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亞
吉林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吉林大學專門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東北史、中國出版史。發表論文《試論金代女真人的民族文化教育》《金代東北邊疆的官員管理》等。
楊衛東
吉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吉林大學博士。
內容提要：金朝統治者效仿遼宋，主要推崇和宣揚以忠孝仁義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推動了金代經史書籍出版的興盛。其中，開設漢人科舉與女真進士科，設立中央與地方官學及女真學校是影響金代經史書籍出版的主要因素。對以儒學為核心的漢文化的認同是金代經史書籍出版的根本動因，同時經史書籍的出版也鞏固了金統治者的民族文化認同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對推進民族融合與文化傳承發揮了積極作用。
關鍵詞：金代；經史；出版；民族文化認同
金朝的統治民族女真族原生活在我國東北白山黑水之間，是一個以漁獵生活為主的少數民族。遼朝末年，女真人開始崛起，其中的完顏部率領生女真各部反抗遼朝統治，僅用十幾年的時間，先後滅亡遼與北宋政權，與南宋劃淮而治，成為中國北方地區的統治者。在短短的百年時間內，女真政權從立國前的原始氏族部落時期，發展成為文物“遠勝遼元”的金王朝。在這一歷史變革過程中，漢、女真、契丹、渤海、奚等各民族文化碰撞日漸頻繁，融合程度不斷加深，面對中原文化持續深入的影響，金統治者秉持著積極認同、主動吸納的態度，通過向中原王朝學習先進文化使自己的政權強大起來。
金代的圖書出版事業繼承遼宋，具備良好的發展基礎，在金統治者的支持下，取得了長足發展，出版技術與書籍種類均超越了之前的遼與北宋。圖書作為思想文化的載體，是古代社會文化傳播的主要媒介，也是統治階級政治思想與文化宣傳的重要途徑，金代的圖書出版也最直接體現了女真統治者的文化取向，其中經史書籍的出版與女真統治者對中原民族文化認同意識緊密相關。
一、金代經史書籍的出版
儒學在金代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主要體現在金代出版的儒學書籍上，主要指儒家經典及在儒學影響下的史書。這些書籍的編纂一般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主要推崇與宣揚以忠孝節仁義為核心的價值理念。
1．經書的出版
根據《金代圖書出版研究》一書中的《金史·藝文志》統計表，金代編纂的經部書籍89部，金代出版的經部書籍共有27部。經部書籍的出版中又以儒家經典及註解性著作為主。儒家經典歷經漢、唐、宋等朝的不斷豐富與完善，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具有特殊地位的“十三經”。金代刻印出版的大量儒家經典，其主要參與機構有官方刻書機構、書坊和私宅刻書，其中官方刻書機構引領著經書的出版行業。金初，國子監等官方刻書機構刊刻了《易經》《書經》《詩經》《孝經》以及《春秋》《禮記》《周禮》《論語》《孟子》《荀子》等。以封建統治者先後“法定”的13部儒家書籍即“十三經”為中心，歷代士子為求學與出仕進行了潛心鑽研。因此，“十三經”及為其所做的註解性著作在各朝各代均不斷問世，金代同樣湧現了一批經學研究家，編輯和出版了比較有影響的經學著作，如金代名儒趙秉文所撰《易叢說》《中庸說》《論語解》等，王若虛所撰《五經辨惑》《論語辨惑》《孟子辨惑》等。
金代以女真字翻譯出版了多部儒家經典，利用女真字為儒學在女真族中的傳播提供了更好的途徑。由於遼朝就已經有了將漢文經史譯為契丹字出版的先例，金代鑑於女真字使用時間尚短，故金代經史的翻譯是先以契丹字譯漢文經史，然後再譯成女真字。
