907年、1908年相继回归到改革的阵营。1911年春天的时候，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就是君主立宪。这个时候政治变革发生问题了。黄花岗起义是3月29号开始，3月30号就结束了。清廷的立宪步骤规划当中是1911年的5月8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这个是在清廷预备立宪清单当中开的很明白。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以后，皇权就处在一种收束状态，皇权还不能达到现在的日本，应该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就是君主仍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君主的权力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它有一个议会在约束着君主的权力。另外它有一个责任内阁，一个内阁可以经常倒阁，就是政府不行就倒阁，但是君主是名誉上的最高权力存在，表明一个国民的向心力，大家不要想着去争皇位。大家能争夺的就是内阁的首脑，像日本一样，你争夺来、争夺去，争的都是日本的首相，你不可能争天皇的位置，这个就是君主立宪的好处。
清廷1911年5月8号宣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应该表明中国就此可以进入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但清廷宣布出来以后，一下子舆论哗然，他宣布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后来讲的皇族内阁，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是十个部，就是外务部、陆军部等等总共十个部，这十个部再加上一个内阁总理，两个内阁协理大臣，一共是13个内阁成员，这13个内阁成员中要么是皇族，要么是皇室，这样是舆论不可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孙中山革命党在过去十年当中，一直渲染的就是满族人和汉人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晚清很多年当中，清廷的政治架构是双轨制，就是中央部院当中，大臣的构置是一个满大臣和一个汉大臣，这次改革以后，废除了满大臣和汉大臣的身份差别，无论是满族人还是汉人，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一个部设立一个尚书，设立一个部长。可汉人一算帐说，我们在原来的双轨体制下，三个总理大臣当中我们汉人占一位，整个内阁层面应该占50%稍微弱一点，但是现在新的改革之后，汉人只有四个了，满族人和皇族人占有9个，这样使原来孙中山和革命党在海外宣传的满汉冲突得到了证实。立宪党人突然觉得很失望，这种组织构成对我们平民来讲可能是无所谓，但对那种有可能参加内阁的人，那肯定是失望。
我们后来看到，民国建立之后，当过财政大臣，当过内政部长的，都是立宪党很优秀的人物，但是他们没有在责任内阁当中占一席之位，像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等，这几人所代表的立宪党人，他们对第一届责任内阁变成了皇族内阁非常恼火。本来中国应该从这里走向君主立宪，这个机会给错过了，一下子舆论哗然，这是清廷的第一个失误。
清廷第二个失误就是，在责任内阁宣布的第二天，他就宣布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政策，就是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件事情，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我认为有它的正当性，但时机选错了。正当性在哪里呢？我们知道铁路在近代中国，传到中国来很早，但中国人迟迟不愿接受。过去我们解读说是，不愿意接受是因为一种保守的力量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我们研究后认为，它完全是一种需要嘛，就像我们今天的高铁。高铁的概念传到中国也有很多年了，为什么这几天才能够实现？因为我们过去不需要，我们过去人口的流动不像现在这样厉害。现在的人口流动，据说全国出外打工的，不在原籍居住的，已经达到2亿多人。在大规模人流的状态下没有高铁肯定不行。晚清修铁路也是这个道理。一八六几年的时候，中国人就知道铁路，但一直没有修。当时在北京、上海也试验了一段，很短的路程。什么时候中国才开始需要修铁路？是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过去我们讲《马关条约》很悲情，是对中国最大的伤害，把台湾、辽东半岛割走了，还赔偿了大量的银子。其实，当年对清廷来说，没有这么悲情。
