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文化中，“官本位”的观念一直占据着主要的主导地位，“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为中国古代文人自觉的一种文化选择。但是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独有的人文景观——“隐逸”。隐逸一直是中国士人们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它一直以来都以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的历朝历代绵延不绝，并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和“出仕”共同构成了士族阶层完整的文化品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精神，它对士人的人格理想、价值追求、处世哲学以及审美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隐逸思想源于先秦，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发展于唐宋，最终延续至明清。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不断更迭、社会的动荡变革以及文化背景的转换，这种思想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先秦两汉的士人们一般都是为坚守独立的人格和文化理想而隐于山林丘壑，这被后代的隐士们称之为“小隐”。魏晋之际，一些士人既希望能够避世山林享受心灵自由，又担心因为物质生活匮乏而带来的贫寒窘迫，为了解决这两者的矛盾，于是他们找到了身在朝市而心驰骋于江湖之外的隐逸之途，并将其称之为“大隐”。
到了唐代，白居易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既强调隐逸中个体心性逍遥自由的超越体验，又强调在这种体验中不能放弃闲散官的仕宦职位和颇为丰裕的俸禄收入，于是他提出了“中隐”之说，认为最理想最现实的就是“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的“中隐”生活，他更加关注的是世俗人伦情感与个人的生活情趣。“小隐”虽然能够洁身自好但又太过困窘寂寞；“大隐”能够享受丰厚的物质生活，但难免会用卑躬的形式来坚守价值理想；“中隐”则既可以“去朝廷而不遥”，又可以“与江湖而自远”，这正是在政治夹缝当中安身立命的上上之选。它巧妙的平衡了自古以来封建集权专制与士大夫阶层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折中了贵与贱、喧嚣与冷清、饥寒与富足的对立，将政治上的穷与通、经济上的丰与约、生命中的安与宁都融通在了其中，是人们能够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进退自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
中唐以前隐逸思想简述
到自然山水中去敞开自己的心扉，与自然相融相合，以忘掉自我，是中国隐逸文化所推崇的避世求独乐，消解悲剧意识，为悲为乐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中国人生美学中以避世求独乐的隐士心理的一种生动体现。关于“隐逸”的种种解说与观点早已有之，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说到：“隐，蔽也；逸，兔善逃也。”在这里的“隐”是指隐蔽、隐藏，而“逸”则是指逃亡、逃避，这样看来似乎“隐逸”的意思就是逃跑、藏匿，而这样理解未免太过于简单，不能揭示出它的内在含义。梁漱溟先生就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指出“隐逸”这一美学思想的特点是：“第一，在政治上便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虽再三礼请，亦不出来······这种人不但出现而且历代都很多，在历史传记中占一位置，在社会舆情上有其评价。第二，在经济上，便是淡泊自甘，不务财利，恰与宗教禁欲生活与近代西洋人欲本位之一中间型······第三，在生活态度上，便是爱好自然而亲近自然，······对自然界只晓得欣赏忘机而怠于考验控制，如西哲所说，善于融合于自然之中，而不与自然划分对抗。”①他所指出来的实际上是“隐逸”的外在特征，即政治上的疏离感、经济上的淡泊性和生活上的天人合一。当然，除了这些外在特征之外还有内在的精神内涵：自由性和审美性。古代士人们在政治的束缚和世俗尘世的羁绊中走向自然山林，与鸟兽虫鱼为乐，获得了极大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仅是暂时放下社会责任、抛开官场繁重的公务的肉体自由和时间自由，更是摆脱了政治思想控制的精神自由。隐士们选择以退避的方式到尘世之外去寻找自由，他们借助隐逸这种方式来宣告对自由生命的向往，借着对自由的追求，实现对现实功利性欲望和人生苦难的超越，从而进入无我、忘我的自由审美之境。
