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帕斯卡尔
撰文|王幼军
（一）
十七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堪称为一位才华横溢的旷世奇才，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其足迹遍布于数学、科学、哲学、宗教、文学等众多领域，他的思想历经三百多年的检验，其超前性和巨大的启发价值愈来愈吸引着今天正处于文化范式转变中的人们。
然而，对于帕斯卡尔的关注和研究愈多，其身份和思想之间的交错复杂性就愈加突显了令现代人困惑和难以界定的模糊性，在他身上体现出多重看似不甚相容的气质，比如，他既是一位理性的数学家，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还是一位有着神秘主义色彩的怀疑论者，等等，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在其一生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体验，以及为基督宗教的辩护之作《思想录》中得到了充分显现和完美综合。
《思想录》第一次由帕斯卡尔的家人于1670年发表，此时距离帕斯卡尔去世已八年之久，尽管据现有的研究表明，早在1657年帕斯卡尔已着手写作此书，主要是以零散片段化的方式记录其思想感悟的点滴，但他并未将这些文字片段进行组织整理，帕斯卡尔是有意为之，他说
“我要在这里漫无顺序地写下我的思想，但也许并非是一种毫无计划的混乱不堪：这才是真正的顺序所在，它将永远以无顺序的本身表明我的对象。”[①]（B373）
这种“无顺序”的写作风格为后人理解他的思想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他遗留下的文字材料以多种方式被后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进行选取、组合和排列，产生了多个版本迥异的《思想录》，由此也就创造出了思想色彩斑驳陆离的帕斯卡尔。
三百多年来，人们借助于《思想录》去解读深奥和复杂的帕斯卡尔，每一位读者或研究者都从中寻觅到了自己所要的东西。但是，历经了那么多不同视角的审视和折射，就难免会引起对于帕斯卡尔思想理解的变形和误解，例如E.T.贝尔关于其数学与信仰之关系的“冲突说”等，这些解释往往忽视了帕斯卡尔成长的智识背景和其思想演变的过程。
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尝试着考察其成长的智识环境，尤其关注他的数学活动轨迹和其宗教信仰演化轨迹之交互影响的几个节点，再借助于对《思想录》中有关话语的解读，来阐释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数学家、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还有些神秘主义气质的怀疑论者等多种特质于一身的帕斯卡尔是如何驾驭于数学和信仰、理性和宗教之间的。
帕斯卡尔自画像(Blaise Pascal，1623—1662)
（二）
帕斯卡尔出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传统的天主教之家，他三岁丧母，与姐姐吉尔贝特和妹妹雅克琳一起由父亲艾蒂安.帕斯卡尔在家培养长大。艾蒂安是一位业余数学家，他认为帕斯卡尔在进入数学领域之前应该打下牢固的古典语言基础，又考虑到帕斯卡尔的体弱多病，所以他不允许小帕斯卡尔在15岁之前接触数学，于是，艾蒂安把家中所有的数学书籍都藏了起来，不允许在家讨论任何数学问题。
这种严格的禁令反而激起了这个男孩对于数学不可遏止的强烈好奇心，他开始秘密地画圆、三角形、矩形，思考线段的比率和角度之间的关系。他自己创设定义、公理，12岁时就独立地推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的第32个命题，即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当艾蒂安发现这个事实时，从对这个逆反少年的恼怒很快转化为对其数学天赋的惊讶和欣赏，从此，艾蒂安撤消了数学禁令，甚至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给帕斯卡尔去读。不久之后，他还带着帕斯卡尔移居到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加入了每周一次的以梅森神父（Marin Mersenne，1588–1648）为核心的巴黎数学家和科学家的聚会团体，以便使帕斯卡尔的数学天赋得以充分的开发和滋养。
帕斯卡尔生活的十七世纪在数学史上被称为一个“数学世纪”，数学不仅在自身的发展以及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应用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而且其思想方法也开始深入到人类智识的所有领域。
17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个被称为“梅森数学家沙龙”的学者共同体就是这个时代特色的一个体现，它是由梅森神父发起和操办的每周一次的聚会，先后参加的人员有罗伯瓦尔、德扎格、卡尔卡维、霍布斯、伽桑狄、笛卡尔等人，这些名噪一时的学者或是当时数学的某一新领域的开创者，或是对数学推崇有加且极力倡导将数学理性精神推广至人学领域的思想家。
