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國土防空作戰回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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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誕生前後，敵我空軍實力的巨大差距，致使剛剛解放的大陸地區國土防空壓力極其之大，大到已無法承受，焦點則集中在擁有550萬人口的遠東第一大城市上海。
1949年下半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摧朽拉枯趕到臺灣的國民黨軍隊已經支離破碎，惶惶不可終日，但其海、空軍（仍有戰機300餘架）基本實力尚存，相對一窮二白的解放軍海、空軍而言仍具有巨大的優勢，大陸東南、華南沿海的舟山群島、大陳島、海南島等島嶼也依然在國民黨軍隊手中，國民黨空軍不斷派出軍機肆意空襲大陸各城市。而解放軍手中滿打滿算也就幾十架繳獲或起義的老舊戰鬥機可用，合格飛行員更加奇缺，用於國土防空截擊作戰實在是杯水車薪，加上空警雷達寥寥無幾，中國大陸的空中“國防線”幾乎四處洞門大開。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可從6月4日到翌年5月11日，國民黨空軍對上海累計轟炸掃射達71次，投彈593枚，炸死炸傷上海市民4500人。國民黨空軍高層還曾預謀，在1949年10月1日對北京參加開國大典的我軍民實施轟炸，對此，北京開國大典刻意在下午3時開始（使缺乏夜航能力的空襲敵機無法返航），為隨時迎敵，解放軍參加空中閱兵式的9架美製P-51“野馬”式戰鬥機，不得已違反閱兵式的規定而帶實彈飛行。更嚴重的情況發生在1950年2月6日，17架國民黨軍機對上海楊樹浦發電廠，滬南、閘北水廠等目標猛烈轟炸，炸死市民542人、致傷836人，1180間房屋被毀，造成上海市區大面積、長時間停電停水，大量工廠、商鋪等企業停工停業，史稱“二·六大轟炸”。之後的2月21日，敵機再次針對上海水、電廠等重要目標實施空襲，使上海的形勢進一步惡化，一時人心惶惶，社會動盪不安。
1950年2月7日，表情嚴肅的陳毅勘察被炸的發電廠，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則急電向在莫斯科的毛澤東彙報。
此時，新中國解放軍空軍僅有的殲擊機主要部署在京津地區，北京畢竟是國家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天津則是北方輕工業中心和交通樞紐。解放軍投入上海市防空作戰的只有剛組建的高射炮兵部隊，空警雷達也只有兩臺可用，我軍高射炮、高射機槍雖奮力擊落多架敵機，但上海的制空權畢竟不在我軍手中。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工業中心、金融中心，這樣重要的城市如不能保證空防安全，何談人心穩定和社會主義建設？所以，解放軍華東軍區司令員、上海市市長陳毅才說：我們解放了上海，但只解放了領土，還未解放領空。
1950年2月14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之前正在蘇聯莫斯科談判的毛澤東主席獲知上海電廠被炸，十分焦急，緊急約見斯大林，請求蘇軍能夠協助上海市防空作戰，斯大林有條件應允。也就在中蘇簽約的當天，蘇聯國防委員會下達成立上海防空集團軍的命令，由蘇聯國土防空軍莫斯科防空區參謀長巴季茨基中將任司令員。1950年2月17日，巴季茨基率先頭指揮人員到達北京，19日到達上海，蘇軍防空指揮部設在上海虹橋路。1950年2月底至3月初，3500人的蘇軍混成防空集團軍陸續秘密進駐上海、徐州等地，其編成為：第106混成航空兵師，師長亞庫申上校；第52高射炮兵師，師長斯皮裡多諾夫上校；第1近衛對空搜索（探照燈）團，團長李森科上校；第64獨立空警雷達與通信技術營，營長米哈伊洛夫少校。蘇軍的這支援華部隊，是經過二戰洗禮的英雄部隊，榮立戰功者甚多，其中包括大名鼎鼎三次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闊日杜布（蘇軍飛行員中獲此殊榮僅兩人）。
