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武汉市内的实际情况，我们采访了一位武汉的外卖小哥。
在封城的日子里，三十多岁的老计每天戴着口罩，骑着自行消毒的餐车，穿行在武汉的大街小巷。
他用一台“破烂工作手机”，记录下自己看到的一切，里头有商家、客户、医生、宠物和同行骑手。
他说，现在的武汉，不是一座死城。每户房、每扇窗背后，都有人。
跑才有钱挣，不跑就没有
我是湖北人，老家是一个以水著称的小城。
去年七月，我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只好来武汉当一名“外卖老哥”。
一月初，我就决定不回家了，想趁着过年多挣点。
春节期间，不但单子多单价高，还连着一个冬季送餐挑战赛 —— 只要不中断，奖金可能高达六七千。
这个诱惑太大了，我平时的工资也就五六千。
封城后，武汉街头只剩下交警、清洁工和外卖小哥。
和所有武汉人一样，在1月20日钟南山发表讲话前，我都不觉得疫情有多严重。
1月21日号那天就不一样了。一大早，便利店的单子突然变得特别多，打开一看，全是买口罩的。
晚上五六点，我收到一个跑腿单，客户托我买N95。
那时我还不知道N95是什么，转了好几家药店都没有，想到早上那家便利店可能还有一次性医用口罩，就问他要不要，他说那也行。
大家都开始做防护措施了，我肯定也要做啊，于是给自己买了三盒口罩。
送单途中会路过许多药店，门口大多都挂着断货的牌子，更狠的是写着：温度计、消毒剂、药，全都断货。
23日凌晨两点，我刚好在刷微博，刷着刷着就刷到封城的消息，还是官方发的，蓝V。
第一反应是太不真实了，上千万人的大城市，说封就封，连市内交通也停了。
不过我和家人都没有太紧张。
家里曾经有烈性传染病人，我们照顾过他，知道该如何防护。
市内交通停摆后，一个戴口罩的胖嬢嬢在路中间拦车。她说要打车去徐东，但我这一路过来，没见过一辆的士。
市内交通停摆后，一个戴口罩的胖嬢嬢在路中间拦车。她说要打车去徐东，但我这一路过来，没见过一辆的士。
我不知道有多少骑手离开武汉。他们可能是春节返乡，可能因为疫情离开，也有可能留汉但不送单。
可以肯定的是，除夕、初一、初二那三天，送餐的骑手特别少。
我是一名兼职骑手，和正职不同，没有线下的统一组织，也没有节假日的值班补贴。
跑才有钱挣，不跑就没有。
大年三十晚上，我给自己放了假。第二天出工时，商家说除夕好多单子没人送，最后都取消了。
一位客户下单买了十几桶方便面。
我现在每天最少换两次口罩，用酒精消毒液给餐车消两次毒，用酒精片擦拭骑行手套。
平台也反复提示风险，督促我们戴口罩和消毒，并要求每天上报身体情况，选择“发热、不发热、正常”等选项。
我的装备，六十个口罩，四个温度计。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防范方法是和别人保持安全距离。
比如送餐时，尽量不交谈不接触。
我会事先把外卖袋的手提部分给客人捋好。交接时，我托着下边，他们从上边一拎就走，这样就避免了身体接触。
没过多久，平台就推出了“无触碰送餐”的服务，可以把外卖放在小区门口或单元楼下，让客户下来拿。
封城后，许多市民见到我都会诧异：“这时候还有外卖吗，哪里还能点？”
我说对啊，我们一直都能送，一直都能点。
疫情发生后，我有种特别奇妙的感觉。
说实话，骑手这行，本来就是个蛮低级的工作，不需要多少学识多少技术。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好像也在为这个城市贡献着力量，尽管非常微小。
只要大街上还能看见外卖小哥，就证明这个社会还在良好运转。
没单的时候，我在路边晒太阳，对面坐着一位清洁工大哥。
大年初一就送呼吸内科
我也想趁着送外卖去看看，是不是像微博上说的那么慌乱。
初一早上，我在APP的抢单大厅里看到送往中南医院的单子，从起床到准备出门，一直都没人领，那我就领了吧。
中南医院很大，有11栋楼，我的目的地在4号楼的16层。
我上去一看，正是呼吸内科。
也太巧了吧，大年初一就送到呼吸内科。
出乎意料的是，医院里很安静，没有想象中的病患扎堆，我猜病人已经进行了集中转治。
偶尔走过几个戴口罩的人，看起来也并不慌乱。
收单的是位老人，在普通病房，看起来状态还可以。
我把外卖放在床边的椅子上，说了声“你好你的外卖”，就离开了。
安静的四号楼
下午我又接了一单，送去武昌医院西区门诊部。
这是个大单，光米饭就有十几份。四个大手提袋装得满满当当，餐车都装不下，还得放在踏板上。
到了门诊部，我在马路边上给收单人打电话，他却说自己没有点餐，也没在上班。
我只好联系点餐人，等了大概五分钟，对方给我发了个新电话和新地址 —— 洪山区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往常，这样的单子是最让人恼火的，既麻烦，还耽误时间。
如果下单的地址和实际送达地隔太远，会被系统判定为违规炒作。
来到新的地址，一位年轻的医护人员戴着口罩走出来。
我先把踏板上的两袋递给他。他很意外，连说谢谢，提着东西就转身离开。我又叫住他，把餐箱里的两袋也拿给他。
他很惊讶，“还有吗？”
我能感受到他语气里的惊喜。
我不清楚点单者是谁，猜想是某位网友送给医护人员的。
这个单子原本预计20分钟就能送达，但最后花了一个多小时。
