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愛新覺羅氏，諱胤禛（滿語：ᡳᠨᠵᡝᠨ，轉寫：In Jen），鑲黃旗滿洲人，汗號“納伊拉爾圖託布汗”（蒙古語：Найралт Төв хаан），年號“雍正”。
雍正帝乃康熙帝第四子，於1722年12月27日登基，是清朝自入關以來的第三位皇帝。他在位時設軍機處加強皇權，推行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和打擊貪腐的王公官吏等一系列政策，對康雍乾盛世的延續具有重大作用。
雍正泥塑像
年輕時的胤禛
出生與早年
胤禛於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1678年12月13日）寅時出生於北京紫禁城永和宮（今北京故宮內）。由於其生母烏雅氏出身低微，沒有撫育的資格，此外，清初時後宮也不允許生母撫育自己的兒子，因此胤禛滿月後由皇貴妃佟佳氏(孝懿仁皇后）撫養，視為養母。胤禛早年即表現出愛恨分明的個性，康熙帝曾評價幼年的胤禛“喜怒不定”，後經胤禛請求，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撤此考語。因性情急躁，父皇康熙用“戒急用忍”訓喻他。胤禛早年隨康熙巡歷四方。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貝勒。
雍正生母
經營爭儲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罷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選新太子的過程中，胤禛支持復立胤礽，同時與八皇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關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復立胤礽為太子。同年封胤禛為和碩雍親王。此間諸皇子為謀求儲位，各結私黨，勾心鬥角極為激烈 。[2]
胤礽再立後，為鞏固儲位又進行了一些非法活動，引起康熙帝的不快，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再次將他廢黜。以後不斷有朝臣為他復位奔忙，均遭康熙帝處罰。康熙帝未令人替補皇太子的空位，惹得諸皇子為之大動心機。胤禩有資本，繼續活動，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責。他的同夥胤禵“虛賢下士”，聯絡各方人士，“頗有所圖”[3]。十四皇子胤禵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為撫遠大將軍，出征西北，指揮兩路清軍入藏，送達賴六世至拉薩，驅逐了一度盤踞在西藏的準噶爾人的勢力，穩定了西藏局勢。他的聲譽日高，有可能成為儲君。三皇子誠親王胤祉受命開蒙養齋館，身邊聚集著一群學人。他也“希冀儲位”，以至胤礽再廢后，竟“以儲君自命”[4]。
胤禛善於治國、懂得韜光養晦。他尊釋教道學，自稱“天下第一閒人”，與諸兄弟維持和氣，與年羹堯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時向父親康熙帝表現誠孝，畫西藏於版圖，贏得康熙帝的信賴。康熙六十年（1712年），雍正四十四歲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週年大慶，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參加貢士會試試卷複查事務，冬至時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兩倉，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這些活動，對他來說有兩重意義，一是由於他多次隨從巡幸、外出代辦政務，足跡遍於中國主要地區，使他有機會了解各地經濟物產，山川水利，民間風俗，宗教信仰，歷史問題，取得了關於民事的第一手資料；二是觀察了康熙帝處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鍛鍊了處理某些政事的能力，獲得了從政的一些經驗。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對胤禛日後治理國事都有很大的實踐意義。