伊萬·尼基托維奇·闊日杜布（1920—1991年），在蘇聯可謂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蘇軍殲擊機頭號王牌飛行員，二戰中共擊落德軍戰機62架（另還誤擊落2架美軍P-51戰鬥機，未計算在戰績內），也是二戰同盟國空軍戰鬥機王牌飛行員的首位。雖說闊日杜布比德軍戰鬥機頭號王牌哈特曼擊落352架戰機要少不少，但闊日杜布1943年3月才參戰，戰鬥飛行120次，平均出戰不到2次就擊落一架敵機，闊日杜布的戰機只有一次受傷迫降；哈特曼是1942年10月參戰，戰鬥飛行825次，平均出戰2.3次擊落一架敵機，其座駕14次被擊落或受傷迫降。哈特曼擊落的主要是蘇軍戰機，從戰機性能到飛行員水平成色都不算太高；闊日杜布擊落的德軍戰機中則包括先進的Fw-190戰鬥機22架、噴氣式Me-262戰鬥機1架（蘇軍擊落噴氣式戰鬥機第一人），德軍戰鬥機飛行員的整體水平也是要比蘇軍高一截。如此比較，哈特曼作戰頻率、效率更高，闊日杜布作戰技巧、交換比更強，基本平分秋色，都是二戰世界最頂級的戰鬥機飛行員。二戰之後，闊日杜布除了支援上海空防作戰外，還曾率領第324殲擊航空兵師進駐中國東北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一年之內該師擊落美軍戰機239架。朝鮮戰爭後，闊日杜布先後擔任莫斯科軍區空軍第一副司令員、蘇聯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等職，1985年晉升蘇聯元帥。
帕維爾·費多羅維奇·巴季茨基（1910—1984年）也絕非等閒之輩，騎兵出身，驍勇善戰。抗日戰爭初期曾擔任蘇聯援華軍事顧問團參謀長，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衛國戰爭時期擔任陸軍第254步兵師師長，第73軍、50軍、128軍軍長，率部打過一系列的惡仗、硬仗（如白俄羅斯戰役、柏林戰役、布拉格戰役等等），是戰功卓著的猛將。二戰之後，巴季茨基調入新成立的國土防空軍，1950年9月巴季茨基援華回國，先後出任蘇聯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莫斯科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國土防空軍莫斯科防空區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兼國土防空軍總司令等職，1965年獲“蘇聯英雄”稱號，1968年晉升蘇聯元帥。
這支外援蘇軍部隊的主力無疑是第106航空兵師，這是一個擁有126架飛機的混成師，其下轄：第29近衛殲擊航空兵團，團長帕什科維奇中校，裝備米格-15型殲擊機40架，部署在上海虹橋、大場機場；第351殲擊航空兵團，團長馬卡羅夫上校，裝備拉-11型殲擊機40架、拉-9型殲擊機1架，主要部署在上海江灣、龍華機場，少量（14架）部署在徐州機場；第829強擊轟炸航空兵團，團長謝苗諾夫上校，裝備伊爾-10型強擊機25架、圖-2型轟炸機10架，部署在徐州機場；師屬航空運輸大隊，大隊長切巴列夫少校，裝備裡-2型運輸機10架，部署在徐州機場、上海虹橋機場。蘇軍第29近衛殲擊機團是精銳之旅，有五分之四的飛行員參加過二戰，產生8名“蘇聯英雄”，在蘇軍中率先裝備米格-15型噴氣式殲擊機，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戰機。這個團之前承擔莫斯科的防空任務，此次赴上海，就成為蘇軍最早投入實戰的米格-15型殲擊機部隊。
