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床上刷刷手機，就輕鬆能買到全世界好貨的時代，很多人已經不知道曾經的中國，物質匱乏到什麼程度。
當時，吃、穿、用都靠國家計劃分配，日常生活全部仰仗糧票、肉票、布票、鞋票、火柴票、理髮票、紅糖票等票證才得以維持。關於那段特殊的票證歷史，多年來先後已經出了十多本書。
《票證裡的中國》中的實物圖片，全部來自收藏家李三臺的畢生心血，從兩萬多枚藏品中，精選出3000多枚最具時代特色的票證。“把1949年後的票證歷史全部呈現出來後，確實給我們一種很震撼的感覺。看到這些票證才知道當時中國人經歷了些什麼，否則很難理解什麼叫‘自力更生’，什麼叫‘艱苦創業’。”編輯羅財勇說。
藏家收藏兩萬多張票證
《平凡的世界》、《飢餓的女兒》等小說，都對改革開放前的物質匱乏時代有詳細記錄。當時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制度，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全都由國家根據社會和人們的需求來統一安排與分配。
從1955年發佈《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憑證印刷使用暫行辦法》開始，票證進入了老百姓生活，全國2500多個縣市，還有一些鄉鎮，都各自發放和使用各種商品票證，對商品進行計劃供應。此外，一些大型企業、廠礦、農場、學校、部隊、公社等也印發了各種票證。中國的票證之繁雜，堪稱世界第一。當時沒有這些票證，簡直無法生活，出門也寸步難行。
1938年出生的收藏家李三臺，在計劃經濟中度過青年時代，對各種花花綠綠的票證再熟悉不過。改革開放時，李三臺剛滿40歲，他放棄了穩定工作，與妻子下海經商，也重拾起以前的愛好，到處收藏票證。他前後花費300多萬元，收集到了自清朝以來的各種票證750多種、2萬多枚。
藏品越來越多，李三臺產生了辦一個民營博物館的念頭。他把自家的二層私人住宅騰出來，又忍痛賣了一套蘇聯印製的人民幣，把所得的10多萬元用作啟動資金，終於在2003年，開辦了“柳州市票證博物館”。遺憾的是，囿於場地和經費限制，能在博物館裡長期展出的，只是他全部藏品的十分之一。
2015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編輯羅財勇知道這個博物館後，萌發了出版一本票證圖文書的想法。李三臺非常贊同，拿出所有票證藏品供出版社掃描。
特殊時代的集中展示
李三臺的收藏種類繁多，從晚清民國開始，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又跨越千禧年。幾經思考，羅財勇決定聚焦1949年之後發行的票證，把這段特殊的歷史完整呈現出來。因此，《票證裡的中國》和以前出的相關圖書最大的不同，就是通過糧票、油票、布票等九大門類票證，全面、多角度地展示了那個計劃經濟時代。
民以食為天，糧票自然是家家戶戶的“命根子”。當時糧食和糧食製品都實行憑票供應，沒有糧票就買不到吃的。去飯店和食品店不帶錢可以，但沒有票證沒人賣東西給你。因此在李三臺收藏的票證中，數量最多的就是糧票，通用糧票、豆製品票、獎售糧票、補差糧票、軍區專用糧票……全國各地的糧票種類可謂五花八門。
1954年國家對棉花實行統購後，開始統銷。全國各地按人定量發放棉布票，實行憑票供應。初期每人每年20尺，1955年後逐年減少，從每人每年16尺、13尺、8尺，縮減到1962年每人只發3尺6寸布，要兩個人的布票湊起來，才剛好能縫一條褲子。這些尺寸的變化，在書中的布票部分也有直觀體現。
在困難年代，肉對一個家庭來說是奢侈品，逢年過節才能沾些葷。從1958年起，由於豬肉緊缺供不應求，人們需要憑票定量才能買到豬肉。在李三臺收藏的肉票中，除了標明重量的普通肉票，雜碎、內臟、脂肪，甚至連骨頭都有特定的票據。
