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孫良翠在村口貼出一張招工廣告,紅色的紙映著白色的牆格外醒目:“誠聘四線工12名,五線工3名,跳腳機工2名……”
村叫回龍村,位於巴中市平昌縣大山深處的鹿鳴鎮,村民2500多人,貧困村的帽子剛摘掉不久。
孫良翠是給自己招工,她尋思:疫情阻擋了村民節後外出務工的步伐,正是招工的好機會。要知道,她即將開業的服裝加工廠就在村上。
外出打工20年,孫良翠決定趁著年輕再為事業打拼一把,去年,夫妻兩人從福建返村創業。她看中了一個優越條件:村上1000多名外出務工者,半數在鋁材廠,半數在服裝廠,不缺熟工。
公告貼出的一個月間,全國、全省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村上節前返回人員中80%又陸續揹著行囊、踏上歸途,孫良翠的招工計劃只完成了一半。
然而,她並不沮喪,甚至捕捉到了疫情防控中回龍村的一絲變化:有人留在了村上,有人選擇就近就業,有人遠走他鄉,有人也還在焦慮等待崗位。
哪怕總量還是很小,但這個曾經貧困的村子能借助產業留住人了。
放在四川看,回龍村的“小故事”卻與一個趨勢隱隱吻合:自2012年以來,四川省內務工人數超過省外務工人數總量,且呈逐年擴大趨勢,去年兩者相差近300萬;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返鄉創業農民工,帶活了“歸雁經濟”。
看到最近很多沿海城市包車到村接人、還為返崗人員發放補貼等硬核攬工的新聞,孫良翠琢磨,自己這不是暗中較勁、逆向招工麼。
3月9日7點半,孫良翠的服裝加工廠內已經機器嗡鳴,300多平方米的廠房內,40臺縫紉機臺整齊排列。孫良翠在房內轉了一圈,只有17名女工到崗,20多臺機器都還空著。
身為家長,她很理解:“學生都在家裡上網課,有3個家長請假說不能來了,要等到娃兒學校開學。”理解歸理解,“招來的其實大部分都還是生手,速度跟不上就要影響交貨。”
這是服裝廠開工後的首批訂單。去年,孫良翠和丈夫張奎宗返鄉創業。他們是同村人,想法也默契。工廠在春節前就已準備就緒,原定於2月1日(正月初八)開工,結果碰上疫情,等備齊防疫物資,走完驗收程序,開工的時間已經拖到了2月21日。“這批貨本來2月底就要交,客戶催得緊,但5萬多件訂單,現在才做了一萬件成品。”
回龍村地處偏遠,山陡林密,全村802戶2534人,常年有1000多人在外務工。
孫良翠在福建的服裝加工廠幹了20年,“也是踩機臺的。”去年,她有了回鄉的打算。“老公在福建跑運輸,身體不太好,去年還住了一次院,兒子馬上要念初中了,但我們沒有社保,在當地上不了學,回家後也能照顧父母。”
碰巧服裝廠的老闆也想在外地辦加工廠。“福建那邊的人工費太高了,再加上租金、水電費,利潤越來越低。”孫良翠說,沿海不少服裝加工廠都在往東南亞轉移。和老闆一商量,他們決定回家辦廠生產內褲,“老家的人工費比沿海便宜,原材料和銷售都由福建那邊解決,我們只管生產。”
他們找親朋好友借了幾十萬購買設備,村上得知消息後也幫忙協調土地,解決水電問題。一切準備妥當後,孫良翠一家的創業夢意外遭遇了疫情打擊。
招工並沒有朝著她希望的方向進展。“有經驗的嫌工資太低,招進廠的基本都是一直在家帶小孩的,手腳很慢。”孫良翠說,收入按件計算,有的人來幹了一兩天,一天只有四五十元的收入,又走了。為此她給工人打氣,“只要你們把機臺踩得跟我一樣快,一個月掙三四千元沒得一點問題。”
這樣的收入仍然缺乏競爭力。在外打工的村民有一半在廣東的鋁材廠工作,還有一半在福建制衣廠上班,“熟手一個月至少能掙七八千元。”村支書張成透露。
還有的村民仍在觀望,“剛辦的廠能不能運轉起來還不好說,還是先出去打工穩當一點。”
但孫良翠很有信心,這幾天,她又收到了沿海幾個客戶的訂單。“現在不缺訂單,就缺人,只要有人做,效益不用愁。”福建的企業也在看她的經營情況,“如果我這邊運轉好了,有幾個福建老闆也準備把廠搬到內地來。”
起初,孫良翠把招工對象鎖定在30—40歲的婦女,但現在她決定改變想法,“首要看眼睛,只要視力好,就想辦法把她們帶出來。”
孫良翠有時會嘆口氣,“這是把搬石頭的都整來繡花!”因為從目前看,她的工人更像是“3899”部隊。
35歲的馮林瓊在一群女工中顯得有些不同,她戴著耳機一邊聽音樂一邊裁剪布料,半攏起的頭髮下露出一對白綠相間的耳墜。
“房間裡有點吵,還不太習慣。”馮林瓊是回龍村11社村民,“家裡有兩個娃兒,老公在鎮衛生院當醫生收入也不高,想幫家裡分擔一點。”
由於缺乏工作經驗,剛開始的幾天,每天只有10多元的收入,但現在她一天可以掙到六七十元。“在家附近就能掙錢,還能照顧家裡,挺好的。”
只是過長的工作時間讓新手有些吃不消。為了趕工,服裝廠從早上7點半工作到晚上8點半,中午吃飯可以休息1個小時。“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馮林瓊說。
