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愛國主義早在先秦時期就在“憂道”的基礎上發展起了一種憂國憂民的倫理精神。在中華愛國主義之憂患意識綿延更生的價值譜系中，湖湘文化表現出了率先垂範的角色契合和價值認同，併為弘揚這種傳統注入了許多新的內容，成就了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的精神傳統和倫理基因。
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精神的孕育和奠基
“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鍾此。”湖湘大地，素以“屈賈之鄉”“瀟湘洙泗”聞名於世。
之所以被稱為“屈賈之鄉”，是因為這方土地是屈原、賈誼憂國憂民之情思萌生孕育並生生不息的地方，是他們心繫天下萬民、求索祖國前途之方的地方，同時也是屈原、賈誼之精神得以安頓、人格臻於完善的地方。湖湘士子乃至普通百姓耳濡目染、心靈感知最多、最經常的莫過於屈原和賈誼憂國憂民的情思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屈原流放到沅江、湘江流域，始終關注著國家命運與民生疾苦，上下求索於湘楚大地。《離騷》“恐皇輿之敗績”“哀民生之多艱”的詩句所蘊含的憂國憂民的精神為處於萌芽階段的湖湘文化的發展奠定了精神方向，也初步確立了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的精神品格。賈誼被貶謫出任長沙王太傅，路過汨羅時寫下了《吊屈原賦》，表達了其憂國憂民的深厚情懷。賈誼百餘年後遙接屈原的精神血脈，使湖湘文化中心憂天下的精神品格得以賡續傳承。司馬遷作《屈原賈誼列傳》，確立了自屈原到賈誼的憂國憂民精神傳統之基調。正是因為屈原、賈誼憂國憂民之情思在湖湘大地的廣為流傳以及人們對其的接納、認同與感化，長沙乃至整個湖南都被稱為“屈賈之鄉”。在歷代文人學者和士大夫眼中，湖南這方土地與憂國、憂民、憂天下的情操有著本乎自然、適乎天然和應理當然的內在聯繫。
所謂“瀟湘洙泗”，指湖湘大地在宋以後成為傳承孔孟儒家學脈、光大儒家倫理精義的精神聖地。洙泗原是山東境內的兩條河流，洙水在曲阜之北，泗水在曲阜之南，洙泗之間，是孔子聚徒講學之所，後世因以洙泗代稱孔孟儒家文化。與“屈賈之鄉”的憂國憂民情思相契合，湖湘大地宋以後成為儒家倫理精神的創化、推擴之地，“心憂天下”的精神通過哲學研修、倫理砥礪獲得更加深厚的文化內涵。北宋時期，湖湘學人周敦頤，為解決復興儒學、重建價值理想的時代課題，“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確立了理學發展的基本方向，被稱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南宋時期，湖湘學派代表人物、主講嶽麓書院教席的著名理學家張栻在進行艱苦理論探索、建構思想學術體系之時，其致思的重點總是指向天下萬民。他要求學者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認為學者應當“明道以濟斯民”，把理論探索與經世濟民的具體事務結合起來。在這種精神的影響、薰染下，南宋末年，當蒙元南下進攻潭州(今長沙)，城中死傷枕藉之際，嶽麓書院諸生毅然荷戈登城，抗擊元兵，最後幾乎全部殉難。其愛國情操與以天下自任的精神足以光耀千古。
“屈賈之鄉”“瀟湘洙泗”，積澱、內化並彰顯著湖湘大地“心憂天下”的愛國主義精神。北宋名臣范仲淹雖然未曾到過湖南，卻在為好友滕子京之邀作《岳陽樓記》中將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的精神予以高度的提煉和概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價值宣示，揭櫫出“心憂天下”的政治倫理深蘊。在明清之際天崩地解的歷史變局中，湖湘文化的傑出代表人物王夫之以“旌三閭之志”繼承、發揚屈原的精神自期，抗清失敗後“伏棲林泉”，在“赤縣何時慰九泉”之心志的驅動下“殘燈絕筆尚崢嶸”，進行“究元決疑”“探賾索隱”的理論著述和思考，孜孜探求天下興亡治亂之道，為後人留下了一份極其寶貴的思想遺產，其“心憂天下”的情愫長留於天地之間。
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精神在近現代的發揚光大
近代中國，中華民族遭遇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奴役，再加上封建主義的腐朽和反動，中國社會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割地賠款，任人宰割，“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在“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危機關頭，湖湘大地湧現出了一批又一批“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仁人志士。他們立足時代潮流，以救亡圖存、抵禦外侮、振興國家、復興民族為己任，高揚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的精神，在中國近現代歷史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
左宗棠早年慨然有天下之志，“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正是在“心憂天下”精神的激勵之下，左宗棠關切社稷安危，努力尋求強國救民、擺脫外患的途徑。他抗擊法軍侵略，收復經略新疆，屢建奇勳，成為同治年間的“中興名臣”。在新疆寇深禍急之時，他置個人安危於度外，以64歲高齡毅然抬棺西征，收復失地達160萬平方公里，挫敗了英俄分裂中國的陰謀，維護了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
