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旭
那年秋天，我調到松山大隊報到時，認識了老房。
他那時50多歲，正值壯年，身體結實硬朗，理著個光頭，一臉嚴肅，言談舉止沉穩，不苟言笑。
他明明是中隊指導員，別人介紹卻稱其為房“政委”，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很納悶。
後來經打聽才知道，由於他工作原則性強、作風紮實，辦事認真，為人正統而有威嚴，有人就說他像個“政委”。加上他又是隊里黨支部委員，大家覺得稱其為“政委”恰如其分，便這麼叫開了。
初來乍到，僅憑這個“政委”的雅號，就讓我對他產生敬畏，工作不敢有絲毫馬虎和任何懈怠。
後來我瞭解到，他是一位1959年入伍進藏的老兵，參加過1962年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和多次平叛剿匪戰鬥。20世紀70年代初，碰上國家“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軍轉政策，他二話沒說，就回家鄉當了農民。
在富平老家，他擔任大隊幹部，帶領社員打井、修壩、平整土地，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幹得熱火朝天。過了幾年，國家落實政策，他穿上警服成了警察，來到渭北高原的崔家溝，參加監獄工作。
他為人低調，不喜歡高談闊論，抓工作身體力行，很有一套。有幾天，他晚上進監所，看到個別管教民警到了學習時間，還在值班室看電視，他也不正面批評，只是有意抬腕看看手錶，“噗噗”幾聲，使勁吹掉菸嘴裡的剩餘菸頭，拿起筆記本“啪啪”用力拍打兩下，起身就出了門。別人明白他的意思，連忙關掉電視機，進監捨去組織犯人學習了。
一位同事說，他有個親戚在隊上服刑，想讓老房照顧點，春節期間買了一些東西去了老房家裡。沒想到，一進門就見老房黑著臉，沒有一點好臉色，弄得很尷尬。臨走時，老房讓他把東西帶走，他婉言要留下，老房立馬火了，厲聲說：“你不拿走，我就扔垃圾堆了！”他不得不提起東西灰溜溜地走了。
新來的政工股長見老房有些面熟，說在西藏當兵時，1969年回家探親，路上下雪，困在靈芝地區米林縣的一個團部營地半個多月，見到一個人很像老房，老房一聽就來了勁。
政工股長說：“那人理著個光頭，一到吃飯時間，就拎著碗和筷子，從後勤連那邊過來了。”還說：“我們聊過兩句，那人在團裡擔任後勤助理，是個富平人。”
老房聽著眼裡閃起光亮，激動地說：“那年我們團就在那兒駐防，你說的人十有八九是我。”
隨即，兩人打開話匣子就聊上了。言語間，老房情緒時而亢奮，談笑風生；時而低沉，若有所思；時而感慨，長吁短嘆。給我的感覺是在雪域高原，不僅有他美好的記憶，還有他難以忘懷、無以名狀的傷感。
有一次，我的打火機壞了，他從辦公桌抽屜中拿出一個流行的“老闆”打火機給我用，看我不解，他說：“給你，你就只管用。”
後來我才知道，他看不慣兒子剛參加工作，用這種高檔打火機，就給沒收了。
我們在一起工作3年，無論遇到什麼煩惱的事，從不見他有過怨言。
望著老房寬厚的背影，我常想，他在西藏真槍實彈經歷過許多戰鬥，身上一定有許多故事，而且是立過戰功被提幹的。然而，對於那段經歷，他卻從不提及，反倒是轉業回鄉務農的經歷，講起來就來勁。
那幾年，在他的影響下，隊裡工作井井有條，各方面搞得都很出色，黨支部還被評為全省監獄系統“十佳支部”。
我們雖然相處時間不長，也不知道他對我的印象如何，可在他退休後，每一次遇見，我覺得比在我們一起工作時還親切。
如今，他去世多年了，我還總是想起他……
（作者單位：陝西省崔家溝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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