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人公兵團同事
當年16歲的他告別送他到天津火車站的母親，登上去甘肅的列車。列車緩緩啟動，他向站在站臺上抹著眼淚的母親揮手告別。這個年紀他沒有絲毫傷感，對面前的情況只感到新鮮。他就是本文的主角：張雪年。
列車上幾百人都是和他一樣的天津知青，他們的目的地是位於甘肅境內的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
他本人去的兵團基層農場叫飲馬農場，距玉門三十公里左右，毗鄰內蒙邊境。全稱是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三團。從嘉峪關去敦煌路過此地。
五年前我曾因故去過，此時兵團已經撤銷，只有幾間平房，院子裡幾個大草垛，當時沒有看到一個人，一派荒涼。
甘肅境內的兵團大都是農場，以種糧為主。絕大部分分佈於河西地區的武威至敦煌一線，沿絲綢之路分佈。在綿延千里終年積雪的祁連山腳下，千里戈壁，一望無際。
在此有必要先對兵團的歷史變遷，提前作一簡單地交代。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於國家政策的失誤和自然災害的侵擾,甘肅省糧食產量銳減,全省各地發生了嚴重的饑荒。加之中蘇、中印關係的不斷惡化,中國西北邊疆面臨著嚴峻的國防形勢挑戰。
在此情況下,為徹底解決甘肅省糧食生產難以自給的局面,同時加強西北邊境的國防力量,國家決定在水源充沛、地勢平坦的甘肅省河西走廊地區按照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建師序列，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農業建設第十一師,開始進行大規模軍墾，也就是開荒。
主要就是開墾甘肅河西地區的長期荒蕪閒置的土地，種小麥和相關農作物，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同時還起到守衛西北邊疆的作用，對這一做法，當時叫“屯墾戍邊”。
1963年11月農建十一師正式成立,全師接受甘肅省和農墾部的雙重領導,裝備、糧食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援助,各級領導由甘肅省和新疆兵團共同抽調。
農建十一師成立後的最初三年,在具有豐富軍墾經驗的各級領導和全師職工的努力下,在河西走廊上取得了一定的建設成就。但隨著文革的開始,全師上下陷入混亂,各項生產活動隨之停滯。
1969年1月,國家決定在甘肅、寧夏、青海、陝西四省農建師的基礎上成立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其中農建十一師被改編為第一師、第二師。原本陷入混亂的各項生產工作,得到了一定的恢復。
張雪年所在的飲馬農場，屬於新改編的蘭州軍區農一師第三團。和他同一列車來的天津知青，分佈於新編制的蘭州軍區農一師和農二師系統。
張雪年初到飲馬農場的時間是1965年，那時該場還屬於新疆軍區管轄，69年後變更為蘭州軍區管轄。
1974年底,隨著國際國內環境的緩和,兵團體制自身的侷限性日益凸顯,國家正式撤銷農建師編制,至此河西走廊走完了近十一年的軍墾之路。
16歲的年紀，按照現在標準也許正在讀高中，飲食起居還要父母照顧。那時他們就已經在千里之外的戈壁灘上，遠離父母獨立生活，過著半軍事化的生活。
所謂半軍事化，比正規的部隊生活要放鬆一點，這點體現在業餘時間，可以喝酒打牌，就寢時間沒有必須統一的硬性規定。
工作時間和部隊性質差不多，集中出工上下班，食堂固定開飯時間，定期政治學習，幾乎是每天晚上都有學習，內容基本上都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當時把這種做法叫突出政治。