隨著翻譯經驗日益成熟，才用女真字直接譯漢文經書並印刷頒行。大定初設立經書所，直接用女真字翻譯漢文經史。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增設弘文院，也從事經書的翻譯，院中設校理，主要負責經史的校對與翻譯。譯經所翻譯出版的經書主要有《論語》《孟子》《孝經》《詩》《禮》等。金朝還特別為女真童蒙教育翻譯了漢文啟蒙書籍作為教材，從幼年起即對女真人進行漢化教育，進一步表明統治者對漢文化的深刻認同。據明朝《文淵閣書目》記載，金代出版的女真字啟蒙教材有《女真字母》《女真字孔夫子書》《女真字家語》《女真字孔夫子遊國章》《女真字家語賢能言語傳》等15種之多。這些出版舉措體現了女真文化與漢文化之間的吸納與融合，也充分說明女真政權統治者認同漢文化程度之深，並有強烈的傳播文化的意識。
2．史書出版
唐代設史館修史開創了歷代政權官方修史的制度，修史的目的之一在於要統一人們的歷史認識，尋求治理國家的道路，以經明道，以史徵事，經史互為表裡。金代皇帝也接受了“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的歷史經驗，故特別重視資政類的史書對自身的教化作用，如《資治通鑑》是金世宗常讀之書，衛紹王已不滿足於閱讀前人的撰述，而是詔令儒臣編寫《續資治通鑑》。對中原史觀的認同推動了金代史書的編纂和翻譯工作。哀宗正大初年，趙秉文指出哀宗繼位之初，“親經史以自裨益”，鑑於此編纂《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鑑》《龜鑑萬年錄》等書進呈。
前朝史書作為儒家思想統治下的產物，是學習與傳播儒學思想的重要媒介。鑑於史書的教化作用，金代翻譯出版的另一重要對象就是史書。金翻譯的史書有《唐史》《貞觀政要》《白氏策林》《史記》《西漢書譯解》《女真字國史》，新舊《唐書》等近10部。金對前朝史事的修撰以及本朝實錄的編纂，既是對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仁義等核心思想的宣揚與推介，也是運用儒學進行政治統治實踐的記錄，更是文化認同意識在出版中的凸顯。
如金代曾不惜花費人力物力兩次撰修《遼史》，第一次成書而不傳，章宗時第二次所修《遼史》也是歷時多年，最終“辭乏精詳”，而且同樣未能刊行。《遼史》兩次撰修，幾經波折，卻最終未能刊行，是因為前朝修史與金朝的國運之爭發生了矛盾，金廷上下對於繼承遼統還是宋統存在較大爭議。金繼承了中原政權為前朝修史的傳統，按照這一傳統，為遼修史就意味著繼承遼統，當時而當時金章宗意欲繼承宋統。這一事件正好說明金統治者完全認同中原王朝的史學傳統，正是由於“對歷史上‘五帝三王以降之政治統緒的共同認同’”，才展開了正統之爭。
再如泰和六年(1206年)，金史館奉命刻印了一部表彰忠義行為的《魏全死節事》，當時宋軍攻打金壽州，魏全被宋軍所擒，宋人慾使其罵金主而保全性命，不料魏全反罵宋主，忠義不屈被殺，金廷為表彰其作為臣子以生命堅守忠義之道的行為“贈其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分封其妻、子，並將魏全事蹟送史館，“鏤版頒諭天下”。魏全的行為完全體現了儒家思想中核心的忠義觀，對其事蹟如此重視廣泛宣傳，無疑證明了金統治者對儒家文化的深刻認同。
二、金代經史書籍出版興盛的原因
1．金朝統治者對儒學的推崇，是經史書籍出版的重要前提
金朝歷代統治者對尊孔崇儒輿論的倡導，為儒學在金代社會的發展與經史書籍的出版營造了有利的文化環境，提供了思想基礎和政策條件。經史書籍在金代社會的大量刻印、翻譯與傳播，是在金統治者對儒學極為推崇的背景下實現的。儒學書籍的出版既是統治者統治思想的體現，也是統治者進行統治思想傳播的重要途徑。隨著中原佔領區的不斷擴大，女真人與漢文化的接觸日益頻繁，對漢文化的認識與理解也逐漸深入，經歷了從知曉到認同的過程，並最終效仿中原王朝奉儒家思想為正統思想。
金初對漢文化認同的直接體現即為修建孔廟祭祀孔子，倡導尊孔崇儒之風。金宋戰爭之時，中原地區物質與文化在戰亂中遭受嚴重破壞，“廬舍為之灰燼，原野厭乎流血，溝壑填於殘骸”。作為中原傳統文化標誌的孔廟也未能倖免，有的“毒於兵火，煨燼之餘，僅存講堂”，有的“兵火之餘，蹤跡蕩盡”，“悉為將兵毀折”，但統治階級上層瞭解到孔子的地位之後，立刻顯現出對聖人的崇敬。如宗翰伐宋，當軍隊到達曲阜時，正值有士兵欲發孔子墓，宗翰聽說這件事後，問高慶裔說:“孔子何人?”高慶裔說:“古之大聖人。”宗翰曰:“‘大聖人墓豈可發邪!’皆殺之。故闕里得全。”天會七年(1129年)金兵入山東衰州，睿宗(宗堯)為都兒帥，告誡軍士，“以夫子所生之地，不得剽奪”，並命曲阜知縣衡雄與縣吏等引詣宣聖廟，見廟庭已為戰火燒為灰燼，而殿火猶未息。宗堯乃登杏壇，奠拜後，到孔子的陵園，發現有軍人發掘二代泗水侯墓和宋刑部侍郎墓，宗堯又將這些伐墓之人捆綁了去奠拜孔子陵墓。後在距廟南十餘里外將伐墓者處決。