《马关条约》对中国最大的伤害是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办厂、投资，允许外国商品用最低的关税进入中国，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厂子，可以用很低的关税流向世界，这一点对中国影响最大。但是过去不讲伤害，不讲这个问题。我的判断也不是伤害，实际上把中国拉向了世界“一体化”的轨道，就是你又要开放，又要允许外国资本进来。对这件事，我不做价值判断，我就讲一个事实：从1895年，也就几年的时间，很快地出现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这种矿产资源的开采。铁路建设和矿产资源的开采，都是有大量的外国资本进入，那么在当时的铁路建设中，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矿山开采出来了，外国的轮船到了中国口岸，面临着物流，怎么从内陆运送到沿海去的问题。于是中国就修铁路，1895年修铁路，朝廷没有钱，但是朝廷有政策。晚清修铁路就是这样做，修铁路朝廷拿不出钱，那就给政策，就是可以允许用外国资本、民间资本等资本介入铁路里面。
这种修法从1895年到1903年的时候，铁路建设就出现问题了，因为资金来源不一样，用的技术就不一样，全国路网的沟连就面临着问题。另外，这个时候就发现铁路是一个新兴的、有利润空间的产业，那么后来中国的民间资本对这方面呼吁很高，怎么样也让我们分一杯羹吧。1903年之后，我们过去历史当中讲，收回路权运动，这个就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那么民间资本对铁路的进入和投入，这都是朝廷政策允许的。但是这个政策到了1910年以后就明显看到它的弊端了，全国路网联不起来。因为你用俄国人的技术，他们的技术全国不通用，还有德国的、美国的跟别的地方都不通用。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中国的火车到了中俄边境，那就没有办法往俄罗斯开，因为技术标准不统一。
到了1910年，铁路的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那么怎么解决呢？它就需要大量的资本，把原来的路权买回来，原来花了大量的资金修的铁路由中央政府统一借四国银行的钱，四国银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是很国际性的一个财团，一个银行团。为什么四国银行愿意借给中国呢？这个又和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稳定有关。当时1906年到1910年中国的政治发展很稳定，四国银行看好中国的市场，所以说就同意借给中国，你以后再分期还。当时很有名的财经专家盛宣怀，跟四国银行达成一个协议，就是由他们出钱把全国的路权都买回来，然后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统一运营。这个事情很好谈，这个借款回来以后也不会亏待原来的投资人。当时盛宣怀跟广东、湖北、浙江、湖南谈的都很好。有些地方是筹集了钱没有建路，没有建路这个钱直接还回去就可以了，有的是已经修路的，这个也很简单，用掉的钱就给补上，没有用掉的退回去，保持一定的盈利空间。
浙江的其他地方都办好了，最后剩下的就是四川。这个四川的故事我们过去100多年来，当时有一些保路运动下层的领袖，后来成为我们共产党的领袖，像吴玉章和朱德，他们都参加保路运动，他们告诉我们保路运动是很正义的，是反对把中国的主权卖给帝国主义。但是现在我们看，这里面有问题，问题在哪呢？为什么到四川就谈不妥呢？中央的决定怎么就到四川出了问题呢？因为四川这件事情非常的特殊，四川集资，他是向农民，向四川人去摊派。他先成立一个“川汉铁路总公司”，这个总公司没有自己的本钱，就是四川政府也没有投入什么本钱，他就完全向四川7000万人去集资，每个人交多少。他们集过来是800万，这800万要修路，这笔钱他们修的路到去年才通车。去年我们才通车的那段路，最危险的那段路，就是修路的成本最高，这个是历史上最高的成本，200多公里到去年才修出来，当时死了很多人。当时川汉铁路总公司想修这条路，800万根本就不够。这个钱集来了，路又不能修，怎么办呢？于是当时川汉铁路总公司的人，把这些钱挪到上海炒股票。1908年橡胶的价格在往上走，他们买了橡胶股，但是到了1911年盛宣怀要收回股权的时候，这个股票是走下坡的道路，当时已经亏了一半了。当时盛宣怀去的谈时候，说要补偿，四川就说你要赔偿的话，我股票不要了，你赔我800万就可以了。但是盛宣怀肯定不愿意补这个亏损。这就面临着要把这个事情彻底抖搂出来，人民肯定不能原谅川汉铁路总公司的负责人吧。从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实际上就是四川铁路总公司去绑架人民，谈判谈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让人民成立保路军，然后到四川总督府去请愿。现在我们去看的话，当时真的有人在里面挑动人民的这种情绪，就希望能够流血，如果流血事情就闹大，事情闹大就可以掩饰挪用这笔钱的责任。100年之后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就很明白了，但是当时没有明白。结果在四川总督府门前死了30多人，那些人就开始往里冲，于是总督府的卫队就开始开枪打。当然我们说，无论如何，你不能开枪打，你可以用催泪瓦斯等等，你不能用真刀真枪去打。他这样一打的话，其实就是铁路总公司这个事情的责任者，是最迎合他的心理，一下子把这个问题挑起来了。紧接着朝廷就命令铁路督办端方，从武汉就近调集部队往成都去。我们过去讲叫镇压，他带了湖北的新军去，形成了武汉地区的空虚。紧接着武汉的新军在1911年的10月10号发动了起义。
