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內地、邊疆的可能性各1/3，你會如何設計高考分數線方案？
你可能會說：三個地方分數線一樣嘛！大家公平競爭嘛！
你也可能會說：讓邊區分數線低一點，其他兩個地方一樣，因為那些地區貧窮，教育條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電腦打字，俺們這裡還是鑿壁借光呢。
你還可能會說：我選擇讓北京上海分數線低一點，其他兩個地方一樣。因為……因為……咦？你們地球夏天真熱啊？
我們知道，這三種選擇，第一種叫“程序性正義原則”；第二種叫“補償性正義原則”；第三種，姑且稱之為“夏天總是很熱”原則吧。
選自劉瑜《民主的細節》
這是一部由鄭瓊執導的紀錄片。
從2009年到2015年，導演鄭瓊耗費六年時間，用鏡頭記錄下來自三個不同地區、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孩子從學校走向社會的成長軌跡。
《出·路》於2018年6月23日在上海國際電影節進行展映，開票當天便一售而空。該片也因此獲得上影節官方特別加場，成為歷史上唯一一部加場的國產紀錄片。
有人說，《出·路》這部紀錄片所選取的三位主人公，更像是中國三個社會階層的縮影。
一個是甘肅山溝溝裡的女孩馬百娟，餵豬、做飯、背穀子，獨自一人沿著蜿蜒的山路，到只有5個學生的小學唸書；
一個是湖北小縣城的復讀生徐佳，前兩次高考均以497分失利的他，不甘心就此放棄，決定重回早已被書本、試卷圍起的課桌，備戰他的第三次高考；
一個是家境優渥的北京女孩袁晗涵，從最好的藝術高中輟學後，靠寫詩、畫畫來打發時間，一邊準備申請留學，一邊自己做傢俱開咖啡廳。
6年的時間裡，他們長大成人，尋找著各自的出路。
這部紀錄片的拍攝源自導演鄭瓊和袁晗涵媽媽的一次閒聊。時任欄目《半邊天》導演的袁晗涵媽媽在與鄭瓊聊天時提到女兒的故事：17歲從全國最好的藝術高中----央美附中輟學，富有才華而又追求隨性與自由。這令鄭瓊對此起了興趣，她想知道是什麼原因促使本該備戰高考的女孩選擇退學，去追求自己想過的生活。作為對照，鄭瓊回到湖北老家，在她曾就讀的高中找到了與自己經歷相似的復讀生徐佳。此後，拍攝對象又加入了甘肅大山裡的貧苦女孩馬百娟。
三種完全不同的人生，自此便在《出·路》這部紀錄片中有了交集。
在鄭瓊看來，儘管這三個孩子的人生經歷天差地別，但他們都在自己的困境裡，努力找尋著自己的出路。
2009年的他們
甘肅白銀市會寧縣頭寨子鎮野鵲溝，一個不知名的山溝溝。
馬百娟自小便生活在這裡。她的父親已經六十歲了，母親不幸患有智力障礙，年長的哥哥14歲就不得不外出打工來支撐起整個家庭。年幼的馬百娟自小時候起便開始承擔起照顧家庭的重任，每天餵豬、做飯、打水，幹起農活來早已輕車熟路。
鏡頭裡，一望無垠的荒坡上，父親、母親、哥哥和年幼的馬百娟一起趕著驢子背穀子。小小的身軀揹著沉重的谷捆，在蜿蜒崎嶇的山路上搖搖晃晃地前行。靠這穀子磨成的麵粉，是馬百娟一家主要的口糧。
“人，像螞蟻一樣負重生活。”
每天清晨，天還矇矇亮的時候，馬百娟就早早起床。一碗簡單的開水泡饃饃下肚，就要背上書包，啟程前往學校。
在上學的路上，馬百娟路過一家簡陋的小賣部。她掏出僅有的幾張毛票，仔細清點著自己需要購買的文具用品，然後笑嘻嘻地齊步走在通往學校的山路上。
2009年，馬百娟已經12歲了。但還在只有5個學生的野鵲溝小學讀二年級。
提到上學，馬百娟的眼裡總是滿懷著渴望。她手捧著課本，操著一副不太標準的普通話朗讀著課文，眼裡閃爍著光芒，嘴角掛著藏不住的笑意。
她曾在在日記裡寫道：“我長大後去北京上大學，然後去打工，每個月掙1000塊，給家裡買面，因為面不夠吃，還要蓋房子、挖水窖，因為我們沒水吃。”
徐佳是湖北咸寧小縣城裡的高考復讀生。
他的父親認為農民工沒有文化，在城市裡打工受了很多屈辱，篤定砸鍋賣鐵也要供兄弟倆讀書。然天不遂人願，面對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樣的497分，徐佳懷疑這是老天爺和他開了個玩笑，他甚至開始有了輕生的念頭。
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徐佳父親的離世。2007年的一天午後，吃完飯的父親開著親戚的大卡車，在經過親戚承包的一個山頭時，連人帶車栽下山去。
參加高考，念大學，是父親的遺願。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也為了讓自己和家人更好地生活，徐佳頂著巨大的心理壓力，選擇重回咸寧，開始自己的第三個高三生涯。
“復讀剛開始的一段時間，整個人都會冒汗，手發抖，完全做不了事，做不了題目。”
老天還是待他不錯的，徐佳長達三年的一貫堅持也終於換來了湖北工業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父親多年未了的夙願，終於算是圓滿了。
袁晗涵，出生在北京，自小在皇城根下長大。
17歲的她在央美附中留級一年後，仍舊有幾門課不及格。一天媽媽告訴她，可以捲鋪蓋捲回家了，已經幫她辦好了退學手續。當談及退學的時候，她很不情願地對著鏡頭說，不想退學，因為自己新買的小被子和小褥子還沒睡夠兩天，自己就要走了，心裡有點捨不得。
“我也很恐慌，我恐慌的不是我沒事幹，而是我會不會一直沒事幹。”
袁晗涵說，退學之後，她最大的敵人就是無聊。為了打發無聊的時間，她每天都花費大把的時間在看書和看電影上。她還在南鑼鼓巷租下一間年租2萬的鋪子，開起了咖啡館。
提及以後的生活，袁晗涵說，她從未想過以後會做哪一個階層的人，只要不會餓死就行了，而在她的眼裡，沒有人會餓死。
2012年的他們
三年後，馬百娟也已長成一個15歲的大姑娘了。