雍正帝在儲位鬥爭中的勝利，有其必然性，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務實精神會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屬人戴鐸曾向大學士李光地稱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並施，大有作為。[5]”事實上，在爭奪皇儲的鬥爭中，雍正帝提出整頓積習的振作有為的政治方針，與八皇子胤禩的仁義方針相對立，以爭取人心。第二，他善於耍兩面派手法，從而欺騙了對手和康熙帝，使政敵不以他為意，沒有集中力量對付他，從而輕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個集團，在關鍵時刻用上了力，如通過隆科多穩定京中局勢，通過年羹堯控制胤禵和穩定西北地區。
雍正軍裝
即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年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康熙帝在暢春園駕崩，皇四子雍親王胤禛繼皇帝位，是為雍正帝。康熙帝死時，唯有隆科多一人傳遺詔由雍正繼位。治喪期間，隆科多提督九門、衛戍京師。隆科多是孝懿仁皇后佟佳氏的弟弟，雍正小時候曾被佟佳氏撫養。雍正繼位，任命康熙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馬齊和隆科多總理事務。
雍正即位經過至今也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從雍正年間時，對雍正繼位的談論便不絕於耳。歷史記載雍正在康熙駕崩當晚連續覲見兩次之多，後康熙便身亡。主張篡位說的學者中，有的認為康熙去世過於突然，未來得及留下任何傳位遺詔，而雍正和隆科多等合謀搶佔了先機；有的認為康熙生前兩立兩廢太子，對立儲君一事勞心傷神，直到臨終前才屬意皇十四子胤禵為儲君。按照正統繼位說學者觀點，如果沒有實在的證據證明其他皇子為康熙所屬意，雍正的即位是有理由的。
鞏固帝位
即位後，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過政敵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敗，所以雙方的鬥爭在雍正帝繼位後延續下來，他在政治上採取多種措施以鞏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異己，分化瓦解諸皇子集團，將胤禵從西北軍前召回，加以圈禁。晉封胤禩為廉親王和總理事務大臣。將胤禟發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鑑於清朝沒有行之有效的立儲制度，常因皇位繼承權產生爭端，創立了秘密立儲制度。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對政敵的打擊尚有所節制，這是因為政權還不太鞏固，不便太刺激對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勝利，雍正政權的力量增強了，隨即加緊懲治胤禩一夥。四月，對胤禩本人聲罪致討，說他“肆行悖亂，幹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6]削宗籍和圈禁，並被改名為“阿其那”（意為待宰的魚），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 並被改名為“塞思黑”（意為討厭的人）。皇十子胤䄉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後來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後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蘇努貝勒，七月發出《御製朋黨論》，進一步開展反對胤禩黨人的活動，不久年羹堯、隆科多問題的出現，遂放鬆了對胤禩的攻勢，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堯賜死，便加速懲處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後囚禁致死，胤禵遷於京城景山，蔡懷璽自殺，郭允進梟首示眾，其他胤禩黨人也遭到處分。至此，經營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團徹底垮臺。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結黨營私之名，責令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自盡，同時削隆科多太保，後圈禁致死。並因此株連出汪景祺《西征隨筆》案和查嗣庭試題案。
為政舉措
雍正帝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少有勤於政務的皇帝之一，其在位期間，勤於政事，自詡“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政治