早在中华文化之初就有很多关于“隐逸”的传说，在三皇五帝时就出现了巢父、许由这样的避俗之士，不过当时的隐逸思想存在着很大的保守性和利己主义的成分，隐士们大多只求洁身自好，避世是他们最主要的追求。到了先秦，诸子们将隐逸思想进一步发展壮大，拿庄子和孔子来说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庄子向往的是精神的绝对自由，不贪慕名利，不在乎官位，隐逸逍遥是最可取的生活方式，庄子的思想其实是一种超脱，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希望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即不与统治阶级合作，超越种种世俗的价值观念，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庄子的思想得以使后世的隐士们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人格价值、审美情趣和社会理想。孔子的隐逸思想则与庄子不同，他不否定一般的世俗价值标准，不用消除自己的喜怒哀乐，也不必推卸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而是倡导“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孔子的“隐”的实质是道隐，不论是“隐”还是“现”，都是为了实现“道”。在孔子的影响下，士人们在不得志的时候往往都以隐逸的方式来恪守自己的信念，他们在政治清明时汲汲用世以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在政治昏暗时则以隐待时，这对文化乃至政治的运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秦汉时期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孔子和庄子的隐逸思想都在这时候得以融合，并开启了中国隐逸思想的两个脉系：朝隐和林泉之隐。东方朔就是朝隐的代表，他提出的“避世金马门”的隐逸方式，为后世士人在仕与隐、超越于顺从的夹缝中找寻到了一条安身立命之道，尽管这是士大夫在政治高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明哲保身的手段，但是他也用这种卑躬的方式维护了自己理想的内在人格。朝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仕与隐的矛盾，但当封建大一统进一步加强的时候，士人企图在政权中隐居的理想越来越难以实现，于是更多的士人选择了不入仕途，而在林泉之间坚持文化理想。西汉后期，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政局不稳，于是产生了大量的隐士，很多文人拒绝出仕为官，甘愿隐于田园或纵情山水，以求身心的自由自在。“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者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这些人遁入山林便成为了林泉之隐的先导。
魏晋以来，“大隐”思想逐渐向“小隐”转变，魏晋社会环境与政治局势的不安定，使那些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们深感矛盾和痛苦，于是他们借助隐逸，在山林中寻求慰藉。所以林泉之隐的真正兴盛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大量的隐士，中国的隐逸思想也在这时日趋成熟。魏晋隐士们一方面很重视人的感性生命，对现实世俗生活有着执着的追求，他们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放弃对精神价值的追求。阮籍在《咏怀》中屡称“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表露的是一种想要归隐之心。嵇康提倡“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才可以“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也是表现了一种归隐山林，以清高自重的志向。离京的谢朓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中庆幸的写到：“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不得不说，隐逸自得的情趣确实给两晋诗文增添了不少色彩。而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谢灵运和陶渊明将“归隐田园，纵情山水”、避世求独乐的审美情趣发展到了极致。谢灵运隐居山林是为了暂时的安身立命，躬耕南亩的陶渊明选择田园则是非常决断的，他追求的是更高的超越流俗的精神价值，他在弃官时曾言：“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满是挣脱樊笼的快意，于是他最终超脱于滚滚红尘。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
到唐代，开明的政治使统治者对隐士抱有尊重包容的态度，唐朝很多士人都是通过隐逸进入仕途的，比如李白、吴筠等。“京官加别业”为宦模式的盛行为隐逸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尽管隐逸在这时并没有像魏晋时期那样出现高潮，但却成为一种生存手段和精神寄托。盛唐时期王维亦官亦隐，他不愿与邪恶的当权派同流合污，又不愿忍受去官后的贫穷，于是便开始过起“大隐”的生活，成为“游宦隐士”的典型。但到了中唐，国势日渐衰落，朝堂的纷争使士人们感到“大隐”的困难，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富足又使他们难以忍受隐逸山林的寂寞清苦，于是，值此之际，白居易带有世俗化、心性化烙印的“中隐”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白居易“中隐”思想的美学内涵