这个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辛亥革命是怎么发生的，辛亥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就是两件错误导致的政治改革彻底中断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辛亥革命怎么应对？从湖北调的军队到成都去，还没有走到成都，端方被杀了，武昌起义了。当时我们说武昌起义是革命党的行为，其实这个百分之百的不是革命党的行为，这个是新军的行为。新军是什么？是朝廷的柱石，是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朝廷宣布建立的一个新式军队，这个新式军队一开始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后来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内临时管理，在这个地方训练了一个自强军，袁世凯在北方训练了一个新军，袁世凯用的是德国的技术和教练来训练的，这里面细节很多了。
这两支新军，后来到了1903年的时候，清政府就决定重新建构中国的军队体制。当时中央成立的是中央练兵处，在它的规划当中，是要训练成36镇，用我们今天的军队建制来说，就是36个集团军的性质。36镇当中有6镇是中央军，这个中央军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北洋新军6镇，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另外30个，都是各省的地方军，像我们讲湖北新军、太原新军、云南新军，都在武昌起义之后，纷纷宣布独立，这个都是新军干的事。这表明一个什么问题，他们都是朝廷的军队，为什么此时在国家有难得时候，他们不去帮国家。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军队没有走向职业化，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军队没有实现国家化。
他不是职业化的军队，当时的新军训练，我们本来在1895年建立新军的目标，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日本军队打败了我们，我们好好训练，十年之后就去报仇。但是后来他们训练的时候，也没有战争机会。军队进行的都是政治教育，除了练兵、表演、秋操，除此之外，没有战争的机会，训练的政治意识，是要忠于皇太后，忠于皇上、忠于朝廷，他就没有说忠于国家。结果这些新军的将领和士兵，新军的士兵比我们今天的士兵文化素质都要高，因为他们当时召集新军的条例我们都可以看到，要求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不能有不良嗜好，不能沾染这样的坏习惯，不能吸毒，都是一些很正直的青年在里面。这些人被训练成忧国忧民的人。1911年5月8号的责任内阁，使他们觉得很恼火，觉得朝廷的做法不对。紧接着这个铁路国有，也使军队的这些将领、官兵觉得不对，那么他们就在考虑怎么样让朝廷改革。所以说，武昌起义就是一个哗变，这是一个兵谏，像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一样，用军队的力量要求朝廷改革。所以武昌起义发生之后，紧接着建立了湖北军政府。湖北军政府的口号并不是推翻清廷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还是要求朝廷进行政治改革，兑现立宪的承诺，把错误的皇族内阁改掉，调整铁路国有化的政策。可能因为后来这个历史被国民党主导了很久，在国民党的历史当中，在表达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是什么革命的力量啊，包括对黎元洪的丑化，说把他从床底下拉出来做都督，就是新军的哗变和国民党没有关系，当然这个里面有国民党的个别人在新军当中也有，但是并不是主导性的，主导性的就是新军的将领们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武昌起义发生以后，我们看到朝廷的回应，特别是朝廷派的陆军部尚书荫昌去镇压。荫昌到了湖北境内并没有去打，为什么没打呢？因为南方的造反者并不是要推翻朝廷，只是要求改革。你没有办法打，更何况都是南北新军，都是自己人，这是发生的最初的情况。
