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6日凌晨，一夥激進的日本少壯派軍人對首相官邸、陸軍省、內務省和參謀本部等日本重要軍政機關發起突然襲擊，殺死多名政府高官，佔領了日本的政治和軍事中樞。他們企圖以這種極端手段實現法西斯軍國主義體制，達到向海外擴張的野心，這便是當年震驚日本的“二二六兵變”。
八十年後的今天，重新梳理、反思這段歷史，對於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以及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無疑有著深遠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日本政府與軍隊的奇怪關係
當時日本政府與軍隊的關係非常奇怪，軍隊不歸政府管理，作為政府首腦的日本首相無權指揮、調動國家的軍事力量。那麼日本軍隊歸誰領導呢？日本憲法規定，軍隊置於天皇的統帥之下。對於這種奇怪的現象，戰後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激盪的百年史》中無奈地說：“如果天皇和政壇元老對軍隊不能發揮實際的領導力量，那麼，就沒有人可以統轄日本的軍隊了。”
時任日本首相的岡田啟介（右）與秘書官松尾傳藏（左）
日本政府與軍隊的這種關係，造成的一個惡果就是沒有一個政治家能夠限制軍人的對外侵略，所以在日本常常有如此怪誕的現象發生：在外交糾紛中，往往是日本政府持一個態度，而軍隊則是另外一個態度。1931年9月18日，駐紮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悍然發動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三個月後，一位溫和的政治家犬養毅出任日本首相，他對關東軍此舉非常不滿，馬上派早在同盟會時期就與中國有著良好交情的萱野長知來到中國，與國民政府舉行秘密談判。雖然後來談判遭到日本軍部破壞，但犬養毅隨即又採取削減軍費等措施遏制軍隊的狂妄與蠻橫，不僅如此，犬養毅還主張“拒絕承認滿洲國”，甚至決定將東三省交還中國。
作為一名日本政治家和政府首腦，犬養毅自然要為日本政府和國民謀利益，在這一點上，他與那些好戰的日本軍人並無區別，他之所以反對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主要是擔心日本此舉會引起西方各國的制裁；另一方面，犬養毅還害怕這樣會把中國推向蘇聯人的懷抱，一旦中國與蘇聯結好，很可能就會聯合起來進攻日本，那樣日本就離亡國的日子不遠了。
但日本軍部並未領會到犬養毅的良苦用心，他們對犬養毅的“賣國行徑”非常不滿，1932年5月15日，日本海軍中的一夥“血盟團”（右翼軍人團體）成員闖進首相官邸，將犬養毅亂槍打死。
犬養毅之死讓整個日本文官集團從此噤若寒蟬，再也不敢發出任何反對的聲音，日本軍方從此成為了一匹脫韁野馬。
兵變的起因和結局
日本軍隊內部其實也存在著尖銳矛盾，軍方一直存在著“皇道派”和“統制派”兩大派系。所謂“皇道派”就是軍隊中的激進派，以右翼團體“天劍黨”和“血盟團”為主體，成員大都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屬於軍隊中的少壯派；而“統制派”則是軍隊中的保守派，成員以擔任重要職務的高級將領為主，大都是陸軍大學畢業，屬於日本軍隊中的精英階層。
“二二六兵變”中的政變部隊
以“皇道派”為主的少壯軍官認為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日本偏離了“國體”（指以天皇為中心所構成的國家秩序），特權階級欺瞞天皇，篡奪權力，剝削國民，導致日本走向衰落。“皇道派”認為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以“明治維新”為藍本，再來一場新的維新，達到“清君側，除奸惡”的目的，將國家權力還給天皇，以此來恢復日本的強盛與繁榮。
1934年後，由於“統制派”得到日本軍隊大多數中上級軍官的支持，他們與“皇道派”的鬥爭逐漸佔據了上風。掌握權力的“統制派”趁機打壓“皇道派”，他們借軍隊人事調整的機會，通過轉入預備役、調離樞要部門、轉任戰地軍官等方式，剝奪了一大批“皇道派”軍官的實權，甚至連“皇道派”頭面人物真崎甚三郎也被免除了陸軍教育總監之職。在這種背景下，“皇道派”與“統制派”的矛盾一觸即發。
“二二六兵變”事發之前，駐紮在東京的日本陸軍第一師團突然接到一個命令，要他們立刻調往滿洲（中國東北地區）前線。日本軍隊有一個慣例，駐防東京的近衛部隊一般不外調出國，而第一師團恰恰又是“皇道派”的重要基地，第一師團官兵因此懷疑“統制派”耍了個調虎離山之計，目的是將他們趕出首都，於是他們決定立即動手發動軍事政變。