不過從書中可以發現，雖然當時肉類緊缺，但國家對特殊人員還是會給予一定照顧，比如產婦肉票、病人肉票、肝類病肉票、60歲以上老人肉票、老紅軍肉票等。在農村，家裡有人去世也可以在公社大隊開具證明，購買3~5斤豬肉。
微量票證展示極限匱乏
書中還收錄了不少“微量票證”，進一步展示了當時物資匱乏程度。所謂“微量”，是指票面顯示的物品重量實在是微乎其微，比如半兩肉票、三錢魚票、一分錢油票等。
從李三臺的收藏可以發現，微量票產生的原因在於原材料極度稀缺，不得不最大限度壓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1958年，遼寧省岫巖發行的一分錢油票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一分錢油票可以買0.5克油，要攢整整100張油票，才能買到一兩油。1962年，福州市百貨公司供應過半塊肥皂票，也因為當時國家連製作肥皂的植物油料都缺乏，肥皂又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一塊肥皂就只能分成幾塊來供應。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再三年”，這句民謠背後反映的是當時布料的稀缺。究竟稀缺到什麼情況，才能讓一件衣服可以反覆利用那麼久呢？1980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曾發行過一釐米布票。
南京糧食局1960年發行的一錢糧票，則表明微量票的出現還與“左”的路線有關。那張糧票上印著“大躍進”時代的宣傳畫，麥子長得高過人，寓意農業大豐收。而票面上卻印著“一錢”（也就是5克）字樣，兩相對比，構成極大的反差。
然而就是這些面值小得可憐的票證，很多普通人還得不到。1963年，上海水產公司印的三錢魚票，就限定華僑才能購買；芝麻半兩，同樣也只限華僑。廣東省1966年發行的僑匯商品供應證中，華僑才可以買0.2尺布。
票證背後的沉默歷史
除了李三臺為各門類票證寫的簡單說明，《票證裡的中國》主要以實物圖片為主。文字信息雖然不多，但從中仍然可以管窺一個年代的社會史。
1959年的兩張“覺悟票”，誕生於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時期。當時全國到處都採用平均主義供給制，幹多幹少都一樣，“大鍋飯”嚴重損害群眾的積極性。於是，覺悟票就帶有獎勤罰懶的作用，對勞動好、踏實肯幹者發紅票；對散漫、不按時上下工的發綠票以示懲戒。
1960年代初大饑荒時期，某些特別艱苦的地方每人每天甚至只有二兩口糧。飢餓導致營養不良，很多人得了水腫病，隨後就出現了“水腫病營養物資供應券”。
而當時全國都出現的“獎售糧票”，背後更有一段心酸歷史。羅財勇說，當時農民生產出糧食後，以公糧的形式賣給國家，國家再憑糧票分配給城市居民。“國家為什麼要通過獎勵的方式來鼓勵農民去多賣糧食呢？因為大家都不願意賣。為什麼不願意賣？肯定是農民自己的糧食都不夠吃了。”
“看了這些票證，再回顧我們國家在艱難環境中取得的成就，可以說裡面包含著每個中國人付出的心血。因為當時城鄉差別巨大，城市裡物資再緊張還有勉強供應，而很多東西農民根本都買不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在票證歷史裡其實是沉默的。”羅財勇嘆息。
改革開放後，隨著國家經濟得到發展，城鄉居民生活物資日益充足，票證逐步退出歷史舞臺。1993年，全國糧油購銷體制改革，糧油價格放開，全國範圍內取消了糧票和油票，“票證年代”也宣告終結。
遺憾的是，在票證收藏上耗費畢生心血的李三臺，最終沒來得及等到《票證裡的中國》出版，於2017年去世。那些發黃發舊的票證背後更多的故事，不管李三臺的妻子、兒子，還是羅財勇，都已無從知曉。
《票證裡的中國》
李三臺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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