蘇軍第106航空兵師的任務是承擔長江南岸至杭州灣北岸、以上海虹橋機場為中心半徑150公里內的空防安全（向東止於海岸線），同時阻止國民黨海軍艦艇由長江口上溯襲擊上海、南通、南京等城市。這一防空區域被劃為禁飛區，以防止誤擊解放軍軍機或民航飛機（之後還確實發生了蘇軍誤擊解放軍圖-2轟炸機事件）。
蘇軍雷達技術營的到來彌補了上海防空預警上的漏洞，其裝備波3A、波3K雷達共16部，分散配置在上海周邊地區，遠至蘇州也設立了雷達站。蘇軍高射炮兵部隊與探照燈部隊組合搭配，重點部署在電廠、水廠、碼頭、機場、工業區等重要防空點目標附近。
解放軍華東軍區和上海市政府為保障蘇軍防空集團做了大量工作，動員了22.3萬民工提前修建、擴建機場和修築防空機庫；上海警備司令部派出4個步兵團1萬多人，投入對蘇軍各部隊駐紮地的警衛工作。1950年3月14日、20日，聞到些味的國民黨空軍對上海幾處機場狂轟濫炸，剛到達上海的蘇軍戰機還未做好作戰準備，幸好飛機全部藏入上海軍民剛建好的機庫中而安然無恙。從1950年3月至6月，國民黨留守潛伏特務將工作重點轉向上海各機場和防空點，實施刺探情報、暗殺、爆炸等破壞活動，上海警備司令部和上海公安局在這些地方破獲國民黨特務案件338起，抓獲特務848名，從而有效保衛了重要防空目標和蘇軍駐地的地面安全。
在中國軍民的大力配合和支援下，這支精銳的蘇軍防空集群在上海地區快速形成戰鬥力，其不論是裝備性能還是作戰經驗，甩掉國民黨空軍三條馬路，與這樣的對手交戰，蘇軍根本無須闊日杜布等超級王牌出手。以後的事實也證明，蘇軍入駐上海的意義，不在於要擊落多少敵機，而是迅速奪回制空權，對國民黨空軍形成巨大的威懾，還上海天空一片安寧。
蘇軍在上海機場的米格-15型殲擊機，可見蘇軍官兵身著解放軍50式軍裝。
蘇軍第29殲擊機團的戰機是從蘇聯國內由鐵路列車載運而來，第351團、第829團（臨時組建）的戰機由遼東半島轉場而來，徐州處於遼東半島與上海之間，又有津浦鐵路、隴海鐵路交匯，較為隱蔽和安全，徐州機場就成為除上海之外蘇軍另一重要基地。蘇軍在徐州機場進行飛機卸載、組裝、試飛、訓練等準備工作，又將其作為轟炸機控制長江的要點機場，因此，徐州機場比上海機場更早一些在3月7日就形成了戰鬥力，臺灣方面聽到一些風聲，便派出飛機進行偵察。
1950年3月13日上午10時許，在徐州機場以南15公里處，蘇軍發現國民黨空軍RB-25偵察機1架，欲打探徐州機場的虛實，西多羅夫上尉駕拉-11型殲擊機向RB-25偵察機發起攻擊，敵機中彈後向大海方向逃竄，飛出50公里後墜毀，機組成員全部死亡，這是蘇軍防空集群的首戰和首個戰績。國民黨空軍還不死心，第二天又派出1架RB-25偵察機來徐州機場偵察，結果又被蘇軍拉-11殲擊機擊落，敵機在徐州市郊東大湖附近迫降，機上1名機槍手死亡，其餘孫希文分隊長、方振中、劉鴻業、範士奇、許肅常、郭子振等6人被俘。蘇軍小試牛刀，已讓國民黨空軍刀刀見血。
3月23日，國民黨空軍一架P-51戰鬥機空襲上海，蘇軍第351殲擊機團拉-11殲擊機迅速起飛，P-51與拉-11本是同代機，但蘇軍飛行員明顯技高一籌，快速將敵P-51戰鬥機擊落，蘇軍上海防空作戰首戰告捷。
4月2日上午，國民黨空軍第4大隊派出兩架P-51型戰鬥機對上海市區空防情況進行偵察，蘇軍古諾夫大尉與與雷法爾上尉駕拉-11型殲擊機立即起飛迎戰，在敵機還沒發現前就發起攻擊，蘇軍殲擊機很快佔據上風，敵長機中隊李長泰少校的座駕被蘇軍殲擊機擊中起火，墜毀於浙東嘉興四明山區，李長泰死亡。敵僚機也被擊中墜落於杭州灣中，飛行員王寶翔上尉跳傘，被國民黨海軍“太昭”號護航驅逐艦救起。
4月28日，國民黨空軍2架P-38戰鬥機進入上海地區，蘇軍第29團副團長科列尼科夫率米格-15殲擊機升空迎敵，敵P-38戰鬥機掉頭逃跑，蘇軍殲擊機緊追不捨，敵長機還沒投彈被擊落於長江口橫沙，敵僚機也被擊傷起火，勉強飛回舟山群島岱山機場附近，最終還是墜毀在海邊。這是蘇軍米格-15殲擊機取得的首次戰績，國民黨空軍此時才徹底搞清楚我方有米格-15噴氣式殲擊機參戰，遂準備實施報復性轟炸。