維新志士譚嗣同立志報國，以“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心態投入維新事業，為強國保種而不惜犧牲生命。維新變法事業遭到失敗之後，譚嗣同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希望以鮮血與生命喚醒國人，求得國家的昌盛：“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的壯舉，向世人展現出湖湘士子擔當天下的博大胸懷與豪邁氣概。在整個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期間，眾多湖湘士子將湖湘文化中的心憂天下的精神特質表現得淋漓盡致。“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種對於天下國家的責任感、使命感，成為湖南近現代人才群體的共同特徵。梁啟超由此慨嘆說：“強天下而保中國者，莫湘人若也。”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等為代表的一批湘籍革命家將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的精神傳統提升到新的境界。他們在國家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勢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努力探索救國救民之路，最後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帶領中國人民擺脫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贏得了國家的獨立，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開創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精神的深刻影響。毛澤東早年對屈原非常推崇，求學湖南第一師範時曾以小楷全文抄寫了《離騷》與《九歌》。直到晚年，毛澤東都特別推崇屈原、賈誼的憂國憂民之情懷，推崇王夫之的氣節與情操。可以說，毛澤東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抱負和使命感與自屈賈以來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的精神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是對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的精神品格的繼承、發揚與光大。
新時代弘揚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精神的重大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處於“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世界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樣的國情、世情面前，傳承和弘揚湖湘文化“心憂天下”精神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有助於弘揚新時代中華愛國主義傳統，鑄造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彰顯中華民族的民族心和民族魂。中華愛國主義之深沉厚重的突出表現在於有其特有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藉助於“心憂天下”而獲得了一種高邁、高明和廣大的精神品格，從而使得憂患意識同對國家前途的關注、民族命運的思慮和千家萬戶的生聚繁衍有機地聯繫在一起，挺立和新造著民族的精神慧命和德性人格。
有助於在新時代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更好地構築凝心聚力、培本固元的中國精神。中國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有機統一，而愛國主義既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又在當下同時代精神有著水乳交融的聯繫。“心憂天下”的精神品格，既是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內在構成要素，又是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和實現偉大夢想的內在要求和深刻呼喚。
有助於維護民族團結，實現祖國統一，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情感認同、價值認同。
有助於更好地認識湖南在新時代所處的歷史方位，為建設富饒美麗幸福新湖南，率先在中部地區實現崛起提供心理動能和精神支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轉入迎接“第二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新時代，我們理當弘揚“心憂天下”的精神，在更好地關注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大勢的同時，更好地通過做好自己的事情來實現湖南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這其實既是“心憂天下”的立根之義，也是使“心憂天下”能夠行穩致遠的價值始基。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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