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国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中国的四大名著在此期间萌芽。后世人对四大名著皆有剖析，也留下了许多极其深刻的见解。其实明清时期的优秀小说远不止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就是清代小说佼佼者的代表。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两本的内容没什么共通之处，但是从故事所处的环境以及文章所影射的一些社会现象来看，我们能惊奇的发现，这两本书殊途同归，都反映出了晚清时期的强烈反叛礼教的精神。
一个摘录人间百态，一个写尽魑魅魍魉
写人道尽千百辛酸泪
《儒林外史》的故事从元末明初开始发生，故事的跨度大约是二百四十八年，前后经历了一个朝代的兴衰。这本书里面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中最为知名的应当要数范进和匡超人。
范进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儒生，一心只读圣贤书就为了中举，受尽岳父的白眼，自家的营生也不好，大冷天里的只穿着一件单衣。
在中举前后，他周围的人对待他完全是两个态度。中举前，只能抱着一只鸡上街卖钱过冬，被屠户骂作“现世宝”，可当皇榜一贴，先前骂他的人都赶着来攀附，如此一朝翻身做人，也难怪范进“喜极而癫”。
范进之疯，疯的是科举制度，那屠户的一巴掌扇醒了他，更是极具讽刺的一个伏笔。晚清之下的赶考人尚且能扇醒，而积弊已久的科举制度又如何能扇醒呢？
再看匡超人，他是一个两面性质的人物，一方面是一个质朴孝顺的，而另一方面却又是泯灭人性的。
再没有接触科举考试之前，匡超人只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对老父亲十分孝顺。可当他将科举作为人生唯一出路后，心境渐渐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开始沽名钓誉，游离于善恶的边界，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儒林外史》中写的人物很多，这两个人角色也只是当中的一部分。范进和匡超人都是科举制度下的傀儡，吴敬梓通过写这些性情扭曲的人，意在讽刺当下的主流思想意识。
儒学历经百年，传承各个朝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的科举制度也被奉为文人盛典。《儒林外史》明面上写的是人，批判人，其实想要折射的还是那个时代的弊端。他的书里面处处可以看见强烈的反礼教精神。
写鬼描绘万万世间魂
相比较《儒林外史》来说，《聊斋志异》的奇幻色彩更多，蒲松龄着重笔墨于一些精怪，并非写人。
在这本书中，五百篇的短篇故事里将近一半在写爱情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要人物不惧封建礼教，敢于勇敢的追求世俗爱情。《莲香》《小谢》《连城》等故事中皆记述了这种强烈的反叛精神。
这些人物或是花妖狐媚、或是公子风流，众多美丽的女性形象在书中得以全方位的呈现，小倩、婴宁、莲香等都被赋予了痴和狂的鲜明化形象特点。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蒲松龄在自己的书中有意识的将男女放在同一个地位上来描写。这在当时与主流思想还是相悖的。
《聊斋》写爱情，却又不仅仅局限于爱情。除了对爱情自由的歌颂，里面还包含了抨击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对老百姓的压迫等等。这些思想暗涵在精怪故事中，但是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聊斋》运用的讽刺手法体现在他虽没有明面上些人如何、官如何，但是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对腐朽没落的政治制度的批判，体现了其强烈的反叛精神。
两本书的异曲同工之妙
前文已经提到过，这两本书虽然主要描写对象和写作风格都不一样，但是却有一种异曲同工的巧妙之处。
《儒林外史》写人，将人的前后心境变化刻画的异常鲜明，从人性的角度来揭露社会对人的压榨和扭曲式操控；《聊斋志异》写各种精怪，从鬼怪不受束缚的特性来看待人世间的各种局限，借着这些精怪之口控诉人间。
命运相似的两个文人跨越时空的一次思想碰撞
蒲松龄自喟“喜人写鬼，雅爱搜神”，他一生摇摆于传统的雅文学和民间的俗文学之间，在青年时期就热衷于记述奇闻异事。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继承了六朝小说和唐人传奇的衣钵，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特色，算是集两家大成。
唐人写志怪注重于幻想和情节的奇妙，蒲松龄摆脱了这种观念，融入了生活经验的理性思考。花妖精魅不再是一种迷信意识中的神秘现象，而是成了一种带有人文理性的艺术形象。
蒲松林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志怪小说中远离尘世的形象，这些人物具有人的思想，说人的话语，有着人的爱恨情仇。现实生活中的被囚禁的七情六欲在这些形象身上得到了鲜活而立体化的呈现。神仙也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亵渎的人物，他们类化成了人间官僚或是某一类群体的形象，多具有讽刺和批判意味。
吴敬梓是家族世代为地方贵族，晚年时期生活困顿，常靠贱卖诗词文章为生，最后落得一个醉酒辞世的结局。
吴敬梓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生活上由富裕转为贫寒，思想上对功名利禄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厌恶转变。早年时期见惯了名士清客、官僚子弟，这些“上层人士”的丑陋嘴脸在他的书中都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影射。
大起大落的文人生涯使得吴敬梓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和体悟。因而，在《儒林外史》中，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官制体制。吴敬梓在这本书中对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做了极其深刻的剖析，他以讽刺的手法对这些丑陋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抨击，尤其是以理学为代表的的僵化儒学、八股体质等。
两本书俱是预料了晚晴时期的弊病和僵化
《聊斋志异》字里行间透露出鬼比人要有情有义来讽刺当时的晚清社会。里面的故事虽不是真的，但是深刻的反映了民间疾苦，有的故事甚至一度上升到讽刺当时的封建体质制度，在《促织》和《席方平》两个故事里可以见到这一类思想的表达。
《促织》说的是皇帝喜爱斗蝈蝈，于是不惜花费举国之力勒令百姓上供蝈蝈，最后一度搞的民不聊生。而《席方平》说的则是人入了轮回道，无论是阴间还是阳间都无处可供伸冤。
“官虎狼吏”是《聊斋志异》中脍炙人口的名句，官吏衙门以人为食，吞食白骨，官场对百姓无节制的敲诈勒索，晚清的暴政字字泣血，在这本鬼怪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儒林外史》继承了《聊斋志异》的批判讽刺写法，并且有了新的发展。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意指其对士林制度的含泪批判和无情鞭挞。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也是一部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吴敬梓善用对比和夸张化的讽刺手法，微言大义中折射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态度。
他的批判手法在于构建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夸张只是一个放大镜，生活中的黑暗被无情地披露。将一件极小的事情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层面，从而来反映出深层的内涵，这种手法与《聊斋志异》有很大的出入，但是无疑将讽刺的力量最大化了，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
结语：
讽刺手法在中国最早见于唐代所写的《隋书》，说到底，讽刺手法的出现其实是文人来表达自己不敢言说的心理路程。
古时候君主对于文人的思想钳制力度非常之大，尤其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八股为代表的科举制度成了文人们求官唯一途径，在这样大力度的精神压迫下，讽刺手法成了一些文人来表达内心愤懑的渠道。
《聊斋志异》是比较早期采用这种讽刺手法的作品，聊斋之后，这种写作手法被许多人所借鉴引用，《红楼梦》中也有讽刺手法的身影。当然，清朝的诸多小说中，将讽刺手法集为大成的，还当属《儒林外史》。
历代文人著书成章，为的自然是针砭时弊，更是为生民立命。因而讽刺手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算是文人的一种独特发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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