在孫良翠看來,這樣的工作強度已算輕鬆。“過去在福建,我們要從早上8點上到晚上10點半,遇到趕工,工作到晚上十一二點都很正常。你不能既想掙錢,又不願意加班嘛。”孫良翠把很多習慣都帶回了家鄉。
管理嚴格了點,工人們也沒什麼抱怨。52歲的張天才甚至對這份工作心存感激,他是這裡唯一的一名男工,負責用縫紉機軋鬆緊帶。由於患有類風溼病,他幹不了重體力活,需要常年吃藥。“現在一天可以掙三四十元,一個月的藥費就有著落了。”
貧困戶劉輝潤一家也有了收入來源。劉輝潤今年65歲,二兒子患有精神病,前些年媳婦跑了,留下了三個孩子,最大的已經12歲,最小的7歲,跟著兩個老人一起生活。劉輝潤在廠裡當剪線工,把內褲上的線頭剪掉,每剪一條可以掙1分錢,一天可以掙幾十元。
54歲的向東德仍然沒有等到復工通知,去年她和老公一起在成都龍泉驛區的建築工地打小工。3月8日,她來到服裝廠,考慮到她之前在服裝廠幹過,孫良翠讓她先試試。“我不想出去了,我坐車暈得很。”向東德說,但老公還在等,家裡掙不到錢,他還是要出去。
3月10日,回龍村村道路上已看不見什麼車輛。“春節前,基本上每家每戶都有一個小車回來,路上堵得很。”村支書張成介紹,為此他們還在兩年前把3.5米寬的村道路加寬到了5.5米。
疫情正在散去,外出務工仍是大多數村民的選擇。來自巴中市人社局的數據顯示,巴中常年在外務工人數達100餘萬人,截至3月11日,巴中赴省外返崗農民工達49.97萬人,省內已返崗農民工達32.97萬人,在省內務工人數較往年呈上升趨勢。
張成期盼著,在市內縣內務工的人今後多起來,這樣村上也能逐漸多些幫手。
村文書袁超就是他的幫手,不過,特別的是:袁超的妻子孫喜梅和岳父母外出務工了,他彷彿成了“留守者”。
3月9日中午,經過20多個小時的車程,孫喜梅一行帶著健康證明、乘坐私家車抵達了福建省晉江市。孫喜梅在一家內衣廠上班,9日下午她去工廠報了到,馬上就能復工了。
袁超是個90後,一個月在村上有1900元補助,用妻子的話說“補貼家用都不夠”,但他有個不得不堅持的理由:都在村上工作5年了,不能半途而廢。去年,村上180戶582人摘去貧困帽,給他帶來成就感。
讓村子越來越好,是村幹部們的心聲。張成今年38歲,他在部隊退伍後開過貨車跑過運輸,也在廣東打過工,“一年少說也有七八萬元的收入。”但2016年,村幹部給他打電話,希望他回村工作,“村裡搞脫貧攻堅需要年輕人。”張成被說服了,2017年當選村支書,但一個月2050元的補助讓他倍感壓力。張成有一對11歲的雙胞胎女兒,還有一個7歲的兒子,經濟重壓下,妻子開起麵包車,在城鄉間載客補貼家用。
和大多數落後山村一樣,回龍村也曾長期面臨村幹部文化水平低、年齡結構偏大、思想保守等問題。2017年舉行村幹部換屆選舉,選出的四名村幹部全是80後,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在全鎮所有村裡,他們都算最年輕的一支村幹部隊伍。大家接受能力強,對駐村工作隊的工作也很支持。”村裡的第一書記張慶海說。2016年起,他被巴中市城管執法局派駐到該村工作,也是個80後。
在脫貧攻堅和駐村工作隊的幫扶下,村裡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村道路加寬了,連組路打通了,80%的入戶路實現硬化,村民出行難的問題得以解決。經過實施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貧搬遷等政策,村民的住房、飲水、電力等基礎設施問題也逐步改善。
不過,距離鄉村振興仍有差距,年輕人留下來得少,缺乏活力。張慶海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城鄉收入差距較大,農業回報率太低。山村土地資源有限,農業承載過多的人口,長期以來的小農意識制約了農村產業的發展。
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在於產業振興。2015年回龍村在樑上種植茶樹800餘畝,通過茶園務工、茶葉採摘出售等,可以帶動村民人均增收2100元。2017年起,又種植了300餘畝青花椒樹,今年也將掛果。
村裡還利用產業扶持資金,建起了回龍村茶葉加工扶貧車間,引進了一條茶葉生產線和手工炒茶設備,將新鮮茶葉製成罐裝和袋裝手工茶出售。“去年村合作社的茶葉銷售收入達到10萬多元,除去成本和村民分紅後,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4萬多元。”張成介紹。
不過,同孫良翠一樣,村裡也面臨招工難題。“馬上要採春茶了,至少需要100多人,但村裡只找得到五六十人。”張成說,山區農業的機械化水平太低,需要使用大量人力,他也有一個如意算盤:想趁著還有因疫情未外出的人在,趕緊到鄰村招點“臨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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