彼得. 迪尔（Peter Dear）的研究表明，当时知识分子们对于数学追求的深层动力来自于对上帝乃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数学家以及对数学至高至美的神圣性和确定性的信仰。
帕斯卡尔在巴黎与这些数学素养极高的学者们交往多年，其数学观的形成也得益于长久浸淫的这种数学氛围，“数学研究是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这种认识奠定了帕斯卡尔数学生涯和精神生活的基础。
纵观其一生，帕斯卡尔的数学思想始终与他的宗教追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对于数学知识的追求、数学思想方法的思考、数学与信仰中超越和救赎的关系等问题坚持不懈的探寻和思考上。
帕斯卡尔的数学家生涯和数学思想与其信仰之关系很难用一个简单线性的图式来刻画。他早年曾向往成为一个“阿基米德式”的伟大数学家，梅森等人对于这位才华横溢的少年也给予厚望，帕斯卡尔的确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1639年16岁的他就完成了令笛卡尔倍感惊讶的论文《圆锥曲线论》。在数学观方面，他完全接受了梅森神父的思想，坚信数学的神圣性和确定性，认为几何学为严格的推理论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方法，只有数学这门科学才拥有证明的真规则，才配作为人类所有领域中推理的样板，同样在宗教信仰上对数学的掌握和研究也有助于信仰的成熟。
1640年，当他与家人离开巴黎时，他就是带着他在巴黎学习和感悟到的数学使命，热切地将巴黎数学家团体中所倡导的数学的宗教使命付诸于具体的行动——通过研究数学的简单性、丰富性和不可思议的有效性，向世人揭示上帝的至高至美。在接下来的几年，帕斯卡尔进入了他的数学和科学的高产时期，他发明了算术计算机，他尤其沉浸于发现数学量化规律的一些物理实验，重复托利拆里的实验，进行关于流体静力学和演示真空存在的实验等。然而，帕斯卡尔早期所坚持的理性的宗教数学观却随着他与詹森主义者的交往而悄然发生了变化。
（三）
1640年，帕斯卡尔举家迁往巴黎北部的城市鲁昂后遇到了已皈依詹森主义教派的德尚兄弟（Deschamps）。詹森主义是十七世纪在天主教内部兴起的一场神学运动，其发起者康内留斯·奥图·詹森（Cornelius Otto Jansen）深受奥古斯丁思想的影响并致力于恢复奥古斯丁主义，詹森及其追随者完全接受了奥古斯丁关于罪和恩典的教义，强调人性的彻底堕落，强调神的恩典对救赎的必要性以及神圣的预定。詹森主义者认为耶稣会过于强调人的理性，耶稣会士借由自由意志而夸大人的自主性，以至于使耶稣救赎的工作成了廉价的恩典，因此这个教派更加强调常识、习惯和生活方式对于人的信仰的重要性。
在这种教义的指导下，詹森主义者倡导教徒过极度虔诚的生活，他们关心照顾病人和穷人，进行非常严格的宗教仪式活动，例如举行圣礼、祈祷和忏悔等。1646年，时年23岁的帕斯卡尔首次通过德尚兄弟直接接触这个教派，那时詹森主义在天主教世界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了。德尚兄弟虔诚地遵循着詹森派教徒的生活方式，他们一生致力于关心照料病人。那一年他们和帕斯卡尔一家相遇的契机是帕斯卡尔的父亲艾蒂安由于跌倒而导致大腿骨受伤，善于正骨术兄弟俩就来到帕斯卡尔家中照料艾蒂安三个月直到康复。
在此期间，帕斯卡尔跟随他们系统地研习了詹森教派的教义，他开始确信这个有些激进的基督教派比流于形式的传统天主教更有价值，由此激起了他对信仰的空前热情，尤其触动他的是这个教派强调常识、习惯和生活方式对于信仰的重要性，他把这次经历称为是自己的“第一次皈依”。从此他参与教堂生活的频数显著增加，但此时他对于基督教的热情还没有达到后来那种心醉神迷的程度。
帕斯卡尔于1647年7月一场大病之后，医生建议他避免一些高度消耗脑力的活动，建议他过一种放松和欢愉的生活。帕斯卡尔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过着他姐姐吉尔贝特所称的“世俗阶段”的生活方式。
在此期间，他花了很多时间与一些贵族绅士交往，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狩猎、交际和娱乐等，赌博也是他们热衷的活动之一，帕斯卡尔参与了这些活动，但他没有完全放弃数学的思考，许多重要的数学和科学成果就出自于这一时期。
例如，1654年，受他的世俗朋友德.梅勒爵士向他提出的两个赌博问题的激发，他与费马（Pierre de Fermat）通信发展和奠定了概率论的基础，完成了著名的“论算术三角形”、“论液体的平衡”、“论空气的重力”等论文，尽管这些工作也被看作是认识和荣耀上帝的神圣工作，这是基于他早年形成的对基督教信仰的理性理解的惯性驱动所使然，但他并未从这种世俗生活和理性活动中得到安心和精神上的慰藉，他多次记录下他的纠结，在一个题为《罪人的皈依》的小册子（1654年10月）中他写到：
“开始认识神并希望回归于神的怀抱是一回事，而把这些愿望付诸于实施但灵魂仍然茫然不知所行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对皈依的渴望是真诚的，罪人就必须像一位迷路的旅行者那样，必须求助于那些具有精确的行路知识的人，那人才能够安全地引导他到被忽视良久的上帝那里。”
尽管帕斯卡尔的宗教使命感并未使他沉溺于这种世俗生活中而不能自拔，但是其宗教信仰的真正升华还要有待于他一直思索的“敏感性精神”对于他的刺激和触动，帕斯卡尔的确像一位迷途的旅行者那样，继续从詹森主义者那里寻求精神的忠告和指导，特别是从已进入了詹森教派修道院的妹妹雅克琳那里。