紧接着荫昌处理不了，这个时候就请来了袁世凯。袁世凯出山，这件事情在过去历史叙事当中，我们讲的是袁世凯出来了，但是袁世凯是拿着朝廷去压南方的革命党，之后拿南方的革命党压朝廷，最后弄成他最大，欺负孤儿寡母，把大清王朝给灭掉了，把革命党也灭掉了，把辛亥革命说成是袁世凯的阴谋。但是这几年的研究，过去我们得到的故事完全不真实，因为我们不知道袁世凯为什么重出江湖，我们不知道袁世凯3年前为什么被打下台？我们过去认为是因为袁世凯在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背叛了光绪皇帝。那么现在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死了，光绪皇帝的弟弟摄政王是趁这个机会公报私仇。这都是假的历史，没有这回事。光绪皇帝在最后十几年当中，1898年之后，除了1899年他一年病休比较严重之后，其他时间都是很英明的皇帝，在主持朝政。
我们不要讲其他档案，我们现在只要看《清史录》，这个记载是明明白白，他每天干什么、说什么都写的很明白。但是我们过去相信康有为的想象，因为从道义上同情康有为。袁世凯在1898年没有去背叛谁，因为他是大清朝廷的命官，谭嗣同找他去包围颐和园，抓慈禧太后，他当然不同意了，所以他没有背叛谁。后来他在官场上步步高升，但是为什么到了1908年被赶下台，这个是两宫死亡以后，中国王朝的政治特点，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到了1908年的时候，袁世凯是49岁，摄政王是28岁，一个28岁的人在主持工作，一个权力很大的大臣，当时袁世凯的职务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张之洞就是军机大臣，这种朝政是没有办法处理的，过去“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时候，最后一个新主上来以后一定会改变班底。改变班底的办法无外乎几种，一个是请辞、离开；一个是像和绅这样的给处死、宣布罪状。还有就是没有分量的，没有分量的可以继续工作了。我们看1908年袁世凯离开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袁世凯确实有病。袁世凯有病，我们过去不相信，袁世凯的脚病我们不相信，但是去年出版的《许宝衡日记》，这个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我们从那里可以看到，袁世凯确实在那之前腿有病。我们过去不理解这个是什么病，这个病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痛风。我的一个同事有痛风，他犯病的时候确实很痛苦。袁世凯在这个时候，以这个名义去休息也是一个理由。最重要的理由还不在这儿，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袁世凯主持的外务部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外交失败。
我们知道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以后东三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日俄战争之前东三省被俄国人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占领了，到1903年的时候，中国人让它还，它不还。日本人就说我替你打，后来日本人打俄国人，这个叫日俄战争。当时中国政府押宝是俄国人胜，中国政府宣布中立，你们谁赢了我再去谈。结果日本人胜，打赢了俄国，这使东北主权的问题更麻烦。日俄战争后，美国人在主持善后谈判，中国想参加，美国没让中国参加，说你不是立宪国家，这件事和你没关系，你是局外中立的嘛。这也是引导了中国所谓五大臣出洋和宪政改革。那么这个问题仍然在1905年、1906年都没有解决，到了1908年的时候，东三省的外交危机又发生了，国会请愿运动就是因为东三省的外交危机。日本和俄国，他们原来是对手，后来达成妥协，就是分赃东三省的权益。更多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拉着英国和法国，成立了一个“四国同盟”。日俄英法“四国同盟”把东三省给“肢解”掉了，让他们来享受这个权益。