2月25日深夜，東京遭遇了幾十年未遇的罕見大雪，在這個黑雲密佈的雪夜，香田清貞、村中孝次、安藤輝三、野中四郎等青年軍官率領第一師團步兵第三聯隊、第一聯隊等部一千餘名官兵迅速集結，於26日凌晨時分殺進了日本首相府、內務省、陸軍部、警視廳等國家要害部門，殺死、殺傷大批政府官員，並向全國發出通電，呼籲日本軍人響應“起義”。在這次兵變中，日本首相秘書官松尾傳藏、內務省大臣齋藤實、大藏省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等多名政府和軍隊高官被殺，負傷者無數，首相岡田啟介藏於密室僥倖逃脫，撿了一條性命。
行進中的政變部隊
兵變發生後，裕仁天皇發佈了鎮壓叛亂的命令，並下令成立戒嚴司令部，調動軍隊平叛。帶頭叛亂的野中四郎絕望自殺，其他叛亂人員群龍無首，陸續向政府自首。叛亂平息後，經日本軍事法庭審判，此次兵變的主謀和元兇被判處死刑，其他參與叛亂的軍官則分別被判處死刑、終身監禁和有期徒刑。
關於“二二六兵變”還有一種說法，有學者認為天皇一直想利用“皇道派”這批底層愛國主義者（當時的日本愛國即等於愛天皇）來獲得更多實權，所以任其發展，不加制止，直到後來擔心兵變者會擁立他的弟弟為天皇，才決定鎮壓——這也屬一家之言。
兵變被平息後，以東條英機為首的“統制派”在日本軍隊佔據了絕對主導地位，他們得到日本四大財閥的支持,確定了對外侵略擴張的基本國策，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體制得以確立。“統制派”主張侵略中國，不久“七七事變”爆發，盧溝橋的槍聲震驚了世界，日本軍國主義也從此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令人深思的是，“皇道派”發動兵變時所追求的目標，譬如軍部獨裁、國家政權法西斯化等，在兵變失敗後反而得以實現，可見在本質問題上，“皇道派”和“統制派”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徹頭徹尾的軍國主義分子。
中國留學生眼裡的“二二六兵變”
當時在日本有為數不少的中國留學生，與一般中國人相比，他們對日本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情況比較熟悉，對這場兵變的認識也比較深刻。當時中日兩國關係非常微妙，絕大部分中國人對日本的對華政策極為反感，所以日本政府很重視中國方面特別是留學生對“二二六兵變”的反應和看法，專門派人在中國留學生中進行調查。
接受日本政府調查的中國留學生池步洲（右一）
關於這場兵變的起因，中國留學生分歧不大，大都認為是日本軍部和政府、軍隊內部“皇道派”和“統制派”之間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但對於兵變對中國以及中日關係的的影響這個問題，則存在著不同看法，大體上可分為樂觀派、悲觀派和觀望派三種意見。
一、樂觀派。他們認為日本政府平息叛亂後，軍方力量遭到削弱，對華政策相對溫和的文官集團將會崛起，中日關係的前景應該比較光明。樂觀派認為：“以鎮壓此次事件為契機，（日本）政界的力量將會比以往更為增強，甚至可能會出現一股牢固統一的勢力，故在將來的對華方針上，以往文交武攻的二重外交將會得到清算，正確的一元化外交能夠最終實現，為中日關係帶來好轉的跡象。”
二、觀望派。他們認為兵變後日本和蘇聯很有可能在中蘇邊境發生衝突，因為日本和德國簽有秘密協定，屆時德國一定也會參戰，德國會從歐洲向蘇聯發起進攻，使其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到那個時候，中國政府除保持中立之外別無他選，將會陷入非常難看的局面。鑑於這種看法，觀望派認為“二二六兵變”對中、日、蘇三國在東亞的相互關係上影響巨大，但究竟會怎樣，還有待觀察形勢的發展，觀望派希望中日關係不要因此遭到破壞。
三、悲觀派。這一派對形勢的分析比較到位，他們認為現在掌權的廣田內閣實際上與此前的岡田內閣大同小異，即便擁有政黨的支持，但仍會被軍部左右。軍部已成為日本政壇的主導力量，只要軍部肆意妄為，無論哪個內閣執政，對華關係都將無法讓人期待。他們還分析說，萬一日本軍方以此次事件為契機，開始推進積極的擴張政策，那麼近在咫尺的中國將首當其衝成為日本人的靶子，中日關係的未來不可想象。
事實證明，悲觀派和觀望派對局勢的分析大體準確，兵變之後的日本，完全控制在一群瘋狂的軍國主義分子手裡，而當時的廣田內閣已經淪為日本軍部的傀儡，正如《日本侵華內幕》一書所說：“政黨內閣已告壽終正寢，（軍人）用恐怖手段，將站在反對軍部立場上的政黨及政黨政治家打到，以切斷國政的（安全）防堤，軍部的這種行動，已經沒有人能夠加以正面阻止了。”
兵變主謀畫像
如果說“九一八事變”和“犬養毅之死”讓日本軍隊徹底擺脫了政府羈絆的話，那麼，“二二六兵變”則使日本軍部成為日本的實際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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