彻底摆脱这种在世俗世界与信仰世界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还需要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上帝对他的直接感召，1654年11月这个契机终于到来。11月23日，帕斯卡尔经过了一次神秘的体验，这次体验以“火之夜”而著称，他将这些体验感受记录下来，然后整理和转录到羊皮纸上，他秘密地把羊皮纸缝到上衣的衬里中，直到死后才被人发现。这些话读起来就像一个日记条目，给出了明确的日期和时间，其中他写道：
1654年11月23日，晚上十时半至十二时半，如火挑旺！
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
确凿，心之欢愉，平安！
耶稣基督的上帝，是我的上帝也是你的上帝！
……
忘记了世界、忘记了一切、只有上帝！
只能籍着福音书的启示才能寻求到他！
人类灵魂的伟大！
“公义的父啊，世界不认识你，但我已认识你。”
喜乐，喜乐，含泪的喜乐……
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断断续续、饱含激情的文字使他的朋友们回忆起来，可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事故促成了帕斯卡尔“夜之火”的产生。正是在11月23日这一天，他们和帕斯卡尔同乘坐一辆马车驶近巴黎，当马车穿越塞纳河上的一座桥时，马受惊冲向桥边，幸运的是马车被栏杆挡住，千钧一发之际，缰绳断裂，马坠入河中，而马车和乘客都留在桥上安然无恙。
这是一个关于濒死体验的精彩故事，有人认为它可能与精神幻觉相关，但对于有着神秘主义气质的帕斯卡尔而言，这个事件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给予帕斯卡尔的内心震撼是巨大的，他认为这是神对他的直接启示和感召，这种感受是他的数学思考和其他科学活动从未给予他的，信仰的保证和确定性正是来自于这种内心的体验，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他感叹道:
“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非理智：上帝是人心可感受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B278）
他还说:
“理智行动得非常迟缓，它有那么多的看法，根据那么多的原则，而这些又必须经常呈现；只要它的全部原则并没有都呈现，它就随时都会昏然沉睡或者是走入歧途。感情却并不如此行动；它是立即就行动的。因此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信仰置于感情之中；否则的话，它就永远会摇摆不定。”(B252)
这些结论不仅得自于理智上的深思熟虑，而且也从其亲身经历的神秘体验中得到了见证，这次对于信仰的强烈感受被称为是帕斯卡尔的“第二次皈依”。从此他全心倾注于宗教的活动和沉思，尤其将心思花在为基督教进行辩护以及与耶稣会的神学论战上。
当然他并没有完全脱离数学，但开始从一种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数学，尤其将具体的数学研究活动转化为对数学的思想、方法和价值等方面的思考，除了一次因牙痛而引起的神秘的短暂例外——研究摆线的性质，此时他更多的是对于数学知识的价值和本质的反思。反映在《思想录》中，他多次反复谈到几何学方法的局限性，他写道：
“坦白跟你讲，在我看来，几何是最高的精神操练，但我也看到，它是如此无用，我几乎没有看出一个纯粹的几何学家和一位熟练的工匠之间的任何区别。”
他也深刻地意识到数学方法应用于超出几何学之外的领域时会表现出令人难以把握的复杂性，几何方法虽然是测试人的理智力量的一个好方法，但并非如笛卡尔等人所认为的“万能”方法。在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可以找到很多对于数学局限性反思的语句，例如，
“我曾经长时期从事抽象科学的研究，而在这方面所能沟通交流的人数之少使我失望。当我开始研究人的时候，我就看出这些抽象科学是不适宜于人的。”(B144)
《思想录》第2版，1670年
当然，在帕斯卡尔的宗教思想中，他并未完全将理智排除在外，而是为理智保留了一席之地，但理智并不能拥有绝对的特权，理智和内心都有其存在的地位和价值。
“这就是上帝曾通过内心的感受而赋给他们以宗教的那些人之所以是十分幸运而又是十分当然地要信从的原因了。然而对那些不曾获得它的人，我们就只能通过推理给〔他们〕以宗教，同时等待着上帝通过内心的感受来给他们以宗教；否则信仰就只能是人间的，并且对得救毫无裨益。”(B282)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关于“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的段落给出了更加清晰的综合论述，他说，几何精神是演绎的方式，是一种先验的、数学的推理，然而敏感性精神不仅仅承载着归纳的经验方式，是一种后验推理，而且也包括了人类情感和直觉洞察的精妙之处。这两种精神或方法都有其特殊的有效性——他那句著名的话：
“人心有其理智，那是理智所根本不认识的”(B277)
不应该被解释为一个反智倾向的表达，或者表示情感和内心体验在某些方面优于理智，对帕斯卡尔而言，通往认识真理的两条道路都不可或缺：一条是理性的，这种知识是证明性的并且置于心智（mind）之中，几何学中的演绎证明部分的知识即使如此；另外一条是通过内心（heart），这种知识是直觉的和直接的，例如关于第一原理的知识等。由这两种途径所获得的知识都同样有效和确定，它们非但不互相排斥而且互相补充。