这样，中国的外交就达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程度，对中国影响很大，人民就请愿说赶快成立国会，赶快成为立宪国家，我们就有权利介入到这个事情。四国同盟成立以后，德国人不干了。德国人和美国人他们觉得，你们这四个国家太过分了，因为东北是巨大的没有被开发的地方，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是未来中国新的发财的机会。德国人就找到袁世凯，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说我们可以拉一个中美德“三国同盟”，这个时候袁世凯就接受德国人的建议，经过朝廷批准，就派吉林巡抚唐绍仪出使美国，去谈中美德“三国同盟”，来和“四国同盟”对抗。这被日本人提前了解到了，当时他们把唐绍仪扣在日本，耽搁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等唐绍仪到美国的时候，美国和日本之间达成同盟，就是日本同意把一部分权益让给美国。所以唐绍仪到美国谈中美德“三国同盟”的时候，美国人就说没有这回事，因为美国已经和日本达成妥协了。唐绍仪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完全可以在美国继续开展外交活动。但是后来没有多久，就传来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美国直到今天为止，始终就是实用主义外交，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政治形势不明朗的时候，认为根本没什么好谈的，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北京。这一次外交失败，就记在了袁世凯的帐上。袁世凯1908年开缺回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件事情。
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到了“武昌起义”发生以后，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过去怀疑他玩两面派，把这个事情当成生意去做，去索取这个权力，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我的研究是袁世凯出山之后，他的真正目标就是要实行君主立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他那一代人发起的君主立宪运动。因为君主立宪最早的动议就是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他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是按照这个路走的，所以，南方发生了军事上的哗变，目标也是要求朝廷改革，袁世凯出山以后，他是一个绝对的君宪主义者，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要求朝廷实行君主立宪，这个是袁世凯在后来100天当中，所有的言论和行动的准则。
所以我们去看，在他还没有离开老家的时候，就一天几个电报，给朝廷要求说，应该趁着这次危机去进行政治改革，很快把这个责任内阁建立起来，把国会能够建立起来。君主立宪国家建立了，南方的危机是很容易化解的。后来朝廷不断得给他加码，让他以湖广总督的身份处理南方危机的时候，紧接着组织责任内阁的时候，都是因为君主立宪这个原因在指导。等袁世凯到了南方，给湖北新军，也让冯国璋打了一下。对于这个我们原来不理解，我们认为是骚扰了湖北的地面，商民受到很大的伤害。其实他打了湖北新军，打了3天，目的是要取得军事上的控制点。他用这种高压办法，逼湖北军政府谈判。所以打完以后，紧接着就派了段祺瑞去做湖广总督，完全用和平方式去跟南方进行探讨，探讨和解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他派代表找黎元洪谈，前提是，唯一不好谈判的就是君主立宪制，其他的都好谈。黎元洪最后接受了，只要朝廷实行君主立宪，重新改组内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那么湖北的事情很快就可以结束。但是黎元洪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朝廷应有一个承诺，不能秋后算帐，不能等这个事情平息以后，把武昌闹事的官兵给抓起来。袁世凯说，我以人格和生命来担保，朝廷不会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南北之间的谈判都还在大清国的体制内去解决，并没有游离出了体制外，并没有一种革命的力量介入。但是袁世凯要求朝廷的改革并不那么顺利，北方朝廷面临的问题，他不顺利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清廷内部，皇族当中有一拨强硬的人，这拨人就发展成了宗社党，这拨人坚决主张要求镇压，但是他们没有打过仗，没有实战的经验，指挥不动。但是他们有一个鉴定的政治信念，就是不能够这么轻易的对这种哗变造反让步，他们坚持不改革。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不能因你让我改革就改革，这种改革要操纵在朝廷手中，这就使南北僵局没有办法因为朝廷往前推动改革而化解，南方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一开始讲了，革命的力量在1911年的春天，基本上黄花岗起义当中就结束了，该什么就干什么去了，孙中山继续流亡海外。