另外一個內容就是定期軍訓，訓練打靶，用的是蘇式7.62口徑步槍。力圖把每個人都培養成，既能種地，又能打仗的半軍事化人才。
六十年代末是文革中期，一個剛剛走向社會的青年人，父母不在身邊，處於散養狀態。他向來口齒伶俐，能言善辯，說話口無遮攔。初出茅廬，不知人世之險惡。
一次同事閒聊，因為對上面被批鬥的大人物說了一句話，被當時參與聊天的同事告密，引火上身。自此便拉開了他近二十年的厄運。
那個時代因為一句話被判刑，甚至被槍斃的都大有人在。面對同一件事，同一句話，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處理結果，彈性極大。這個主要看家庭出身和本人的身份。
那個時代沒有法律，處理一個人，依據的是軍管會的研究，政法系統也有軍管會，單位認為某個人犯罪了，就整理材料報到公檢法系統的軍管會，軍管會研究就可以決定判處刑期。
如果他當時說的這句話，由一般工農家庭出身的人說出來，可能不會有大問題，也許批評一下，自我檢討一下就過了，而他不一樣，他的家庭被認為是有問題的家庭，社會背景複雜，這下他就難以擺脫干係了。
對他的處理，單位經過研究，認為他的父母均在國民黨系統效力過，性質相當嚴重，應當從重處理，建議判刑十五年。
在這關鍵時刻，上面來了文件，意思是對犯錯誤的年輕人不要打擊面過寬。當時參與研究的人也有不同意見，認為人年輕，不懂事，可以不予判刑，給予管制處分。
最終的處理結果是：敵我矛盾，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這個在當時的處理算是很輕的了。也使他幸運的逃脫了一場足以滅頂的牢獄之災。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有了這個處分，就成為被重點管制監控的對象，這個標籤，意味著就低人一等，尤其是在政治地位上。
這個處理結果會被計入檔案，不管走到哪裡，都無法消除。他的命運因為家庭出身的影響而異於常人。
被處理後的第二年，即一九七零年，他被調到蘭州軍區農二師第十五團四營，該營此前一直習慣稱國營天門山藥材農場，以種植當歸為主，七四年移交武都農業局後，改稱天門山牧場。
當年主人公牧羊的山坡
蘭州軍區農二師這個稱謂，對外稱蘭字925部隊，不知道的人認為是正規部隊，只有內行才能知道，從服裝上看得出來，服裝和正規部隊一樣，只是沒有領章和帽徽。
這裡山大溝深，農場就在大山包裹的一個山坳裡，高寒陰溼。仰頭看見遠處山上終年積雪，與外界基本隔絕，離最近的岷縣縣城68公里，離最近的蒲麻鄉鎮也有七、八公里。
當時的營長兼教導員叫彭耀坤，軍隊幹部轉業，四川人，對他很好。多年後他還記得彭耀坤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時候，給予他的關照。
所謂好，就是把他留在下場，下場和營部機關在一起，條件相對優越。
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是七二年，也許是他看我太小，基本不主動和我說話。每天吃飯的時候看見他端著鋁飯盒，蹲在門口埋著頭很快的吃完飯就匆匆離開。頭髮長到遮住耳朵，戴著藍色勞動布帽子，圍著舊紅條圍巾，身高一米七以上，皮膚白皙，戴著一副眼鏡，算得上是英俊小生。
單身職工住集體宿舍，住處經常變動。我剛進場和班長張國傑住在一起，睡的是通炕。離開農場的前一年就和張雪年住在一起，住在最後一排，靠近豬圈的地方。
張雪年和本文作者當年住過的宿舍 張雪年攝於2005年9月
那時的生活千篇一律，單身職工，晚上如果不學習，一定是聚在一起聊天或者喝酒，以排遣寂寞。
集中的地方就是平時開會學習的地方，那裡有個燒煤的爐子，烤火聊天。晚飯後大部分人手裡端著搪瓷茶缸，陸續聚集，自己的宿舍裡平時沒有開水喝，這裡的爐子上可以燒開水。
