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对我国的乡村发展规划有何借鉴？

尽管中国和德国农村发展路径和现状差异巨大，同时又受到不同的国家政策、经济模式等的影响，但是在“

全球城镇化”的时代，乡村遇到的困境都是相似的，即人口空心化带来的乡村活力不足甚至逐步消失等问题。因此，看看德国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探索对于我国农村发展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作为直到1871年才从数百个封建领地走向统一的传统农耕国，德国的国民普遍具有较为浓厚的乡土情结，同时也是目前全世界最重视实体经济和就业、最强调均等化配给的大陆发达国家之一。德国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国土开发、城乡建设等领域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区域和城乡差距历来都是政府重点关注和干预的内容。

1、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倾力投入并未缩小城乡差距

从1990年两德统一开始，联邦政府大力投入东德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每年花在原东德州城乡建设资金达80亿～145亿欧元。由于国内资源极其缺乏，绝大部分工业原材料需要进口，因而德国工业产品和基础设施尽可能做到经久耐用。经过多年建设，原东德地区基本实现了便捷而高质量的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覆盖，与西德地区相比，东德乡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上的差距已经几乎可以忽略。然而，德国联邦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倾力投入并未能达到缩小东西德区域和城乡差距的预期效果。原东德地区出现人口大量减少、高度老龄化、空心化，城乡失业率和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远远高于西德。德国各界开始对既有乡村规划进行评估和反思。

2、传统“垂直构架”乡村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弊病

德国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规划主要基于传统“垂直构架”的乡村规划、投资和发展体系。这种体系通过纵向等级组织，将公共服务和生活基础设施在全国范围内均等分配的模式建构，其分配标准是基于现状和空间规划预期下的人口参数，通过定义某些重点城镇、重点村，进而加强该区域发展的空间组织和带动作用，最终实现城乡资源均等化配给。然而，在当代全球城镇化发展的巨大作用下，德国的乡村发展中已经逐渐突显出明显的弊病，主要表现在：按人口和等级安排的“均等化”投资难免大量投入到发展意愿不高、资源潜力不足的所谓“重点地区”，但并没有形成预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形成巨大的投资浪费；而那些自身具有较强发展意愿、且具有潜在资源和发展条件的乡村地区，却往往因为人口基数和行政等级低而丧失了投资和发展的机会。

3、当代德国基于“资源-网络”的乡村“自下而上”发展新模式

于是，一种跨越“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旨在构建灵活而开放共享的“资源-网络”发展新模式开始实施。这个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可以跨越行政等级和行政区划形成新的发展主体，不再完全依附于“中心地”等级模式，层层行政体系“自上而下”的纵向均等化资源分配过程，形成“自下而上”的乡村发展补充动力。该模式通过“自下而上”的乡村联合和资源反馈，将地方政府的发展意愿、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以及潜在自然、人文、人力资源和当地民间团体智慧汇集起来形成“资源-网络”，申请与之发展意愿匹配的欧盟、联邦、州发展基金和企业、机构提供的各类发展基金项目，优秀的“资源－网络”体系在第三方评估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能将有限的投资高效地注入最富有发展意愿、活力和潜力的地区。

4、德国经验给我们乡村振兴的启示

（1）“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理念下，当前中国正处于大规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给阶段，对广大乡村加大投资建设好处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投资既能拉动经济增长、消化过剩产能，又能通过农村资产增值提升农民收益，并通过为进城务工人群“留有退路”的模式有效降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风险，保障基层稳定。然而，中国乡村建设根据户籍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划分重点村、特色村和保留自然村，基本形成了自上而下、层层覆盖的乡村规划和政府投资体系，同时也

存在新一轮财政投资大量低效、浪费的风险。德国和欧洲其他乡村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仅仅凭借自上而下、大规模、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并不一定是高效的，不计成本的乡村建设投入所留下的低效资产也往往转化为新的、沉重的地方债务负担。

（2）城乡之间真正需要的是形成良性的资本循环和人口回流，这就需要在传统“自上而下”体系之外，通过恰当途径培育“自下而上”的乡村发展和规划、投资补充体系。从长远机制看，农村要避免衰落，归根结底还是要增强资金和资源的回流。深入挖掘乡村资源是打动投资的重要手段，人文资源和本地智慧是乡村资源的重要支柱。只有在乡村规划中甄别和尊重人即地方智慧和草根团体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一村一策、因地制宜，真正使乡村充满文化和活力。

总之，在“全球城镇化”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中国新时期的乡村振兴，必将不同于传统的城镇规划：相对于规范化的规划条例、普适性导则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新时期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更需要一种“一村一策”的定制规划，规划师最重要的工作应当是甄别和发现乡村的物质与人文资源，并通过建构有效的空间与网络平台实现资源与资本的高效匹配，提升“资本下乡”的绩效、进而有效推动中国乡村地区的振兴。希望对德国经验、困境和前沿探索的探讨能够为中国的乡村规划带来有益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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