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处在一种彻底失望的状态。武昌起义发生的当天他就知道了，现在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有很多人劝他说赶快回去，这次也许是机会。但是他不觉得这是机会。为什么？孙中山觉得我原来费了那么大的劲，组织那么多起义都没有成功，现在没有我，你们怎么可能成？更不可能成。他就从美国到欧洲，继续在外面耽搁了很长时间，等到他回到国内来，已经到了1911年的12月21号了，到上海。到香港的时候是19号。孙中山回来当然是很迟了，但是南北胶着之后，革命党发现有机可乘。过去我们讲，武昌起义是革命党发动的，什么日知会、文学社，但其实那拨人对革命和改良是分不清的，反正就知道要改革，军队里面的将领和士兵要改革，但是他们并没有分清楚什么是“三民主义”，什么是推翻朝廷。但是南北胶着之后，给革命党提供了机会，因为在湖北新军当中也有个别的人对革命党非常信服的人，他们对朝廷也有怀疑，所以在武昌起义发生之后这拨人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的领袖呼吁，希望他们到湖北来，帮助湖北军政府，一起合作。一再的呼吁以后，使黄兴、宋教仁的看法改变了。黄兴在黄花岗起义之后，被打掉了两个指头，他这个时候在香港疗伤。宋教仁在上海，他们发现武昌的胶着，黄兴、宋教仁这些革命党就往武昌来，往武昌来了以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湖北的性质在慢慢的发生变化。用我们今天这个话来讲，本来就是一个体制内的哗变，要求朝廷改革，但是这个时候混进了体制外的——革命的力量。
革命的力量进来以后，使湖北新政府的性质慢慢改变，逐步成为革命党的一种力量。黄兴到了湖北之后，湖北原来的革命党觉得来了“大靠山”，本来黄兴是黎元洪请来的，人家还在这里当主人，结果宋教仁就想策动让黄兴当两湖大都督，黎元洪不过就是湖北都督嘛，让黄兴当两湖大都督，我们现在没法理解，其实就是革命党想改变原来要求改革的这种性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另外，南北胶着以后，给各省有一个重要的示范。关内14个行省相继宣布独立，紧接着武昌起义之后十天，湖南起义了，两湖是一个行政区。湖广总督是管着两湖的，湖南起义了。同一天太原的新军起义了，紧接着继续解决不了的时候，其他的行省也在起义了。这个在我们过去革命时的话语中，讲的都是反叛朝廷。其实，这几年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都是新军起义，他们并不叫反叛朝廷。他们是在响应武昌起义，当时起义以后，要求朝廷改革，朝廷如果不改革，我再给你点颜色你看。后来就湖南起义。太原起义，云南起义，到处都在起义，就是要对清廷独立，使清廷当时可直接控制的区域就是东北地区，就是它的龙兴之地，另外还有边远的地区。其实，他们并不都对朝廷独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革命党独立。
我们再看1911年这个事情的时候，许多省份的新军起义宣布独立，它并不是对朝廷独立，而是对革命党独立。就告诉革命党，你不要乱来，这个地方是我的。所以说各省的秩序控制的非常有效的。他们可以收放自如，我宣布独立，但是一旦朝廷有点让步，我还可以宣布回归，这个就是山东巡抚孙宝琦，他是袁世凯的亲家，他看各省都在独立的时候，他说我山东也独立。他从大清国的巡抚一下子变成一个山东都督。但是很快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朝廷说可以进行改革了，国会可以讨论是在南方开还是北方开，山东立马就宣布我撤销独立，我回归朝廷。这个例子就证明了，14个行省的独立并不都对朝廷。我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朝廷到这个时候，还有回旋的余地，只要他真正改革了，可能还不一样，但是朝廷仍然不能同意改革。
这种僵局拖到了12月份，等孙中山一回来，它的性质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是什么原因呢？是革命的高潮，走向民国。其实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仍然是整个辛亥大牌局的一个棋子。孙中山是在整个大牌局当中仍然被立宪党控制的一个棋子。朝廷的强硬派仍然不愿意改革，那么怎么办呢？鲁迅过去讲中国的改革很难，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你要打开一个窗户那也不可以，你就拆吧，结果他们就同意你打开一个窗口。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从某种程度上看，因为立宪党要求朝廷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朝廷不同意，那立宪党人，如张謇、赵凤昌等就说，那我们就策动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革命党当然高兴了，后来为什么孙中山越做越像真的？