那時大部分職工的收入是27元，吃飯要用掉一半，剩下的就是抽菸喝酒，大部分抽的是旱菸，所謂旱菸，就是菸斗或者用舊報紙捲菸，商店有賣的菸絲。當時他就是抽的菸斗。也有紙菸，八分錢一盒。酒就是一元左右一瓶，經常買不到，斷貨。
當時看他和其他人聊天並無多大顧忌，也不知道他的所謂內部管制身份。他說話帶有一定的知識含量，邏輯性強，但愛爭論，偶露鋒芒。
在當時的環境中，中學生就算是文化人了。當時全場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就是三個人，一個丁醫生，一個王獸醫。這兩個都是本專業正規大學畢業；另一個就算是羊倌，因右派發配至此的蘭州某回民小學的馬校長。其餘有文化的就是天津和青島的知青群體，大部分是中學文化程度。
當時的生活條件比較原始簡陋，沒有自來水，場區裡有個山洞，叫水簾洞。裡面常年不斷流出清澈的泉水，這既是全場的飲用水，也是生活用水。這裡氣溫常年偏低，常年不洗澡的人大有人在。燒火做飯用木材，照明是煤油燈。
和他慢慢熟悉了，他會慢慢主動和我說話，交流漸漸多了起來，常常會談一些讀過的書和歷史故事，深山裡能感受到一些文化氛圍。
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生活貧乏得可憐，全國人就看八個樣板戲。報紙就是官方的兩三種。小說僅僅一部《金光大道》，其他小說禁止出版發行。單身職工聚在一起聊天喝酒成為主流娛樂方式。
當時的生活狀態應當是處於最低的動物生存層面，只能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要說追求也就僅僅是對生理需求的嚮往。
兵團知青中男多女少，一個女性會有成群的追求者，他就曾經因為被一個女知青的追求者誤解莫名被打。
當時有個天津知青趙玉幫，已步入大齡男行列，眼看回天津遙遙無期，無奈就和附近吊溝村的農民結了婚，知青像他這樣的情況本場就他一例。
我離開的前一年多，我們兩個住在一起，對他的身世和內心有了更近一步的瞭解。
他母親成都人，是成都草堂寺一代的韓姓大戶，屬大家閨秀。
張雪年的外公，三十年代在春熙路經營一家書店。母親37年畢業於民國成都女子學校。畢業後加入宋美齡的抗日支前救護隊，曾赴長沙前線參加戰地救助。此後入黃埔培訓醫護。結業後在重慶中央黨部任文員，屬於中統系。
其父山東單縣人，在西安從事情報工作，屬於國民黨軍統系統。曾幫助過兩名地下中共黨員，進入延安。該兩人解放後在紡織工業部工作。
其父解放後被判無期徒刑，因為上文提到過的幫助過兩名地下黨，後查證屬實，減刑至15年，後因工作中意外事故在獄中去世。
按照當時的時代標準，他的家庭屬於標準的官宦之家。
解放後時代變了，因為這樣的家庭出身，註定要為他自己無法選擇的出身，長期揹負沉重的精神枷鎖。
這方面不需做過多的介紹，清華大學校長季羨林的《牛棚雜憶》，還有巴金的關於那個時代的一系列回憶錄，都足以佐證那個時代。
他每月要給他母親寫一封信，問候報平安，以他母親的身份當時也是謹慎的生活，動輒得咎，那時家人平安成了一種慶幸和奢望。
他母親解放後身份是“反革命加右派”，雙重身份。被開除至天津附近農村務農。
張雪年姐弟三人，上面依次是哥哥和姐姐，姐姐一人工作，母親在農村沒有收入，一家人的生活靠姐姐一個人收入維持。
母親65年從農村返回天津，恢復城市戶籍，但沒有工作，全家仍靠姐姐一人收入維持。
接下來情況稍微好轉的是，他的哥哥讀技校，學校包吃住，每月還有幾元零花錢。基本可以解決個人的溫飽。張雪年本人經街道多次動員，去了甘肅兵團，本人可以自食其力。
本文主人的母親
面對眼前的生活，他常常會流露出，希望早點回天津，回到母親身邊，結束這種缺乏尊嚴的生活。
他生活中最感到高興的一件事就是每年一次迴天津看望母親家人，那時國家職工可以享受國家給與的探親假，每次一個月，報銷往返車費。
回去的前幾天他都會很興奮，洗衣服理髮，不以蓬首垢面面對家人，避免母親傷心。
