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華氏家族在貴州的崛起
華氏祖籍江西臨川，“世為江右望族”。清朝康熙末年，華氏先人以行醫來到遵義南鄉平水裡（平水裡在今遵義縣團溪鎮一帶）定居。
華問渠世祖華步周在世時，以醫術精湛、醫德高尚聞名於遵義府各地。華步周給人看病盡心竭力，務求康復。“凡遇貧困，概不取資”，長期恩澤地方，深受鄉鄰敬重。
到了華何渠曾祖華銘軒時，華銘軒醫術更為高明，求醫治病者絡繹不絕。一次，華銘軒應邀到某處看病，回家路上拾到一個錢包。華銘軒當貼出告示招領。誰曾料想，丟錢的人找上門來卻說他丟失的錢不止華銘軒所拾之數，並告到了衙門。縣令查出實情，判失金者為誣陷，責令其買了爆竹，讓華銘軒乘縣令的轎子，敲鑼打鼓送他回家。縣令還親筆書“拾金不味”四字匾額，懸於華家堂上，以示褒揚。
清威豐（1851-1861年）、同治（1862-1874年）年間，貴州各族人民響應太平軍號召，爆發了一場參加起義隊伍多達50餘支，烽火遍及全省各地，綿延18年之久的“鹹同貴州農民大起義”。 黔北號軍在攻打遵義南鄉團溪時，號軍中的當地人知道華銘軒的善行，以“華家系一方善士，伊家住宅不許焚燬”為令，華家未受絲毫損失。華家宅院到民國年間仍然保留完好。
華銘軒不知內情，號軍來時，他便督促家人逃離躲避，打算南渡烏江去貴陽定居。華銘軒押運行李緊隨其後，在沙洲上坐守了七個晝夜。因天氣寒冷，操勞過度，傷寒致疾，不治而亡。至此以後，華家醫道中輟，再不復起。
到華聯輝時，華氏家族崇儒學賈而立鹽業，成為貴州鉅富。
華聯輝（1832—1885年），字檉塢，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生於遵義南鄉平水裡。兄弟三人，長兄早逝。聯輝居二。其弟國英，號建庵，自幼勤學苦讀，早於華聯輝中舉人，曾任四川新都、合州、
瀘州等州縣知事，補敘永直隸州同知，後又升為道員。華聯輝從小在家中讀書，年齡稍大一點之後，開始邊讀書邊經商的生活。後來經營永隆裕鹽號，光緒乙亥（1875年）恩科考試中了舉人。
華聯輝至孝。在貴陽定居後，本想回遵義團溪居住，但家中人口眾多，生計艱難。其時，家中有人想分家另居，於是請來親朋好友，立約分家，並讓華聯輝抄譽分家契約。華聯輝正籌劃如何維持住大家庭，便不肯眷寫分家契約，說“我讀書不是專為寫分家字的，若欲分，請先逐我”。眾親友勸說無用，便道“爾不樂分，責任在爾”。 華聯輝立即答道“是！”眾親友又左勸右說一番，華聯輝最後才同意分家。
貴州不產食鹽，老百姓所用食鹽完全依賴外省。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就在今川黔邊境開設四大口岸，專門運銷川鹽。精細多謀的華聯輝，抓住機遇經營鹽業，苦幹實幹，十餘年間，終於積累了數萬金之巨的家產。華聯輝樂善好施，聲譽遠播川黔。
光緒三年（1877年），貴州平遠州（今貴州織金縣）人丁寶楨（1820-1886 年）任四川總督，深知貴州百姓查赴之苦同時，同時，他也想為朝廷籌款，於是奏請改革鹽政。但是，卻始終不得要領，鹽利都落人各級地方官更和鹽商手中，毫無成效。這時，遵義舉人、四川候補道員唐炯（1820-1910年）向丁寶楨推薦華聯輝：“自古有治人而後治法。遵義華某者，於鹽務利害至精熟也。今公欲掃桑孔之豪析，夫劉晏之平常，將非其人不可”。丁寶楨聽後，立即寫信邀請華聯輝去四川，共商鹽務大計。
華聯輝到四川后，“抄二綱九目”，“始變法改為官運商銷，事不更州縣之手，舉百餘年中飽，悉奪而予之官”。他的這一政策極大損害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遭到地方官吏的強烈反對。一些地方官吏怨恨在心，設法抵制改革；一些豪商巨賈議論紛紛，等待觀望，最終導致官府損失了30多萬兩白銀。華聯輝的首輪改革失敗了！
華聯輝沒有就此作罷。就在改革處於最艱難之時，華聯輝徵得丁寶楨同意，親自趕赴川黔各大鹽運口岸，“劃策溝通，曉說利弊，狐猶冰釋”。同時，他在瀘州設立了官運總局，自任總辦一職，統領川、黔、滇三省鹽務。在產鹽地區則設立廠局，派人收購井灶（四川為井鹽）所產食鹽。在仁懷、綦江、涪陵、永寧四個口岸設立岸局，銷售食鹽給商人。並派武裝人員從廠局（產地）押送到岸局（口岸）銷售，防範土匪搶劫和商人囤積。總局在各路關口設置關卡，專門負責監督稽查。設置裕濟倉，專門存放食鹽，以備平抑鹽價。設大盈庫，接受委輸，調劑銀兩，並將各種課稅、厘金都納入成本中核算。這一政策施行之後，還不到一個月，就獲利40餘萬兩白銀。
鹽務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歲增銀百餘萬兩，戶部恆倚以為重”。從此，“商無私估，官無外取，引無留滯，課無責逋，利歸公家，而市無騰踴之患。方是時，黔、滇兩邊商號林立，不仗官法之能行，而待君一方以為身家進退之計”。
華聯輝任官運總局總辦之職多年，從未領取薪棒。丁寶楨對華聯輝取得的成績十分滿意，稱讚說“真奇才也”，因此奏請清廷破格以知府留於四川補用，獲得批准。但是，華聯輝堅持不受職。不久，因終日操勞過度，積勞成疾，遂辭官回到貴陽家中休養，並潛心經營永隆裕鹽號。
華聯輝對儒家學說推崇備至。不僅認真學習，廣為傳播，還身體力行。他說：“君之意以為，人者萬物皆備於我，上當博施濟眾，充滿乎仁聖立達之量；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濟於世，庶幾吾儒性善之旨”。他對己甚嚴，與人為善。曾出資刊印了《六事箴言》、《菜根譚》等書籍，印上“播州華氏刻本”、“遵義華氏刻本”字樣，贈送親友鄉鄰。每次出門，他總是帶上許多自印的書籍，遇到識字的人，便免費贈送。他還打算收集貴州歷代先賢遺著，刊印流傳。後來，因贈書太多，木刻印刷已無法滿足需要。正當他猶豫之時，聽說上海有鉛字印刷的新技術，既好又快又便宜。於是，他出資派遣了一名遵義同鄉前去上海學習鉛字印刷技術，計劃學成回來建廠印書。不料，派去的人只圖個人利益，沒有學習印刷技術而改學了修理鐘錶，滯留在上海不願回來。華聯輝的志願未能如期實現，情緒十分優鬱。加之積勞成疾，醫治無效，於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九日（1885年2月23日）逝世，年僅5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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