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銷邦訊 各位，我們回顧一下，從權健事件到今天，已經一年多了。這一年多來，整個直銷市場的局面一直非常低迷，是十年以來最低迷的。現在有一個事實擺在行業的面前，如果一旦新冠肺炎疫情結束，直銷行業是否可以恢復。
是恢復到疫情之前呢，還是權健事件之前？
還是恢復到2015年之前的盛況？
我們有沒有可能再進入下一個高速發展的黃金十年？
直銷到了必須要啃“硬骨頭”的歷史時刻。
有的人認為我是痴人說夢話。
的確。
觀如今行業的形勢，那些交過保證金了的，或者公示了但沒有拿牌的企業，大部分不會回到這個賽道，而諸如雅芳、九極等一些直銷公司也已經徹底對這個賽道說拜拜，還有一些企業“精神上出軌”社交電商，“肉體上忠誠於”直銷。當然，還有一批企業決意深耕直銷，如今正在苦苦尋求出路，然而，在多重危機之下，這些企業面臨著各種生存的壓力。
可以說，直銷到了必須要啃“硬骨頭”的歷史時刻。
直銷行業的改革已經進入了深水區。過去靠修修補補，時松時緊的調控已經無法解決這個行業發展的根本問題。
例如，從今天的效果來看，我們放寬了申請直銷的門檻，並不能吸引大量企業湧入直銷；我們增加了一個直銷產品的類別，實施直銷產品和保健食品“雙報備”，但是企業並沒有因此就大幅地“上新”，反而在收縮產品線。這說明，必須解決根本性的問題，才能激發直銷的活力。
我們已經到了必須直面行業頂層設計的時刻。
但凡關注直銷的人都知道，行業呼籲改革的聲音不是一天兩天了，最早從2012年左右就有專家、企業家提出，到2015年呼籲改革的聲音曾經經歷過一個小高峰，近幾年來斷斷續續有人大代表、企業家代表、行業組織提出過，但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輔助性的，並沒有解決直銷行業的根本性問題。
直銷行業發展的兩個根本性的問題，一個是《直銷管理條例》和《禁止傳銷條例》的修改，另一個是能否放開多層計酬。只要這兩個問題無法解決，直銷就無法迎來根本性的發展。
大力降低制度性成本
如果你問一名90後，可不可以想象有這麼一個行業，有符合國家要求的質量規定、生產規定，但是隻能賣幾種產品，超過這幾類的不能賣，他會驚問居然還會有這樣的現象。在國家鼓勵商品自由流通，市場經濟深入改革的今天，對生活消費類的產品作出這樣限制的，仍然真實地在發生。
如果你再問一名90後，如果一家企業沒有一家線下實體店，但是在某寶、某東、某多有官方旗艦店，有符合國家規定的品牌，是否可以被信任，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相信，因為今天太多的淘品牌正是這樣誕生的。
這兩個問題實質上反映的是直銷產品範圍限制、經營區域限制，以及服務網點和分支機構設置的問題，這些限制導致多年來直銷的制度性成本高昂。在今天互聯網高度普及，以及發達的現代物流支撐的條件下，這些限制顯得是多麼地不合時宜。
今天直銷企業的經營成本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制度性的成本，是為了適應直銷這種經營方式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是為了適應監管，而不是適應市場的要求而付出的額外成本。這個成本，超過了微商、社交電商的十倍以上。這就使得直銷的價值鏈被拉得越來越長，它的優勢被逐漸弱化。
對於做電商、微商的許多賣家來說，要把產品賣到全國，不需要開任何一家線下實體店，只要物流到達的地方都能實現。但是對於直銷來說，要做到這一點，你至少需要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各有1個分支機構、平均數量在800多個的服務網點（有的要建2000多家甚至上萬家），每設立一個網點意味著企業要花一筆錢來租店鋪、請人工。此外，你還需要設置一個專門跑服務網點建設的部門，他們的工作就是報備、開更多的網點。並且這些服務網點不能以賺錢為目的，虧錢也要開。有的地方甚至不允許服務網點賣貨。
如此嚴苛的要求，是不是直銷產品的風險等級高呢？並非如此，它被限制在保健食品、化妝品、保健器材等六個大類中。超過這個範圍的就會產生違規的問題。而且直銷企業無法像蘋果公司那樣，做好了各項設計，交給富士康代工，他們必須自己建生產線，或者收購子公司。
所以今天直銷行業改革的第一個問題，是要解決當前制度性成本過高的問題。如果這一項能夠改革，將會大大地減輕直銷企業的負擔，有利於企業將資源投入到能夠產生效益的地方去。
放開多層計酬
關於多層計酬是否可以放開，放開之後如何監管的問題，歷來是直銷改革最敏感的問題，也是爭辯非常多的問題。過去我們常常對這個問題諱莫如深，然而，市場人士大多數認為，直銷之所以在我國是高壓監管和特許經營行業，正是因為多層計酬。而如果沒有多層計酬，以直銷的重重限制和高壓監管來看，幾乎沒有更有吸引力的理由驅動企業進入這個領域。特別是今天來看，如果不能採用多層計酬，加上上述高昂的制度性成本，直銷的優勢，已經被微商、社交電商所絞殺。如果說還有優勢，那麼就只剩下直銷企業擁有實體生產基地，並生產產品這一點了。
換句話說，沒有多層計酬，未來的直銷在面對微商、社交電商時，將不再存在優勢。
所以今天，為什麼我們感到，直銷越來越不像直銷，直銷企業越來越不願意做直銷。越是不貼上直銷標籤的公司，反而比正規的直銷公司活得滋潤，諸如婕斯這類邊緣性的公司，反而成為了當今直銷市場低迷局面下最大的受益者。還有一些採用了直銷的精髓，卻沒有直銷身份的公司，也成為了受益者。
據業內行業組織的介紹，上述兩個問題之所以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主要原因在於目前沒有強有力的因素在推動改革，加上近年來頂層監管的變動，使得問題遲遲沒有被立項。
這不禁讓我想起兩個條例出臺的背景。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其中有一個條款是承諾3年內對無固定地點銷售模式取消“市場準入的限制”，在這樣關乎國家層面的“倒計時”壓力之下，這才有了兩個條例的出臺，所以業內認為，兩個條例是匆忙出臺的。
2019年權健事件後，我國實施了百日行動等一系列市場整頓措施。大亂之後大治，業內曾經認為，經過這次大整治後，到了該談這兩個問題的時候了。然而新冠肺炎之後，這場變革是否還會來，許多人的心裡又打上了一個問號。
可以說，如果不解決上述兩個問題，那麼直銷還將是一個經營成本高昂的行業，將會有更多直銷企業不僅在“精神上”離開直銷，而且“肉體上”也會遠離直銷，那麼直銷市場就還將是一潭死水。直銷要迎來第二個黃金十年，就必須解決上述兩個根本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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