他回去的路線，步行穿越滴水崖，到新寺，再到鴛鴦鎮，步行全程約四十公里。再從鴛鴦鎮坐慢車到隴西或者到天水，再從隴西或天水改乘快車到天津。回來時會給我帶上一把天津掛麵，倍感珍貴。
在這種無邊無際、孤苦寂寞的環境中，他最喜歡的就是食堂門口的兩個藏獒，他餵它，給它洗澡梳毛，從中產生一絲精神慰藉。曾有一個職工把狗打傷了，他為此和這個職工打了一架。
他不能結婚，一是沒有同來的女知青，如果和當地農村人結婚，將來回城的希望就可能落空。我離開的時候他已經29歲了，還在苦熬支撐。
支撐的內心動力就是等到回去和年邁的母親團聚，寸草春暉，以盡人子之孝道。
時代進入七十年代末，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在此之前每次運動來臨，他基本都未被觸及，即使偶爾觸及，也是走過場。該地地處偏遠，遠離政治中心，民風淳樸，同事之間一直相安無事。
在四個人被粉碎後，他被武都地區農業局派來的工作組，勒令寫檢查，很晚了我都睡了，仍然看到他在昏黃的煤油燈下艱難的寫檢查，我催他睡，他說檢查材料明天就要交。他感嘆這寫檢查什麼時候能是個頭。
他天性有幾分傲骨，對武都來的工作組不迎合，觸怒了他們，國家政策統一增加工資至40元，唯獨就沒有給他增加仍是33元。
我還記得這個工作組長姓劉，江蘇人，麻子臉。
記得張雪年一次被整治情景，在會場上讓他站起來說話，工作組另一名馬姓成員，用手掌猛擊他的脖子，要他低頭。
他被整治之後告一段落，接著整治我和那個羊倌，即蘭州來的校長馬千里。
這個整治的運動叫做“說清楚”，我和馬一同被整，馬不堪其辱自殺，而我還苟活著。
我於七七年底恢復高考後錄取，離開天門山牧場去蘭州，我離開的時候，他默默看著我，相對無言。
這時候知青回城的消息已經在民間流傳開來。
1979年，武都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給牧場發來平反通知，對他此前被認定的政治結論予以撤銷，和他一同平反的還有趙玉幫。
八六年我因公去天津出差，我離開牧場後我們之間一直沒有聯繫，也無法聯繫，那時沒有手機，個人家庭也沒有座機，如果不知道單位和家庭住址根本無法聯繫。
我們在牧場一起的時候，聊天時他說過他媽在銀行工作，那時就一個人民銀行，不像現在有四大行。我在天津就通過114查號，打電話到銀行，問有無張雪年這個人，最終查到了，他很激動的問清我的旅店住址，騎著自行車來看我。到他的母親住處，招待我吃了一頓飯，他的母親面帶微笑，平靜儒雅。
後來我換了工作單位輾轉多年又失去了聯繫，近年來那些朝夕相處的戰友，常常縈繞於心，那段歲月已經融入我的生命之中無法抹去。於是我寫了一篇回憶兵團生活的文章，發在了某頭條上。
該文恰被當時農場小學我的一個學生看到，他是營部朱文書的兒子，我當年常常在他家吃手擀麵，他媽媽做的飯很好吃。於是聯繫了我。
通過他又聯繫到張雪年，第二天張雪年就給我打電話，電話裡聽到他，口齒伶俐，中氣十足，仍是秉性不改憂國憂民。
交談中得知，他曾於2005年9月回到天門山，回到了給他人生帶來深深印記的地方，“飛鳥戀故林，池魚思故淵”也是人之常情。
當年的班長張國傑帶著他，專門看了自己住過的靠近豬圈的宿舍，還拜會了當年朝夕相處的同事。
昔日兵團的同事從左至右依次為張國傑、趙玉幫、鄭世宣、崔金生。2005年張雪年攝於臘子口
我們自從有了聯繫方式，人老寂寞總是隨時溝通。從他的談話聲調和敘事表達邏輯判斷，他的身體狀況還很好。
他已年逾七十，老伴健在，孫女讀小學。
問起和他一起回來的天津知青，有些已經作古，相對唏噓。
人生無常，老成凋謝，如流水落花。健康的活著就算是成功，足以心安理得。
我們約定今年一定見個面，相約在夕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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