5月11日夜9時許，國民黨空軍2架4引擎B-24重型轟炸機飛臨上海，打算趁黑夜轟炸上海機場，將米格-15殲擊機摧毀於地面。蘇軍第29殲擊機團中隊長申卡連科率4架米格-15殲擊機出擊，在空中蘇軍殲擊機與地面探照燈部隊密切配合，將敵一架B-24轟炸機打成一團巨大的火球，墜毀在浦東塘橋，機上大隊長李肇華中校等9人全部死亡，另一架B-24轟炸機見勢不妙，將炸彈都丟在長江口後倉皇逃竄。
上海市民在浦東塘橋參觀被擊落的國民黨空軍B-24重型轟炸機的殘骸
5月11日的空戰，迫使自信心頻頻喪失的國民黨空軍對空襲上海按下暫停鍵。其實在這段時間的上海地區上空，國民黨軍機與蘇軍戰機還打過多次照面，算是這些蔣軍飛行員識時務加機靈，發現情況不妙就加速向大海方向逃竄，而蘇軍飛行員受戰場紀律約束不能全力追擊，否則還不知要有多少蔣軍飛行員要被鯊魚咬？這主要因為蘇軍援華防空並未公開，如蘇軍戰機在海上被擊落飛行員被俘，那樣中蘇兩國在國際上會十分被動。
蘇軍在入駐上海地區（含徐州）兩個多月的防空作戰中，蘇軍戰鬥飛行230架次，取得六戰六捷8：0完勝戰績，沒有一顆炸彈落入保護目標，蘇軍共擊落國民黨空軍RB-25偵察機2架、B-24轟炸機1架、P-51戰鬥機3架、P-38戰鬥機2架。國民黨空軍的囂張氣焰被一通俄式重拳打壓下去，此後不再敢對上海輕舉妄動。加之我三野部隊1950年5月19日解放舟山群島，國民黨空軍失去轟炸上海的前進基地，上海地區的空防形勢實現逆轉。1950年5月底，在上海召開的防空作戰勝利總結大會上，陳毅宣佈上海的領空徹底解放，上海防空保衛戰取得決定性勝利，從6月1日起上海防空戒嚴令解除，這為上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國民經濟恢復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
趁著上海天空難得的太平，1950年6月至10月，蘇軍飛行部隊將主要精力用於對解放軍飛行員、機械師和地勤人員進行培訓，蘇軍雷達、探照燈等部隊也開展對解放軍同行的傳幫帶。這項任務意義同樣重大，蘇軍官兵幾乎一對一加手把手教授，使新生的解放軍空軍迅速形成體系集團戰鬥力，而蘇軍的震懾力又為解放軍空軍飛行作戰部隊的成長贏得寶貴時間並提供安全屏障。
1950年9月，蘇軍防空集團軍司令員巴季茨基奉調回國，副司令員斯柳薩列夫中將接替他的職務。1950年10月，完成空防任務的蘇軍部隊陸續撤離上海，10月17日，蘇軍把全部飛機、雷達和探照燈等裝備正式移交給解放軍空軍（屬有償轉讓）。從10月19日零時起，解放軍空軍第一支航空兵作戰部隊混成第四旅正式接管上海地區的防空作戰任務（後續本作者將有文章專門介紹）。
在二戰行將落幕的1945年8月14日，國民黨政府曾與蘇聯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將旅順海軍基地提供蘇軍使用30年，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改稱中國長春鐵路）由中蘇兩國共有（蘇聯運輸貨物免稅）。之後，就有數個蘇軍航空兵師駐紮在中國東北，直到1955年蘇軍全部撤出中國東北。儘管這個條約是極不平等的，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如承認外蒙古獨立等），但客觀上由於在中國東北有蘇聯海、空軍的存在，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尤其是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空軍參戰，這對抵禦美蔣軍飛機、艦艇侵犯東北以及保護重工業基地和東北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還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對此也應實事求是加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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