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英國人琅威理因為“撤旗事件”的去職，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相當的失望。同為英國人，他一直在關注著事情的進展，琅威理提交辭呈後不久，赫德在6月22日給金登乾的信中說，“琅威理己辭職，我使軍艦掌握在英國人手中保持瞭如此之久，現在可能要轉到他人手中了。琅威理工作很有成績，但是他不會隨機應變——他徵求別人意見時，暴露自己的思想感情，表明他的意圖，因而終於自斷退路！我始終不知道英國使館是否將另派人前來：我看到最近一些報紙提到慶（勞倫斯·慶）己有變動，並作為海軍上校身份退役——我就想到由於琅威理打算辭職的消息約在兩個月前己為人們所知，勞倫斯·慶可能前來接替。中國不會聽忠告，遭到不幸才會好好吸取教訓。我想，如今我要和海軍離得遠遠的！”[1]
7月13日，赫德又說，“琅威理‘破釜沉舟’而不得不辭職是合乎邏輯的，但他以個性取代策略，是以小失大！如果他給中國人的是另一種‘盒子’的話，那麼，劃‘火柴’必然不會引起大火。”[2]
甲午戰爭，李鴻章打造的北洋海軍不堪一擊，日軍從遼東半島登陸向旅順口進發
後來，看到琅威理的讀者投書，赫德更為不滿，他說，“琅威理已經辭職，他的辭職曾獲得海軍及公眾的讚揚，而我卻不然，我認為他是以個性取代策略。我不能肯定一個人處於某種地位有作出那種決定的權利。”[3]赫德認為琅威理給讀者所說的簡直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故事”。試問：“琅的辭職確證到什麼聰明，而又如何去證明？”因此，他以為“琅的最大錯誤即是他從未說出整個的故事”。在赫德看來，琅的辭職未免過於輕率，雖然他的行動似乎很謹慎。事實上，當他在香港為著降旗而大發脾氣之時，他已下定決心要與大眾，特別是海軍的大眾作對。“所以正如我以前所說的，他使政策屈服於人格。”[4]
雖然赫德對琅威理的離去多有微詞，但對他的能力還是肯定的。赫德說，“琅威理走後，中國人自己把海軍搞得一團糟。琅威理在中國的時候，中國人也沒有能很好地利用他。”“我自己認為他沒有什麼地方高於常人，只是他有不平常的經驗使他在某些方面成為海軍軍官中不多見的一個合適的人物”。[5]這一說法基本屬實，因為在甲午戰敗後的清廷上諭中也說：“琅威理前在北洋訓練海軍，頗著成效。自該員請假回國後，漸就廢弛，以致本年戰事未能得力。”[6]
正如赫德所言，琅威理的離職，丁汝昌失去了一個好幫手，此後至甲午戰爭爆發前，北洋水師再未聘請高級顧問。以劉步蟾為首的閩系軍官們終於達到了擠走琅威理的目的。北洋水師卻為此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因為他們中還沒有人具有取代琅威理的實力。他們作為受過正規訓練的新型海軍軍官，非但沒有將琅威理的敬業精神和先進的管理、訓練方法學到手，反倒在封建毒素的侵蝕下沾染了許多不良習氣，致使整個艦隊日趨腐敗。
甲午戰爭，清軍連連失利，清廷被迫議和，圖為西方報紙上刊登的李鴻章（圖中坐轎者）準備赴日議和是的情形
甲午戰爭之後，“來遠”艦幫帶大副張哲渫回顧往事時說：“前琅威理來軍時，日夜操練，士卒欲求離船甚難。……自琅去後，漸放漸松，將士紛紛移眷，晚間住岸者，一船有半”，至於操練摻水、軍令不應，更屬常事。據北洋水師軍官們甲午戰爭後披露：“我軍無事之秋，多尚虛文，未嘗講求戰事。在防操練，不過故事虛行……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動而靶不動”，並“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而行。碼數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齊，所練仍屬皮毛，毫無裨益”。[7]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第一卷中對琅威理辭職後的北洋水師有詳細的描述：“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摯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8]
這段文字的背後再現了北洋海軍的腐化。在每年的冬季，是北洋海軍最為快活得時節，因為要移防南方海港訓練，但在南方的上海、香港等海港都是娼妓業發達、燈紅酒綠的地方。已經喪失紀律約束的海軍官兵常常會棄艦登岸尋歡作樂。當年的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是一位“風流首長”。不少駐守海防的士卒、艦上的水兵，則是“勇”字號嫖客。一次，丁汝昌率艦隊南下上海時，曾經到名妓胡寶玉的香閨擺酒宴客。酒宴結束後，丁汝昌拿出一百兩銀子作為宴席的費用。但胡寶玉對孃姨等人講，這筆錢是丁大人賞給她們的。結果，丁汝昌只好在次日再拿出三百兩銀子以作酒資。北洋艦隊軍官生活大都奢侈浮華，嫖賭是平常事。劉公島上賭館、煙館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不只在國內嫖，有逛妓院習慣的北洋官兵有一次竟然嫖到了日本。1886年7月，北洋艦隊第一次到訪日本，在長崎港進行大修。8月13日，艦上官兵登岸購物，補充給養。竟然有一些水兵偷偷地跑到城內的妓院內嫖妓，日本警察也是想敲詐一下中國水兵，二者便發生了衝突，結果造成日本警察和中國水兵各有傷亡。[9]
