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中華帝國的大混亂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造反”都發源於南方，最近的一次便是發源於廣西蔓延至長江下游廣大地區的太平天國運動。而1900年的農民“造反”卻發源於帝國的北方，蔓延的走向也是一直向北。當帝國的整個北方都已經混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時候，帝國的南方卻是另外一番寧靜的和平的景象，彷彿中華帝國此時為南北兩個不同的國家。
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是：當帝國政府要求南方各省加入“滅洋”行動的時候，帝國南方各省的封疆大臣聯合做出一個決定：抗旨。
在大清帝國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開指責朝廷的聖旨是錯誤的，並且明確表示堅決不予執行，這是帝國曆史上無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這個意外至少可以說明：在洋人們以軍艦大炮開路，同時裹挾著工業製品、科技成果、貿易觀念以及社會文明等等附屬物強行進入中華帝國的同時，也為這個古老的帝國帶來了近代歐洲的政治風格。這種風格隨著商品貿易和經濟生活的日益活躍而悄悄地改變著帝國某些官員的思維方式，從而風蝕岩石般緩慢但卻是無法逆轉地影響了這個帝國的政治格局和統治模式。於是，在帝國北方農民們“造反”的同時，帝國南方的官員們也同時在另外一個意義上“造了反”。此時的大清帝國風雨飄搖，南北的“造反”形勢各具奇趣。
1900年帝國南方的數省大臣長久地被中國人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這些帝國南方大員的職務和名字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閩浙總督許應揆、四川總督奎俊、福州將軍善聯、大理寺卿盛宣懷、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等，另 外，兩廣總督李鴻章雖因奉旨北上議和而沒在“無恥之徒”的名單內，但他是最先倡導“互保”的最重要的南方大員之一，因此也難逃歷史惡名。
當帝國北方義和團們“滅洋扶清”的旗幟席捲山東、直隸，帝國政府支持義和團行動的暗示已經被官方渠道證實了的時候，帝國南方官員們的反對態度出奇的一致，他們“見太后所行，自招滅亡之政策，極為焦慮，發電力阻”。（榮祿致許應騤書：《庚子拳變始末記 》，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頁。）“莫不謂拳匪釀禍，貽誤國家，疾首痛心，同切憂懼。”（同上，第195頁。）南方的官員們一反帝國官員歷來在政治表態上的隱諱曖昧模稜兩可的慣例，沒有拖延、沉默和秘密勾結的陰謀，而是各自迅速地用奏摺的方式直言不諱地向慈禧表達了“堅決剿滅，以絕後患”的政治主張。
湖廣總督張之洞明確下達了對義和團“實力彈壓”命令，而在帝國政府對外宣戰的前一天，即6月20日，朝廷接到了兩廣總督李鴻章的一封電報：“眾議非自清內匪，事無轉機。”所謂“眾議”，說明帝國的南方大員之間已經經過協商並達成了立場上的一致。他們不顧朝廷的明確傾向，強烈要求慈禧“宸衷獨斷，先定內亂，再弭外侮”。李鴻章的這封電報到達北京的時候，德國公使克林德已經橫屍崇文門街頭了。帝國北方的政治局勢自此陷入了一片混亂。
儘管帝國的南方沒有發生任何動盪的苗頭，但是長江江面上還是出現了異常，引起異常情況的是英國人。
1900年中華帝國的長江兩岸是英國商人的巨大“市場”，因此北方義和團的舉動引起了英國人的極大恐慌，他們認為帝國北方農民們的造反隊伍如果向南開進，將嚴重危及英國在帝國南方地區的商業活動。於是英國政府決定向長江派遣軍艦，以保護英國在長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朝廷宣戰的前四天，即6月17日上午，英國駐漢口代理總領事法雷斯奉英國外交大臣的指令去見湖廣總督張之洞。法雷斯說的話令張之洞立即警惕起來。法雷斯說：“如果長江流域發生動亂，英國政府可以提供切實的軍事援助。”（何文德：《中國海 關與義和團運動》。）
這個外交辭令的含義很明白：如果義和團蔓延到長江流域，洋人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英國將向這個地區出兵。張之洞立即回答：如果需要援助的時候，會和英國領事協商的。但是，這裡不會發生 什麼嚴重的事情——帝國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回答的含義也很明確：他有能力防止義和團在此地的蔓延，不需要英國人的一番“意”。帝國的南方官員不願意看到英國軍艦深入長江水道，因為此先例一開，各國軍隊就會隨之蜂擁而至，那樣帝國整個國家的政治利益和商業利益就會受到威脅。
張之洞隨後立即給兩江總督劉坤一發了電報，在兩人的觀點達成一致後，他們聯名致電中華帝國駐英國大使，請他轉告英國政府：中國自己有足夠的力量維護長江流域的安全。若英國一旦派軍艦進入長江，定會引起中國百姓“驚謠生事”，那樣的話各國“援照效尤，更難收拾”。
必須尋找出一個令雙方都感到安全的辦法。張之洞在先前給英國領事的電報中第一次提出了“互保”的概念：“我湖北已添重兵，貼出告示，嚴飭各州縣，禁謠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護！”
這就是後來演變成著名的《東南互保章程》的發端。所謂“互保”，簡單地說便是：帝國南方官員絕不支持義和團殺洋人的舉動，不承認帝國政府對各國《宣戰詔書》的合法性，並且會採取各種措施保護洋人在華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帝國南方採取包括軍事攻擊在內的任何過激行為，必須遵守帝國的法律和道德禮儀，和中方以和平狀態進行正常的商品貿易。