靠著省吃儉用存下來的低保錢和大哥打工賺的錢，馬百娟一家人在寧夏中衛買下了一院房子，生活條件相較之前也提高了不少。然而，馬百娟卻沒能夠繼續她的學業。
雖然學校老師還在做最後的努力，說馬百娟按時交作業，學習也在努力，但最終還是被哥哥一句“純粹不想念了”擋了回去。學校的大門外，馬百娟駐足朝裡面觀望了好久，還是遲遲不肯離去。
馬百娟的父親說：“上學要打工，不上學也要打工，為什麼要上學？女娃娃是別人家的人，書多少讀一點兒，夠用就行了。只要生了娃，拖累也大。即使有工作，幹也幹不成。”
在這種封閉的環境下，早點嫁個好老公似乎才是女人唯一的出路。
2014年，16歲的馬百娟，不得已嫁給了表哥。
徐佳已經是快上大四的學生了。
臨近畢業季，校園裡到處張貼著考研、考公的佈告。徐佳知道自己的家庭條件並不足以支撐自己繼續深造，對此時的他來說，早點就業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找工作的道路一點也不如想象的那樣順利。網上海投的簡歷湮沒無聲，很少有能夠收到面試通知的。
望著遠處寫有“不可能”的標語，他一度懷疑，自己究竟能否通過高考讓家庭過上更好的生活？
“每個人的命運都不一樣，很多東西都是不公平的，但是，這事你沒有辦法去改變。我現在接受，這種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會努力去改變這種現狀。”
徐佳在畢業前與一家電力公司簽約，影片中他回學校的路上說，簽約完感覺心裡空落落的，有一種把自己賣出去的感覺。
袁晗涵來到德國的杜塞爾多夫留學，繼續她的藝術生涯。
全世界的頂級學者、藝術家都會來這裡講學、辦講座。這裡有很多人夢寐以求的資源，而袁晗寒卻從來不上心。即便到了德國，她仍在對抗著生命裡最大的敵人：無聊。
她受不了去畫室，一進畫室就感覺胃疼。
她會在蘋果電腦上做手卷煙，毫不在意刀片是否會刮花顯示屏背後的磨砂面。
她會去魏瑪和朋友玩，瞻仰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講著不為人知的故事。
生活在袁晗涵那裡，彷彿放慢了節奏。她可以浪費著大把的時光，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015年的他們
時間又過了三年。
馬百娟的故事到這裡就戛然而止了。
馬百娟的父親得知紀錄片的拍攝為私人拍攝時，要求導演鄭瓊支付兩萬元才能繼續拍攝，否則就不要再糾纏。
徐佳找到工作後就和一直陪伴他的女友結婚了，他想要給自己的父母、女友一個交代，也希望通過早日成家來減輕家庭的一份負擔。結婚、生子、買房、孝順母親，徐佳仍舊按照自己早已定下的人生規劃，一步步堅實地走著。
袁晗涵在畢業前的假期來到上海實習。同年，她在北京註冊了自己的藝術投資公司。
她並不喜歡德國這類發達國家安逸的生活。那些別人所向往著的生活，在她的眼裡只剩下無聊二字。
在被朋友問及將來是否會回國時，她說，應該會，問為什麼，按照她的意思一個發達的國家可能更適合養老，而她想做點什麼，發展中的國家可能更適合她。
結尾
“這3個人物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中國各種群體面對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們要找到各自的出路，包括這些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毫無交流交集的隔離，也需要找到溝通的途徑。”
導演鄭瓊認為，這正是這部紀錄片《出路》的意義。
看完這部影片，我們很難不去思考“階層固化”“階級分化”，以及“原子化社會”的問題。
清華大學的李強教授認為，當前中國的社會結構，無論是“土字型”還是“倒丁字型”，底層群眾仍舊是佔有很大的比重。社會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衡、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催生出貧富差距、階級對立等一系列現實生活中的社會問題。加快社會階層流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例，促進社會結構朝著橄欖型社會發展的現代化轉型仍任重而道遠。
“唯一的出路是要去打破成功學，以及社會制度、權力文化所帶給你的枷鎖。每一個生命都是珍貴的，當社會外衣脫掉的時候，我覺得它是融合的。”
鄭瓊認為，在輸贏的社會里，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真正的出路不在於要離開哪裡，而是在於我們的內心是否對自身所處的這個文化有覺察和反省，並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絕對的公平。我們總是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但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羅馬，有些人窮盡一生，卻沒能有機會見到羅馬。我們也許不能選擇自己的出身，但我們可以努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一抹亮色。
“命定的侷限儘可永在，不屈的挑戰卻不可須臾或缺。”
無論身處怎樣的困境之中，只要付諸努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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