其实后来他想继续做下去，立宪党人就开始收缩他了。因为他跟革命党当时有一个约定，只要北方局面发生变化的时候，南京临时政府要自动撤销，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就不愿意撤销，孙中山就去找美国领事谈，能不能提供资助。但是美国没有答应，南京临时政府是政令不出南京，财政更没办法。最后南京临时政府工作人员，其实就是国民党最早一批的义工，最后大家都没有拿到钱，因为没有钱嘛。其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实际上就破局了。
破的什么局呢？就是使清廷的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个时候不同意也不行了。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南北和谈，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南北和谈。南北和谈本来要谈的也是君主立宪。因为唐绍仪从北方接收到谈判的指令，从北方到武汉，从武汉到上海，给南方的代表伍廷芳去谈判的时候，唐绍仪接受的朝廷和袁世凯的指令就是谈君主立宪，就是把中国变成君主立宪国家。但是朝廷仍然不能同意，后来才开始由另外的秘密渠道谈。既然临时政府也不行，后来什么都不行，那就是段祺瑞的军方，64个清军将领，南方和北方在一起64个清军将领，发布了政治立场鲜明的通电，要求朝廷必须在辛亥旧历年结束之前有一个明确的决断，如果你要打，那就打到底，但是仍然希望朝廷能够遵从人民的愿望，走向一个立宪的国家。
清军的将领中还包括北洋的将领，这一块对朝廷的压力非常大，接下来的谈判不仅仅是君主立宪。南京的临时政府获得国内民众支援原来越多。特别是在它成立的时候，用了17省的都督代表。我们现在讲选孙中山的合法性在哪儿，17省代表投票，他得了16票，这些投票的人是怎么产生的呢？他们是都督代表，这种合法性当时受到质疑，但是已经使性质改变了。南北和谈在这时候不是在谈君主立宪的国家，而是谈到了走向共和。怎么样建立共和国家，但是又不愿意按照南京的目标继续往下走。后来再谈的时候，就是按照北方的格局，重新授权袁世凯去组建一个另外一个性质的一个立宪的政府。
这种状况下，南京临时政府也不同意了。南京临时政府不同意，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时候，又发生了军方的一个重要的声明，又是段祺瑞、冯国璋这些将领向南方革命党发出一个通电，过去对这个通电不够重视。这个通电是最厉害的，它要求南京临时政府，要求南方的革命党人必须要做到不侮辱朝廷，不侮辱历史。因为南方革命党原来按照孙中山的目标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清政府是个腐败的政府、反动的政府、卖国的政府，但是段祺瑞这些人的通电当中说，如果你们这样侮辱朝廷的话，你们在海外逃亡十几年，你们的历史是清白的，但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是大清国的命官，跟着大清国在干事，你们把我们的历史给妖魔化了。他这个通电的要求就是不能侮辱朝廷，要尊重朝廷，然后才可以谈建立民主国家的可能性。后来孙中山接到这个通电以后，连夜讨论，最终达成的结果，就是清皇室优待条件和后来的清政府宣布的几个退位诏书，还有相关的呼吁人民，给人民发一个公开信性质的几个文件，这几个文件里面对历史尊重，就再也没讲清廷是反动政府，是一个腐朽政府，也再没讲“驱除鞑虏”问题，而是最后达到各自相互妥协。
这种相互妥协，得到南方在南北和谈当中，能够承认尊重清朝的历史，尊重清王室的地位，而且能够给民国政府将来出奉养费。这个都谈妥之后，你就看到，清廷这个时候，也就做出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隆裕皇太后做了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她退位诏书当中讲，人民都要求共和立宪了，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做这种阻挡历史的力量。对辛亥革命的一个解读，我个人总体上的感觉，就是我们回望100年前的故事，我们应该说参加辛亥革命的各个方面的力量，都有值得尊重和理解的地方。