加強專治
軍機處：雍正八年，為了應對西北軍情，成立軍機處，協助他處理對準噶爾部用兵的軍務。軍機處設有軍機大臣，主要是從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皇親國戚中指定擔任。而軍機處的主要職責是，根據皇帝的旨意，草擬文書。上諭形成後，不經過內閣，由軍機處直接發給有關官員。之後廢除議政王大臣會議，設立軍機處以專一事權。
密摺制：雍正還在中央創立密摺制度監視臣民。
整頓吏治
康熙帝在位晚年，對下屬過度寬縱，導致大清吏治腐敗，官風鬆懈。雍正登基後第一項任務就是整頓吏治。在給總督的上諭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7]，登極一週年時又說到：“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8]。
在整飭吏治的同時又打擊朋黨勢力，他看到朋黨之間各抒政見，妄議朝政，擾亂君父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認為“朋黨最為惡習”[9]，因此宣稱“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10]，“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11]。
秘密立儲
改善秘密立儲制度，即皇帝在位時不公開宣佈太子，而將寫有繼承人名單的一式兩份詔書分別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和皇帝身邊，待皇帝去世後，宣詔大臣共同拆啟傳位詔書，確立新君。這樣使得皇位繼承辦法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雍正帝晚年諸皇子互相傾軋的局面。
用人方法
雍正初年，重用年羹堯和隆科多。隆科多為吏部尚書、步軍統領，兼理藩院，賜太子太保銜，被雍正尊稱為“舅舅”。顯赫異常，但未過幾年，即被雍正整肅。雍正三年七月削隆科多太保銜；四年正月削職；五年十月廷臣上四十二罪款，下獄，永遠禁錮；七年六月，死於禁所。其較為寵信的四位臣工：李衛（江蘇人）、田文鏡（福建人）、張廷玉（安徽人）、鄂爾泰；李衛和張廷玉為漢人，田文鏡為漢軍的旗人，以民族分，漢族佔了四分之三，足見雍正確實瞭解也重用漢人。雍正四年十二月，河南、陝西、四川均攤丁銀入地並徵；謝濟世劾田文鏡，被褫職，發赴鄂爾泰軍前效力，陸生柟亦以黨援同時遭遣。
軍事
年羹堯被任命為撫遠大將軍，赴青海征討厄魯特羅卜藏丹津叛亂。
雍正元年三月，封年羹堯三等公；十月授年羹堯撫遠大將軍。雍正二年三月，平定青海，進年羹堯為一等公。成為實際的西北王。雍正三年三月，下詔斥責年羹堯，四月調為杭州將軍，六月削太保銜，七月黜為閒散旗員，十二月廷臣上九十二罪款，賜死，斬其子年富。
年羹堯
經濟
在稅制上推動“攤丁入畝”，“耗羨歸公”，“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等。
文化
雍正興起文字獄以打擊年羹堯和隆科多兩人勢力（汪景祺案和錢名世案）。雍正三年十一月，年貴妃死；十二月斬《西征隨筆》作者汪景祺。雍正四年三月，錢名世以曾投詩年羹堯獲罪，雍正親書“名教罪人”懸其家門，又命文臣作詩文刺惡他。對於隆、年的死因，有人指出是由於年、隆位重之後過於驕奢、行為不檢，加上結黨營私，觸犯了皇權的大忌，為雍正所不容。但雍正早年過於寵信放縱，隨後又殘酷打擊，被史學家所批評。另有人與雍正得位傳說聯繫起來，認為隆、年參與此事，知道太多而被“兔死狗烹”。雍正四年九月，查嗣庭以謗訕下獄，五年五月死，戮屍。
民族
大義覺迷錄
廢除西南少數民族原本的土司制度，改用朝廷分發的流官，史稱“改土歸流”，派遣官吏統治，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統治及同化。雍正七年九月，頒行《大義覺迷錄》。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批判“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的說法，嚴防漢族士大夫階層離心。
雍正五年，在西藏設置駐藏大臣，加強對西藏的控制。
外交
嚴厲禁止天主教傳教
與俄國訂定《恰克圖界約》
海禁問題上，開始嚴格執行海禁，後來考慮到閩地百姓生計困難，同意適當開禁；雍正嚴禁中國商人出海經商，海設置各種障礙，並說道"海禁寧嚴毋寬，餘無善策"。在沿海各省的要求下，雖放寬海禁，但仍加以限制盤剝。尤其對久住外國的華僑商販和勞工，“逾期不歸，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不許其復回內地”[12]。
社會
雍正帝在位期間還實施“廢除賤籍”一項改革。
資助書生