普天之下，皇土之上，帝國的官員曾幾何時敢說朝廷的詔書不合法？而現在，帝國南方的封疆大臣要聯手保護帝國東南的安全和利益，為此他們不惜抗旨！
大理寺卿、時任帝國電報局督辦的盛宣懷由於職務關係，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員“召集義民”的命令。盛宣懷竟然把朝廷的電報扣押下來，然後立即給李鴻章發了電報。
這是一封極其重要的電報，它不但準確地預測了帝國政局發展的未來，而且首次提出了“聯絡一氣，以保疆土”的建議：
千萬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無信，各國鹹來問訊。以一敵眾，理屈勢窮。俄已據榆關，日本萬餘人已出廣島，英法德亦必發兵。瓦解即在目前，已無挽救之法。初十以後，朝政皆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兩宮所出者，將來必如咸豐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為疆臣計，各省集義團禦侮，必同歸於盡。欲全東南以保宗社，諸大帥須以權宜應之，以定各國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撫聯絡一氣，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辦法。（《李鴻章全集·電稿》，卷二十二。）
李鴻章立即把這封電報轉給了劉坤一、張之洞。
6月21日，令南方官員和洋人們都感到驚慌的消息傳來：帝國政府宣佈自即日起與各國正式進入戰爭狀態。帝國的南方官員立即用電報緊急磋商，最後達成這樣的看法：朝廷的決定是在“暴民脅迫了政府”和“朝廷裡出了拳黨”的情況下做出的，《宣戰詔書》的頒佈“絕不是皇上的本意”。張之洞立即給朝廷打電報，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軍不得亂動”，“嚴密保護使館和使館人員以及外僑的生命財產安全。”張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只有保住使館才有挽回局勢的可能”。
然而，就在帝國南方的大員們猜測朝廷的《宣戰詔書》是否有效和自己應該採取的應對措施的時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聖旨到了。面對上面蓋有皇帝玉璽的聖旨，官員們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對《宣戰詔書》的表態只是態度，現在朝廷要讓他們行動了。帝國官場的常識是，官員可以貪汙、受賄、腐化、墮落，甚至可以消極怠工，可以以私誤國，帝國的官場從沒把這些這些“小節”放進官場道德的範疇中去；但是，自古以來，帝國的官場決不允許抗旨——“旨”這個漢字在中國有一種威嚴的氛圍，它的含義已經超出了“皇家文書”的字面解釋，而成為“不得更改”的代名詞。在帝國，是否“遵旨”是衡量一個官員是否“道德圓滿”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的標準。一個帝國的官員如果公開宣佈他要“抗旨”，不要說他的腦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就是周圍的人以及身後的歷史對他吐出的譴責的唾沫也會把他淹死。
帝國南方的官員們正為難的時候，李鴻章獨自一人給朝廷發去了一封電報——帝國兩廣總督李鴻章對朝廷要求各省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聖旨態度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詔。”（羅敦融：《庚子國變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頁。）
“亂命”一詞是李鴻章精心選擇的政治術語，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個不真實的“偽詔”，因此不存在對帝國政府的反叛意圖——帝國南方的官員還沒有大膽到可以不加掩飾地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地步。儘管如此，這個表態已經是開天闢地了。帝國南方的官員們獲悉李鴻章的電文後信心大增，決心將帝國南方各省聯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這也許是上一個世紀之交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話，它標誌著在封建帝國內具有近代政治意識的官員第一次在國家政治事務中顯示出鮮明的獨立性和抗爭性。大清國南方日益活躍的商品貿易和經濟活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官員們的思維方式和統治模式，這種影響雖可能如風蝕岩石般緩慢但卻是不可逆轉的。
後世對於“東南互保”的歷史評價，褒貶不一。雖然在以後很長時期內這些人被是非不分的部分國人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但在１９００年的庚子巨禍中客觀上確保了大清國南方半壁江山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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