这几个大的力量，我觉得革命党仍然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毕竟是孙中山从1894年开始，就认识到革命在中国的合法性，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革命，清廷不会走向改革。他的这种贡献，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敬佩。另外，革命党的胸怀也很值得我们后人尊敬。他最后坚守了民主共和的原则，一直到袁世凯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南方革命党一直坚持，“民主共和”的原则是不可让步的，“帝制必须终结”这个是不可让步的。但是革命党也有重大的让步，这个也是革命党人的高风亮节：没有再说“驱除鞑虏”，没有再说“恢复中华”。这个“驱除鞑虏”，是很麻烦的，如果当时真的是按照革命党原来的路线走，把满洲人像朱元璋当年对蒙古人那样赶到漠北去以后，那我们今天的国土面积又是另外一回事。孙中山“驱除鞑虏”的口号，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过麻烦，1931年的时候，满洲国的成立都是因为这个麻烦导致的。但是我们讲辛亥的时候，应该讲革命党人在这方面，他的高风亮节，他的原则、坚守、不让步，还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
另外，辛亥另一股革命力量，值得我们敬佩的就是立宪党人。立宪党人在该改革的时候，就改革。但是当他们发现改革不是中国可以走通的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快地转向了革命，转向了共和。这些人是中国社会的中坚，立宪党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产阶级，他们是社会的楷模，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这些人很值得敬佩。如果没有立宪党人、各省咨议局的配合和支持，辛亥革命的结果绝对没有后来的成果。
还有一股力量值得尊重，当然也是存在着历史局限性的，那就是军队。从完整意义上来讲，就是军队职业化、国家化，他们对国内事务不介入，可能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但是我们去看，辛亥年的新军，他们在这一点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国内政治不能介入的时候，他们明智地选择了民主共和的介入，君主立宪不可能达成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了这一条的道路。
最后一个，100年之后我们回望一个王朝，也不能不说我们对一个王朝的敬意。一个王朝的建立是不容易，也是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那大清国的建立也不容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是从汉族人的立场上讲的，那从大清国的立场看，汉人抵抗的时候，也有流血。我讲这个历史的时候，不是给大清国对平民的屠杀、反人类翻案，只是想说，一个王朝的建立不容易，但是一个王朝的结束更不容易。一个大清国，哗啦啦就在那一天时间里宣布没了，而且能够这样和平的结束真的不容易。现在看清廷最强硬的宗社党，其实我是很同情它的，很理解它。宗社党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只要坚持打三个月，我一定能迎来各地勤王的支持，只要各地勤王一起来，就会打破14省独立的格局，也就可以回到50年前洪秀全太平天国的格局，那这个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政府、朝廷是一种行政资源的合法性。宗社党的立场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它绝对反对袁世凯的妥协谈判，他要打的话，会把这个僵局打破。
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观点是很落后的，你在阻碍历史的进步。但是从你从对王朝的政治忠诚度来讲，宗社党也有它值得敬佩的方面。他并没有对这个体制说背叛就背叛，说撒手就撒手。当然，宗社党的问题不在这儿，他们就是利益的既得者，他们对政治权利这种分享和干预，完全控制在他们手里面。但是皇室是很明智的，所以我讲清廷最后我们值得尊敬的像隆裕皇太后，像摄政王，他们在历史这种重大关头，当他们没有办法说服宗社党放弃强硬抵抗的时候，他们仍然很决断的，就是接受了各方面的妥协。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妥协。而是他们接受宗社党的建议，那就鱼死网破、破釜沉舟，那中国1911年一定是一场混战。
我讲100年中，我们回望一个王朝的结束，回望一个大的中国历史转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解读这个里面各种利益的纠缠、解读他们心路历程。也许我们会得到一种不一样的、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这样一种比较温情的一种看法。这就是我讲的一个大概的意思。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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