雍正帝當皇子時喜歡微服出行，廣結俠義。某年到杭州，準備泛舟西湖遊玩一番，剛出湧金門，看到一個書生在賣字，筆法頗為精到，胤禛便讓他寫了一副對聯。其中有個“秋”字，書生卻將“火”字旁寫在了左邊。胤禛便問：“這個‘秋’字你是不是寫錯了？”書生不以為然，說沒寫錯，然後拿出一本名帖，翻開讓胤禛比對。胤禛說：“你既然如此博學，為何不去博取個功名呢？幹嘛要在這賣字為生？”書生說：“我家裡窮，連老婆孩子都養不活，只能靠賣字為生，哪敢想什麼大富大貴呢！”胤禛於是慷慨解囊，說：“我這有錢，可以資助你博取個功名，到時候別忘了我就行。”書生萬分感謝，後來還真就考取功名，入了翰林。
此時胤禛也已登基，一日從名冊上看見書生的名字，想起那次杭州之行，於是便召其入內。胤禛隨手寫了一個“和”字，故意將“口”字邊寫在了左邊，然後讓人拿給書生看。書生不明所以，回答說這是個錯字。胤禛微笑不語。第二天，胤禛讓書生拿著詔書去浙江，浙江巡撫受詔，詔中說：命此書生在湧金門再賣字三年，再來供職。書生這才恍然大悟。[13][14]
崇仰佛道
雍正帝青年時代就喜歡閱讀佛家典籍，與僧侶往還，並著《集雲百問》論佛旨，自號“破塵居士”、“圓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釋主”，用比丘文覺密參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對。雍正帝否認緇衣參政，但對釋氏有節制。到晚年，在宮中做法會，親自收門徒。他大修古剎名寺，給僧人賜封號，支持禪宗中的一派，著作《揀魔辨異錄》，參與佛教內部宗派的鬥爭，又搞了《御選語錄》一書，闡揚其佛學觀點。雍正帝與道士也頻繁接觸，宮中養著婁近垣、賈士芳、張太虛等人。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認識到儒、佛、道三教學說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源，道並行而不悖”。[15]
雍正的佛學著作，以中國佛教特有的禪宗為主。雍正曾自號“圓明居士”，把古德參禪語要編輯成《御選語錄》共十九卷，更從章嘉國師學習禪學。章嘉國師就是負責把《藏文大藏經》全部翻譯成滿文。
西式服裝
在中國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帝，至今在故宮尚保留他的這一畫像。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喜歡玩賞鐘錶等西洋事物，他穿西裝更多的是滿足追新求異的獵奇心理。[16]
御用眼鏡
眼鏡最早出現於1289年的意大利佛羅倫薩，是歐洲人的一項重要發明。雍正帝很喜歡西洋眼鏡，倒不是雍正帝附庸風雅，確實是他已經眼花了，需要眼鏡的幫助。據不完全統計，造辦處為雍正帝專門製作的各式眼鏡達35副之多，如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鏡等等。雍正帝把這些眼鏡隨處安放，每到一地，隨手可取。在雍正帝經常起居的大內與圓明園的宮殿裡，甚至在他的鑾轎中，都放有專門的御用眼鏡。不僅如此，雍正帝還把眼鏡發放給潑灰處的工匠，作為一種實用的福利待遇。[17]
迷戀丹藥
雍正帝對道教也頗有興趣，特別寵幸龍虎山駐京道士封婁近垣，封他為四品龍虎山提點、欽安殿住持，並加封為“妙正真人”。[18]雍正帝早在當皇子時，就對煉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時煉丹的主要目的是做給他父皇看，說明自己不謀求皇位，只一心煉丹。他還因此寫過一首題為《燒丹》的詩：“鉛砂和藥物，松柏繞雲壇。爐運陰陽火，功兼內外丹。雍正帝對丹藥的痴迷程度可謂是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後一位寵信道士迷戀丹藥的皇帝。[19]
去世
根據正史的記載，雍正是因為工作過勞而暴卒的，因為他是在批閱奏章時去世的 。也一說是雍正因病服了有毒的金丹（一般都含有水銀）後駕崩，如外國傳教士也記載雍正每次上朝要服用含有興奮劑的道教丹藥，使讓人看到皇帝氣色紅潤，而歷史上許多皇帝以及達官貴人都是經常服用道教丹藥才突然死亡。
在民間傳說雍正是被屠殺呂留良家族的後人呂四娘以血滴子斬頭刺殺的，無頭屍被發現在圓明園[20]。事緣雍正七年五月，曾靜供稱因讀呂留良書而有逆謀；十年十二月，治呂留良罪，與兒子呂葆中、門人嚴鴻逵一同戮屍，斬另一兒子呂毅中與門生沈在寬。
陵墓
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陵墓位於瀋陽的盛京三陵。清入關後，從順治帝、康熙帝都安葬到北京東邊的遵化縣馬蘭峪皇家陵園，即清東陵。雍正帝另選北京西邊的易縣開闢自己的陵墓，即清西陵。民間相傳，雍正因為對父親當時想立皇十四子為太子存有心結，以及陰謀得位並懲處手足弟兄等手段愧於死後面父，所以才另建清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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