白居易一生宦途起起落落，青年时代的白居易初入仕途，志在兼济，积极进取，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并在元和七年被任命为左拾遗，这使他的政治热情高涨，写下了很多立志报效国家、兼济天下的诗篇。做谏官的三年里他都正义直言、为民请命，始终保持着积极进取的斗争精神。这一时期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与转折时期，此后便是罢黜的贬谪生涯。贬谪对于一个政治家，对于一个有品格的文人来说是空前的打击和失败，而正是这些打击和失败才使这位诗人更加诗兴大发，于是他在遭受心灵创伤之后，便开始创作带有他“中隐”思想的大量作品。在历史的变迁、个人的际遇以及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在大和三年，他官居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不久，他就创作了著名的《中隐》诗，这首诗基本上代表了他此后的处世心态，也最终确立了他的“中隐”思想：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不难看出，“中隐”是白居易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有意识的主动选择，在他看来“大隐”和“小隐”都是有所欠缺的，“大隐”虽然可以有所作为，也可以享受功名利禄，但是却难免会被案牍所劳形，甚至会有性命之忧；相比之下，“小隐”倒是可以既享受闲情逸致，又能洁身自好，享受精神的自由，但是物质生活却得不到保证，难免陷入寂寥和困顿之中，所以他最终选择了“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的“中隐”。在他的这首诗中中隐生活的优势显而易见：吉安通丰却又不必受案牍劳形之苦，自由闲适却不必忍受隐士的饥寒之苦。关于白居易“中隐”思想的价值一直是人们所不能定论的，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他文人消极思想的体现，也有的学者认为是世俗出世哲学的经典。笔者则认为白居易选择“中隐”，选择做一个知足保和、吟咏性情的普通文人，尽管违背了他的人生理想、远离了政治，但是却让他靠近了个体的人性与自由，并且在纷乱的政治局势中得以全身而退最终保持了最自由的审美理想，这点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白居易早年志在兼济天下，尽管在兼济之志遭到挫折之后他选择回到独善之义，但是早年的审美经验让他能够很好的平衡仕与隐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很好的调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他的“中隐”观使他在寄身官场的同时又为精神的自由与超脱找到了出路，可以这样说，“中隐”不仅仅是一种隐逸思想，更多的是在新形势下形成的生活心态和处世哲学，白居易亲身实践着这种思想，在“中隐”中逍遥闲适的走完了他的晚年，“中隐”使文人士大夫既保持了与政治的联系，同时又不必丧失精神的独立；既能享受隐逸生活，同时又不必担忧衣食窘迫的境遇，这种思想是在对失意现实的逃避和消极的反抗之余，去追寻精神的自由，去探寻生活中的美。是一种不同于“大隐”，亦不同于“小隐”的身心合一的隐，所以他的“中隐”思想除了和所有的隐逸思想一样拥有“自由”这个共同点之外，还包含着更加丰富的内涵：
一、中庸——亦官亦隐的折中
所谓“中隐”，拆开两字来看，就分别是“中”和“隐”，其“中”就是其隐逸的独特之处。“中”字强调了隐逸的程度，不是大隐于朝市，也不是小隐于丘樊，而是在“仕”与“隐”之路难两全的情况下，选择的一条折中的亦官亦隐之路，其实这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儒家的中庸思想。“中隐”，包含了仕隐的取舍、利益的权衡，它既保证了士人们充分享受世俗生活的好处，又避免了世俗的纷争所带来的麻烦，对现实保持了一种很好的不即不离的审美态度。白居易在《郡亭》中说：“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在《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也这样说道：“巢许终身稳，萧曹到老忙。千年落公便，进退处中央。”这些都可以看出“中隐”彰显的是一种中庸的色彩。
对于中隐生活，白居易是极其满意的，因为它可以“好于冷热中间安置身”，它既无国事操劳，也无生活奔波之累，在白居易这里，能够“大隐隐于朝”是他的希望却由不得他个人选择，虽然他羡慕陶渊明那样逍遥自在的隐士生活，但又无法像陶渊明那样承受隐逸生活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匮乏，所以他更趋近于中庸，他已经意识到艺术的创作、自由审美活动的展开都离不开物质基础的支持，诸如饮酒、访友、游园、宴乐等如此惬意与悠闲的诗人生活与陶渊明那种饥寒贫困的隐居生活是大相径庭的。“中隐”可以说是中国士大夫文人意识到自我与政治之间的不可对抗性而选择的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隐逸思想的世俗化之路，白居易正是用世俗的方式找到了一条精神与艺术自由发展的道路。