如此的軍紀軍風，如何應對來犯之敵？正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第一冊所記述的那樣，北洋海軍軍紀渙散的局面，早就引起了時人的憂慮。李鴻章的重要幕僚周馥曾經報告丁汝昌嫖妓的情況，但李鴻章一笑了之。
甲午戰爭“威遠”艦沉沒情形
李鴻章說了這樣一段話：此次日本長崎爭殺，“肇自妓樓。約束之疏，萬無可辭。若必歸獄雨生（丁汝昌），以為戀慕妓風，借名駛往。則是揣測無根之說，前後情事全不符也。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貪慕功名，自然就我繩尺”。[10]
在李鴻章看來，軍人武夫賭博、嫖妓是在所難免的事情，只要戰場上能夠衝鋒陷陣就可以了。這樣的縱容之法，造成後來北洋海軍覆亡自然是在所難免。果然，甲午戰爭成為檢驗北洋海軍的檢閱場。
1894年7月，日軍偷襲在朝鮮牙山口外豐島附近的中國軍艦，標誌著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此後，清軍在戰事中節節失利。9月間，北洋海軍在黃海大東溝海域與日艦發生遭遇戰，這一戰，因北洋艦隊主帥丁汝昌指揮不當，致使北洋海軍遭受了重創。這一戰，中國軍艦沉沒五艘，日艦雖然也受創嚴重，但無一艘沉沒，由此暴露出大清海軍指揮系統的存在問題。
連連失利的大清朝再次想到了已經回國數年的琅威理。此時，琅威理正在英國德文港擔任後備艦隊指揮官兼“毀滅”號艦長，指揮著皇家後備隊的38艘軍艦。清廷通過赫德與金登幹再次向琅威理髮出了邀請，金登幹接到指令後，即與琅威理取得了聯繫，但是他對於邀請他重返中國大擺架子，公開的理由是英國宣佈中立，他不能以現役軍人身份來華參戰，只有在戰後當英國政府許可時才能前往，但私下卻提出了中國政府難以接受的苛刻條件，如必須由清帝以璽書形式頒給他海軍最高職銜。當時，金登幹在給赫德回信中說，“琅威理現在德文港任後備艦隊指揮官兼任‘毀滅’號艦長。當我把‘密件’送去時，他正在海上游弋。他回信說：‘您所提中國人邀請我去任職的問題頗費斟酌。只有使我確信這是為了這個國家的利益時，我才會答應去做。如果中國政府是誠心誠意地請我回去，同時我國政府也願意我回去任職，我將不予拒絕，並在接受中國的邀請時提出我的條件。’”[11]他始終不忘撤旗事件之辱。
琅威理（右五）與鄧世昌（第二排左四）等水師官兵在一起
後來，琅威理乾脆以“不準備辭去在英國的海軍職務”來以示拒絕到中國任職。金登幹為了求證他真實的態度，只好給他覆電詢問，“你意指是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辭職”，他的回電是，“在任何條件下均不辭職”。[12]金登幹要完成赫德交辦的任務，便向赫德推薦了自己的表兄——皇家海軍炮廠監督英格斯上校來華任職。琅威理在中國服務的時候，英格斯是他的對手——日本海軍顧問，一手訓練出日本的近代化艦隊。日本政府曾封他為貴族，使他有足夠的權力和地位，與日本的高級將領接觸，日本海軍從他的教導中得到了極大的好處。當他們認為自己有理由獨立行動時，才體面地送他回英國，而他們不僅使艦隊保持著英格斯離開時的面貌，而且更趨完善了。
1894年11月20日，金登幹約英格斯在軍人聯合俱樂部見面。英格斯說：“他和日本海軍的官方關係旱已斷了”，他願意“割斷舊日的情緣，在中國另結新歡。” [13]他不願作統帥而只是教練，以使中國的統帥和艦長們能夠學習怎樣指揮。
讓一個沒有管理能力的來充當大清海軍的教官，赫德料定他不會取得什麼成效。後來，李鴻章草草任命天津的一位“金龍”號拖船主馬格祿出任幫辦北洋海軍提督。馬格祿自上任後，並未對北洋海軍做出什麼貢獻，但荒唐的是，他見甲午戰事一路直下，竟然策劃了劉公島駐軍的投降事件。
參考文獻：
[1]陳霞飛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第五卷，第222頁。
[2]陳霞飛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第五卷，第230頁。
[3]陳霞飛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第五卷，第242頁。
[4]戚其章：《晚清海軍興衰史》，第344頁。
[5]陳霞飛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第六卷，第117頁。
[6]何立波：《鮮為人知的北洋水師“總教頭”琅威理》，《軍事史林》，2014年第12期。
[7]戚俊傑、劉玉明主編：《北洋海軍研究》，第450頁。
[8]何立波：《鮮為人知的北洋水師“總教頭”琅威理》，《軍事史林》，2014年第12期。
[9]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第一冊，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頁。
[10]舟欲行、黃傳會：《夢斷龍旗：清末北洋海軍紀實》，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頁。
[11]陳霞飛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第6卷，第159頁。
[12]陳霞飛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第六卷，第164頁。
[13] 姜鳴：《北洋海軍總顧問琅威理》，《航海》 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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