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從維熙 摘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我的黑白人生》一書
說起來真像是一場夢，說得確切一點，那是我的一場童真年代的“糊塗夢”。我於1946年從農村到北平求學，插班於西四北小學六年級。一天，我們正排隊準備進課堂時，站在我後排的同學突然爆發出一陣大笑，我不知何意，便回過頭去好奇地尋找笑源。就在這時，一位名叫劉惠雲的女同學，朝同學們大聲喊道：“笑！有什麼好笑的，人家是從農村來北平求學的，你們就……”我立刻不安起來，因為全班只有我一個人來自鄉下，難道同學們是在笑我？果不其然，當我把目光投向同學們時，後排的男同學都在對我嬉皮笑臉。女同學雖然大都把視線轉向別處，但也有忍不住掩面而笑的。我正不知所措時，女同學劉惠雲的聲音又響了起來：“從維熙同學，他們笑你褲子後邊破了一個小洞，你放學回家後縫一下就行了……”我臉紅了，順手一摸，立刻抬不起頭來了——因為在農村我們習慣於不穿內褲，顯然是露出了臀部，才引起同學們的嬉笑。我從小自尊心很強，因而當時暈頭漲腦，不知如何擺脫困境。最後，還是教我們國文課的關老師把我叫進辦公室。我說我要請假回姥姥家，讓姥姥縫補我的褲子。關老師剪了塊膠布，貼在我褲子的破洞之處，然後拉著我的手，一起走進教室，讓我跟她去上語文課。講課之前，她批評了嘲笑我的同學，表揚了劉惠雲的果敢。大概是為了樹立我的自尊，關老師說我雖然來自農村，但作文是班裡的標杆云云。從這天起，我知道了穿內褲的必要;從這天起，我牢牢記住了一個名字——劉惠雲。男同學在私下耳語時，都不稱呼她的名字，而稱呼她的綽號“劉白美”。
小學畢業，我到了東城內務部街的二中去讀初中。在同班同學中遇到同鄉學子譚霈生，我曾向他傾吐過這段丟人現眼的少年經歷，以平息內心之痛。當時，我沒有想到男女之間的任何問題，只是當作我的一次恥辱，直到我再次碰到她，才感到她對我的一片真情。有一次，學校去頤和園春遊，胸前戴著女三中校徽的一隊女生從我們身邊經過。我剛邁過頤和園大門高高的門檻，就聽見一聲呼喊：“喂！前面走的是從維熙同學嗎？”我聽聲音有些耳熟，待回過頭來一看，臉立刻紅漲起來——呼喊我的竟然是曾為我打抱不平的劉惠雲。
我走出隊列，心跳如同擂鼓地說：“是你，你考上女三中了？”
她兩步追了上來：“你上男二中了？”
兩校同學對我們側視而笑地走了過去，我和她便落在人流的後邊。不知為什麼，我不敢直視她，因為當天她臉頰嫩白，脖子上圍著一條玫瑰紅的圍巾，與穿著一身黑色學生裝的我，彷彿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我向她表達了遲到的謝意：“在小學時，感謝你為我這個‘小土包子’說話！”
她說：“當年我之所以為你鳴不平，是因為我感到你比城市的學生真誠。”
雖然此時天氣還很涼，但我的額頭還是滴下汗珠，正當我用袖口擦汗的瞬間，她伸出手來低聲說：“讓我們握個手吧，我們還沒握過手呢！”
在我和她握手的剎那間，我朝隊伍望去，看見同班同學都在回頭看著我們倆，我頓時不知所措了。無奈之際，我失禮地說：“同學們都在等我，我得去追趕隊伍了，再見……”說完，我轉身就跑。她在我身後說：“我知道你在二中上學了，我會給你寫信的，你要注意查收信件……”一幕頤和園巧遇的戲劇，雖然匆匆收場，但接下來上演的“糊塗夢”，更使我內疚至今。
春遊歸來不久，我當真接到她的一封來信，信封上標註的地點是西四北大紅羅廠她家的地址，信中除回憶同學友情之外，還約我有時間和她一塊兒去看一場電影。她說不用我回她的信，請用電話回答她的邀請，她在信尾留下了她家的電話號碼。我雖然屬於不開竅型少年，但畢竟在北平耳濡目染了幾年，僅從她家中裝有電話，就可以斷定她是官宦家庭的嬌女——因為在1947年，電話還是個稀有物，同學們家中裝有電話的幾乎沒有。當時我就讀的二中，只是在傳達室裝有一部供學生使用的電話。
我記得給她回電話時，撥號的手一直在哆嗦。她在電話中顯得異常興奮，約我星期日在西單商場旁邊的蟾宮電影院見面，那兒正在上演美國電影《出水芙蓉》。我立刻一頭霧水，因為從我來到北平之後，還沒有進過電影院。怎麼辦？不答應，對不起她的真情;答應下來，又覺得膽怯。因為在童真年代，異性對我來說是充滿了神秘感的不可知物。最後，我還是鼓足勇氣說了聲“好”。但應約之後，我便後悔了。我雖然身在名校二中，但是除了作文達標，代數曾得過零分，是班裡理工科的低能兒，這不是“黃土”混充“硃砂”嗎？
無奈之際，我只好又去求救於同鄉學友譚霈生。他說他在頤和園看見過她的身影，人長得漂亮不說，還曾對我有過恩惠，我沒有理由逃避。我請求他陪我一起前往蟾宮電影院，我再給他買一張電影票，為我壯膽。霈生說：“這不是給人家下不來臺嗎？人家看中的是你，我去只會掃人家的興，而成為你們倆中間的‘絕緣體’。我不能去！”我纏著他死活不放，最後，他出於鄉友之情和少年時代的好奇，極為被動地答應在星期天與我一起奔往蟾宮電影院。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們倆出現在她面前的情景。她蛾眉高挑，生氣地說：“票是事先買好的，現在沒有票了，你們倆進去看電影吧，我家裡還有事！”說罷，她便轉身走了。我的一場“糊塗夢”到此收場。
後來聽說在北平解放前夕，她隨父母去了臺灣。歲月如白駒過隙，一晃六十多年過去了，我和譚霈生今天都已浪裡白頭（他曾任中央戲劇學院教授，已退休）。當我們倆通電話時，我還不忘提及此事。我說：“你沒忘記我的那場‘糊塗夢’吧？”他答：“怎麼能忘記呢，不怨天，也不怨地，怨我們在童真年代不懂愛情，我去了，真的充當了‘絕緣體’，欠下了人家的一片情！”
也算是命運的巧合吧，生活給了我一個補過的機會。1988年年初，臺灣詩人瘂弦把一封向我約稿的信函，寄到了中國作協。當時他主編臺灣《聯合報》副刊，說要在春節期間，刊出大陸作家的專版，希望我能儘快給他寫一篇文章。我苦思冥想了許久，突然憶起少年時不懂愛情的往事，便寫了篇名為《寄夢》的文章給《聯合報》。其文意是向我少年時代的劉惠雲同學問好，祝福她事業有成，並有個美滿幸福的人生。到了1998年，中國作家一行出訪寶島臺灣時，我還不忘詢問瘂弦此事，他說《寄夢》的文章發表後，沒有收到相關的信息，很可能她已離開臺灣，到不知哪個國度去了。我說：“不論她飄到哪兒，都像她的名字一樣，是一片關愛弱者的祥雲……”
（酸辣白菜摘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我的黑白人生》一書，李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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