（四）
帕斯卡尔对于数学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核心论点在其著名的赌注论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编号为233的片段是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细致论述并扩展为长篇论证的段落之一，这个段落被后人称为“帕斯卡尔赌注”。
实际上，帕斯卡尔并不认为他的赌注是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数学论证，他只是要说明某种理性决定的合理性，这种决定有助于推动怀疑者走向信仰之路。但是在通往信仰的路上还有很多障碍，这些障碍常见于我们的情感、态度、激情、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之中，所以，扫清信仰之路上的障碍还有赖于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栽培和滋养，信仰不能脱离实践。
对于帕斯卡尔而言，基督教信仰的实践不仅仅是一张禁做事项的目录，而更是一个必做事项的目录，赌注的合理性尽管由数学论证的逻辑所保证，但它其实更是关于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决定，例如，参加敬拜、关怀、牧养、教导等活动，以及与那些邀你去教堂的人交往，从他们那里发现“你向往遵从的道路。”
所以，数学论证是帕斯卡尔赌注的第一步，接下来，它更是一种道德的、伦理的和社会的决策，是从那些已经下注之人那里学习的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践中，内心才能得到真正的信仰。
或许在理性上已经理清了通往信仰的入门障碍，在帕斯卡尔一生的最后几年，他身体力行地去践行他的思想。他花了很长时间住在罗亚尔港的香蒲，这是詹森主义运动时期约有二十五人居住的一个修道院，牧师和他们同住，作他们的精神指导，这个团体过着典型的修道士生活——礼拜仪式、私人祷告、研究圣经和教义、从事体力劳动，等等。
帕斯卡尔常常与这个团体的灵修导师谈话，其《思想录》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此期间写出的。帕斯卡尔还为慈善事业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当他从罗亚尔港回到巴黎居住时，他拜访和帮助巴黎贫民区的穷人和病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尽管身体已极度虚弱，但他仍然邀请一个无家可归的家庭住到他的巴黎家中，最后他修改了自己的遗嘱，死后将房子遗留给这个贫穷的家庭。也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意识到只有富人才能自由地在巴黎旅行，他想出一个让穷人也能够旅行的计划——他和一些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马车经营公司，这是巴黎的第一个公交系统，人只需用非常便宜的费用就可以沿设定的路线穿越城市，帕斯卡尔在公司所得到的所有利润都进入指定的慈善机构。可以说直到生命最后他还在服务于穷人。
总而言之，帕斯卡尔最终对于数学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理解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于作为数学家的帕斯卡尔，他深谙宗基督教信仰中理性的价值，这种认识奠定了其数学生涯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对于作为有些神秘主义气质的帕斯卡尔，他也深知理性在信仰中的局限性，信仰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推论的定理，信仰也是内心的感召和神的恩赐；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信仰绝不能就此止步，对于作为基督信徒的帕斯卡尔，基督教信仰更是一种美好的人生和生活习惯，信仰、道德和实践都是一个人生整体的组成部分。帕斯卡尔的人生历程是人之多面性的一个完美的综合典范，正如他在《思想录》中所说：
“我们必须懂得在必要的地方怀疑，在必要的地方确定，在必要的地方顺从。不这样做的人，就不理解理智的力量。有些人是反对这三项原则的；或则由于未能认识证明而肯定一切都是可证明的，或则由于不懂得在什么地方必须顺从而怀疑一切，或则由于不懂得在什么地方必须下判断而对一切都顺从。”（B268）
[①]本文中参考的《思想录》版本为BlaisePascal, Pensées, Léon Brunschvicg ed. Libraire Hachette, 1912。中译本为何兆武翻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
（作者王幼军，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学哲学、数学史，原文载于《基督教学术》第十六辑，本文为删改版，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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