從宗堯此舉可見其對孔子的崇敬之心，而對破壞者的嚴厲處置為金尊崇儒學思想的確立奠定了輿論基礎。
隨著對漢文化認同意識的不斷深化，天會十五年(1137年)，金熙宗“興制度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從制度上確立了對儒學的認同，這種認同的制度化還表現為對孔子後裔的冊封上，天眷三年(1140年)“以孔子四十九代孫璠襲封衍聖公”。世宗於大定三年(1163年)七月“以孔總為襲封衍聖公”，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以尚書右丞張當弼攝太尉，致祭於至聖文宣王廟”。金對孔子後裔的隆崇，對儒學的重視，甚至超越了中原歷代王朝，孔元措評價說:“皇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也。”
2．漢人科舉與女真進士科的開設，是促進經史書籍出版興盛的直接動因
金在佔領北宋後，為擴大和鞏固統治基礎，加強對漢族居住區的統治，積極效仿遼宋選拔人才的制度，於天會元年(1123年)設置科舉取士，選拔漢族士人為官，並採取措施促進科舉的發展。其一是放寬了參加科舉考試的群體限制;其二是增加了應試地區，士子們可以就近應試，免於旅途的勞累與金錢的浪費。選擇漢族儒士進入金政權的管理層，表明了金統治者對於中原政治文化的認同。而對科舉制度的推崇與重視，推動了金代社會崇文之風的漸繼形成。呈現出即使皇親國戚、達官貴族也將科舉看作入仕的捷徑，視為榮耀之事，爭相赴試的現象。“文治既洽，鄉校、家塾弦誦之音相聞。”田地勞作的間隙也有人拿出一本經書研讀。這成為促進經史書籍的出版的直接原因，為經史書籍出版創造了巨大的市場，也使與科舉相關的經史書籍出版成為金代圖書出版的主要內容。
金代不僅官方刻書機構刊刻出版考試用書，民間對市場需求的應對更為積極。
私人刊刻的代表性書籍有《兩漢策要》與《校補兩漢策要》，“吾鄉同知彥修宅取舊本《兩漢策要》，摹搭刊行於世”。據此書序言稱，有孫家二進士，在重新為此書編排次序，詳細校對，訂正訛誤，添補缺漏後刊刻流傳，正值當時朝廷以詞賦取士，出題範圍中“惟東西漢二書，最為浩汗，”士子們學習起來十分艱難，此書的刊印恰好為學者們解決了難題，成為科舉急需之書“真科舉之急用也”進而刻板流佈。《揚子法言微旨》一書“論高而意新，蓋奇作也”，為應科舉考試之需，古澤陳氏不惜自己出資刊刻流傳，另有平陽劉敏仲刻《尚書註疏》。考試用書更是書坊常刻常銷書籍，如《春秋纂例》《周禮》等也是坊間常刻之書。寧晉荊氏書坊主人祖上本是做陶器的，到了其祖、父時已經改行刻書，一個世代以生產陶器為生的作坊，改為以出版書籍為生的書坊，其中原因如其所說:“與其供器用於一鄉，何若以善及人為愈。”這既說明刻書傳播是更為高尚的職業選擇，也說明了學習儒學文化是當時社會尊崇之風。
3．中央與地方官學及女真字學校的建立，是推進經史書籍出版興盛的有力保障
金代以儒學為正統思想，學校教育的教材自然是儒家經典，學校教育的發展推動了儒學書籍的出版與傳播。金朝佔據整個中國北方，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為加強對廣大漢族地區的統治，必須大力培養人才，開官設學是其維護自身統治的重要策略之一。正如金人所說金建國後，“以開設學校為急務。以愛養人材為家法”。在教育過程中，書籍擔當著文化傳播媒介的重要角色，正如金世宗所說:“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故也正基於這一認識，世宗特命刊刻女真字《孝經》近千部賜予護衛親軍以行教化。世宗也曾對宰臣說命人翻譯五經的目的就是想讓女真人通過學習五經，懂得仁義道德。