二、知足保和——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无奈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在大和三年提出的，也就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政治热情遭到冷遇之后，他逐渐将视线转移到了个人生活与生命个体的观照层面上。陈寅恪先生认为白居易“中隐”思想概括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知足”，这种“知足”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在白居易的早年，他就已经品尝到生活的艰辛，物质的匮乏带来的窘迫，他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认识是很深刻的，而基于这种认识的“中隐”之路的选择，也代表着像他这样出身寒门的士人们的普遍的心声，所以后世的很多文人士大夫纷纷效仿这种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知足保和”就是他“中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知足保和”一词也是出自他的《与元九书》：“又或退公，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知足”是从老子学说里的“知足不辱”而来，“保和”则是要保持心志的安宁，身体的安适。白居易正是通过“安心”、“知足”的佛道思想来调节自己的心理，超越痛苦寻找内心的宁静。“知足保和”的思想内涵使白居易整个人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由前期的积极上进、兼济天下变成了后期的消极退避、独善其身。在他早期的诗歌中，他总是抒写社会、关注民生疾苦，但是到了后期他在诗歌中却更倾向于对个人生活的描述，他情感的抒发大多是结合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人生感悟，带着浓厚的个人化情绪。
“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白居易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外顺内脱的心理超越机制来调试了他在宦途中这么多年以来的内心挫败感，形成了自己进退自如的心理应对方式，其实这也是在理想破灭之后，处于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诗人所选择的慰藉自己的方法。在这种闲适的、知足保和的中隐生活背后，深藏的是他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中隐” 的生活使他的政治热情慢慢冷却，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位吟玩性情的文人，也成就了他的很多具有代表性的诗作。他以“知足保和”为内涵的“中隐”，是对屈原以来中国文人执着精神的消解，这种思想既除去了政治斗争中的劳心之苦，同时避免了退山林的劳力之苦，成为了日后宋代文人生活的榜样。
三、逍遥闲适——个体生命的关怀
“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潇洒可终身”（《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说的那样，他在晚年选择的是抽身退步，因为这时候的白居易已经看破了世间的名与利、宠与辱，所以他逃离政治，摆脱忧患，优游卒岁，过着逍遥闲适的生活，来寻求精神上的自由与宁静。他活在名利之外，于是更加注重生活的乐趣以及精神的追求。他的“中隐”思想更多的体现出的是文人士大夫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审美理想。他由改造外在的世界而转向对个体生命以及生存状态的关怀，回归人的主体性，同时超越贬谪带来的痛苦从而达到精神的自由与旷达，他的创作领域也拓展到了个体的内心体验，精神的自由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很多新鲜的艺术灵感与写作题材。
《旧唐书·白居易传》当中记载其：“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可见白居易是用“逍遥闲适”的心态去实现他的“中隐”，他自己也在《郡内闲居》中说：“栖息绝尘侣，孱钝得自怡。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他寻求的是性达神欢的闲适，这种逍遥闲适的生活也让后来的许多文人所倾慕。他的这种逍遥思想来自于老庄思想，就是道教所张扬的个体的身心自由，同时也是受到陶渊明的影响，在当时中唐的政治环境之下，他虽然极其向往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但是因为考虑到现实生活的种种因素，他最终并没有完全的放下官职，而是选择了在闲官这个角色上的“逍遥闲适”的中隐生活。这种生活使他的重心从政治向个体生命转移，尽管这是被现实逼迫的无奈之举，但是在客观上却促使了诗人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怀，挣脱了政治枷锁，开始了自由的文学创作。
“中隐”思想使白居易将行迹留在官场的同时，又为心灵的自由与超脱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他的“中隐”思想并不单单是一种隐逸思想，其实也是他在新形势下形成的生活美学，它使文人士大夫既不用从官场之上全身而退，斩断与政治的联系，同时也不需要忍受饥寒交迫之苦，而是在对黑暗的社会现实逃避和消极的反抗之余，去追寻人格的独立并寻找生活中的美，这是他的“中隐”思想的独特之处，也是其实质和生命力之所在。他构建中隐思想的目的，也是为个体生命寻找到解决生存困境的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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