我还接了一个跑腿订单，是女儿给前线的爸爸送热饭。
骑手间流行一句话，“你都他妈的当骑手了，你还在乎个他妈的传染病？”
这句话必须得带脏话，不带脏话就没有那个意思了。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里边的自嘲。
虽然嘴硬，但大部分人还是不太愿意接医院单。
比如2月2号早上，有个送往武昌医院的单子，挂了很久都没人领。直到又来了一单武昌医院的，才被领走。
我猜想那位骑手本来不想跑，但一趟能赚两趟钱，就愿意了。
几天后，外卖平台开通了医院专送，可以根据医院的安排送到指定地点。
医护人员的三餐有了保障，我们接到的医院单便少了很多。
遇见一个盒马骑手。我把正职骑手称为“正规军”，正规军来了，就没我们游击队什么事了。
即使不在医院附近，依然能感受到生活的微妙变化。
有次送外卖，接单的大姐戴着口罩，一直咳嗽。
接过外卖后，大姐进楼刷卡，一对夫妇在后面。男的离得比较近，想跟着进去，免了再次刷卡的麻烦。
同行的女性见状，喊了声“嘿”，冲男的使了个眼色。男方大概明白了什么，立刻停下来，两人等了好半天才上楼。
目睹这一切的我，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下单的姑娘，咳嗽了但没有发烧症状，在家自我隔离，不敢让爸妈知道，问我能不能帮她买药。
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似乎与危险有关，有的吵闹，有的平静。
前几天，我经过武昌医院门口，一位晒着太阳的阿姨忽然身子一倒，医护人员赶紧跑过去扶住她，然后抱着往医院里走。
很平静。
周围站着的人、后面的保安、街边的医护，身后商店的老板，都很平静。
我却觉得好像有一座山向我压过来。
这里的生活还在继续
封城后，人们的需求改变，我收到的订单也跟着变化。点外卖的少了，买米面鸡蛋零食等生活用品的多了。
到了夜里十一二点，外卖单又开始增加。
我推测大家都窝在家里，晚睡晚起的，对夜宵的需求比较大。
一个家里没存粮了的客户，备注要生鸡蛋。
药品的单子也多，奥司他韦和莲花清瘟胶囊是最多人买的。
但口罩和各种消毒液基本买不着了。路过还有货的药店，我都有意识去排队囤货。如果之后有客户再下单，我可以转卖。
路过药店时，看到有人排队我都会凑上去，多半是新物资到了。
目前来说，市里生活用品的供应还是充足的，没看到哄抢物资的情况。
不过蔬菜算得上稀缺。
有一次，顾客让我帮忙在某个超市买点青菜。
我有些为难地说，怕不好买。对面误会了，赶紧说可以再给我个红包。
到了超市，果不其然，凡是带叶子的都卖光了，只剩下土豆，尖椒、洋葱。
还好我知道的一个专门卖蔬菜的小店还有，赶紧乱七八糟的买了一些，但是老板说明天就不开业了，进不到货。
蔬菜是卖的最快的，去晚了就没有。
还有一次，我在路边菜摊遇到一个饿了么的骑手跟老板娘商量退货。
原来顾客让他按照半个月的量买菜，他买了七百多块钱送去，顾客又嫌多，要退一部分。
老板娘说这都是叶子菜，不给退。
1月28日，一位小贩在路边戴着口罩卖菜。白菜4元一斤，菜苔10元一斤，比超市便宜。
不单是人，动物们同样遭受着疫情的影响。
初二晚上，我接了个跑腿单，帮一个不在武汉的姑娘去照顾她家的猫，她已经离开四天了。
一进门，哇那个臭味，生化武器啊。
我还看到地上躺着几个小东西，眼镜雾蒙蒙的看不清，以为是死老鼠。走近一看，竟然是死掉的猫仔。
原来这几天，有只猫生崽了。
主人知道后，哭得泣不成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只好把死去的小猫连同铲掉的猫砂，一块丢到垃圾桶里。
临时铲屎官，换好了水和猫粮。
另一个离汉的主人，把猫寄养在宠物中心，那只叫年糕的猫却不知道怎么就跑出来了。
主人下了个跑腿单，找人帮忙捉猫。
一大早，我们三个人信誓旦旦地出发，一路扫到33层的天台，才发现了它的踪影。
我们一开始用小鱼干和猫罐头引诱，它看都不看。
又找了双袜子，用电线绑起来。面对这个粗糙的逗猫棒，年糕看了一眼，依旧不为所动。
无动于衷就算了，它还从没关上的天台门，一溜烟跑去了隔壁的单元楼道里。
还扫吗？这个楼有他娘的三十三层！我爬不动啦！
幸好，下午我们终于把猫逮着了，每人分到了180元的酬劳。
小年糕，这回你可跑不掉了吧。
我的生活和工作没受到太大影响，只是经常点的煲仔饭关门了，每周去的网吧停业了。
许多人都喜欢说“武汉加油”，但这个词太大了，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我能记住的，都是那些微小而真实的感动。
有天晚上，我骑着车，看到一个姐姐抱着只泰迪在前面跑，三条流浪狗在后边追。
我感觉不太对劲，停下来问她没事吧。她说没事，还说了声谢谢。
我继续往前走，车还没起步呢，就听见她在身后又大声说了句，“谢谢啊。”
平时，我也许听不到这样的谢谢。
但在这个特殊时期，每一个身处武汉的普通人，都特别特别需要鼓励，特别特别需要关怀。
有种被烟熏了眼睛的感觉，我差点哭了。
1月29日，路过沙湖公园，发现春天已经到了。
原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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