金代官學教育分為漢官學與女真官學兩個系統。漢官學系統中的中央官學始於海陵天德三年(1151年)國子監的設立，大定六年(1176年)設太學。地方官學系統由府學、州學、縣學和鄉學構成。大定十六年(1166年)金有府學17處，招收近千名學生。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學校數量增加到84處。金代官學經史方面的教材有《詩》《書》《春秋》《禮記》等，正史有《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等十七部之多，均由國子監刻印並頒行各地官學，使全國形成一致的知識體系。
女真學校始於天輔三年(1119年)，時值女真字創制完成，《女真字母》作為這一時期女真字學的教材頒行，成為金最早出版的教材。世宗時再次發展女真民族教育，大定九年(1169年)，有三千左右優秀的女真子弟被選中，得以到京師跟隨名師溫迪罕締達學習。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建立女真教育系統中的最高學府——女真太學。至此女真官學系統完備。
女真官學的創立，同樣是女真人認同漢文化的又一深層次體現。官學中所學教材是漢文經史的女真文譯本，所學文化內容仍為漢文化，而通過女真文字進行傳授，不僅沒有削弱漢文化的影響，反而使得女真人在保持本民族語言的同時，進一步接受漢文化的教育，促進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不能因為其使用的語言而否定其內容的漢學性質。從這一角度來看，女真學的設立，促進了儒學書籍以另一種語言文字為載體進行傳播，擴大了儒學的傳播路徑。
金統治者還採取許多具體的措施，以激發百姓讀書學習的熱情，給文化水平較高者以更優厚的薪俸待遇。據《金史·選舉志》記載，可以誦讀《論語》或《孟子》其中一本並擅長書寫者，薪俸是八貫石，對僅能識字和書者，薪俸是七貫石，不識字者則只有六貫石。
三、經史書籍出版與金朝統治者的民族文化認同
女真人連同契丹、党項等各族人民一樣，一向被當時的中原漢族民眾看作是夷狄，甚至是“夷狄中至賤者”。但“公元10世紀到公元19世紀中葉各民族間的認同傳統”，“無論是在歷史認同方面，還是在文化認同方面，都有著突出表現的”。作為顯赫一時的金王朝的建立者女真民族，自然也不例外。隨著金政權的日益強大，金人不但“逐漸產生了不願意稱自己為‘至賤’的蠻貊夷狄的思想”，而且統治者如金熙宗完顏亶、海陵王完顏亮等已不甘心“以繼承屬於夷狄的遼政權的‘正統’為滿足了，而是要把自己的政權打造成與漢族政權沒有什麼兩樣的政權，重新塑造金政權的‘正統’形象。”“海陵王完顏亮即位以後，又另尋蹊徑，試圖讓各天下人都承認金政權的‘正統’地位。”
金朝歷代統治者為爭得“正統”的地位與名分，做了大量嘗試與努力。表面上看來這是金統治者在為其政權合法性作鬥爭，實質上則是金統治者沒有把自己排除於“中華”這個大家庭之外，堅持認為女真族也是其中一分子。既然同為“中華”的一分子，那麼女真族向漢族學習以儒學為核心的漢文化也就成了順理成章之事。更何況，漢文化還要比女真族固有的文化先進很多。金統治者以吸收、借鑑儒學為主要方式的對漢文化的認同，也正是金代儒學書籍出版及興盛的根本原因所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金代儒學書籍出版的興盛的現象，其本質則是金朝統治者對“中華”及以儒學為核心的漢文化的認同。有金一代，大量經史書籍的出版與流通，一方面滿足了金政權設科舉、建學校對圖書典籍的剛性需求。另一方面，經史書籍的大量流通，也加速了儒學文化在金統治區域及周邊進行了廣泛傳播，並在金朝各社會階層中逐步擴散與滲透，逐漸成為推動金代社會漢化的催化劑。“漢文典籍在統治階級中的流通儒化了統治者的思想，促進了女真社會的政治變革，促進了文化藝術的發展，加速了女真人的漢化進程。”而伴隨著漢化進程的推進，尤其是金代社會經濟發展與文教事業的繁榮，更加堅定了金統治者接受、推廣以儒學為核心的漢文化的信念與決心，鞏固了金統治者對“中華”及以漢文化的認同。因而，金代儒家經典與史書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對推進民族融合與文化傳承方面也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注】文章原載於《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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