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各国掀起了开渠的活动，这种高潮一直持续到西汉前期。河渠的开凿，首先带来的是农业的发展，而东汉时期陂塘水利的兴起使得农业的发展更具特色， 同时， 耕地面积、 农业结构、农作物的亩产量也随着这些灌溉效益的
提高而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一、战国时期
首先是魏国的鸿沟。 关于鸿沟开凿的年代，史籍中已有详细记载。《竹书纪年集解》载：(周显王)八年，入河水于圃田，又为大沟而引圃水。
鸿沟开凿于周显王八年， 即魏惠王十年。 此后鸿沟又经历了不断修补和完善，逐渐形成了鸿沟水系。另外，魏国还在漳水附近开渠。如《史记· 河渠书》 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 以富魏之河内。这一水利工程在当时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灌溉工程。
其次是齐国的人工运河。 齐国曾开凿了一条水道， 叫菏水。 《汉书· 地理志》载：原山，淄水所出，东至博昌入济。可知济水与淄水之间起初隔了一条河流，它们并不相通。那么究竟隔了一条什么河呢?据史念海先生考证为时水。而至于济水与淄水之间的运河是什么时候开通的，史先生认为不可能迟至战国末年。
第三是秦国。秦昭王时期，秦国的李冰修建了都江堰。他兴修都江堰的过程《华阳国志》有详细的记载：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 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 开稻田。
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日：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 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日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也；一在渊中。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 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李冰通过“堋”这种分水的设施使得都江堰发挥了巨大的工程效益。
正如《史记·河渠书》所说：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秦王政时期在水工郑国主持下，修建了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载：令(郑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日：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 无凶年，秦以富疆，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
二、秦朝时期
秦统一后，出于军事的目的，还开凿了灵渠。《史记· 主父偃传》：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虞，示不复用。⋯ ⋯ ，又使尉(佗) 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
监禄所凿的渠就是灵渠。关于灵渠所处的方位， 清朝学者王先谦做过研究。而范成大对于灵渠的修建工程阐述地更为详细。他认为：灵渠，在桂之兴安县⋯ ⋯，其作渠之法，于湘流沙磕中垒石作铧嘴，锐其前，逆分湘流为两，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融江与俱南。渠绕兴安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 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
三、西汉时期
汉初，羹颉侯刘信曾主持修建了“七门三堰”，蜀守文翁也穿湔江口，他们的事迹是这样记载的：公非刘氏( (七门庙》曰：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 观所谓七门三堰者。问于居人，其田溉几何。对曰：凡二万倾。考于图书，则汉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知馥实修其废。圆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
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水利建设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元光六年(前129年) ，时任大司农的郑当时向汉武帝建议开漕渠。《史记· 河渠书》载：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 得谷。 ”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 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后来有人上书提出新的漕运方案：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 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於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印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 道果便近， 而水湍石，不可漕。
虽然此时开通褒斜道未成功，但是至东汉时，为了解决漕运问题，河东太守番系也提出了一个方案：其后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改亡甚多，而亦烦费。 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蠕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田废， 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庄熊罴也提出了一个开渠方案。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 ” 天子以为然，发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
其后庄熊罴言：‘ 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 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日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
还有六辅渠和白渠。《汉书· 沟洫志》载：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印之田。上日：“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义减。今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后十六岁，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奏穿渠 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日：“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
西汉政府除在关中地区修建水利工程外，在其他地区也有河渠的开凿。常山郡蒲吾县附近还开凿了一条大白渠。《汉书·地理志》载：常山郡⋯ ⋯ ，蒲吾， 大白渠水首受绵曼水，东南至下曲阳入斯汶。边郡地区也进行过水利兴修。 如：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张掖郡⋯ ⋯ ，臊得，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边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日官式。敦煌郡⋯ ⋯ ，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
谨案居延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骋马田官穿泾渠，乃正月己酉，淮阳郡。召信臣、文齐各自在地方任长官时也兴修过水利设施。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也。以明经甲科为郎， 出补谷阳长。举高第，迁上蔡长。其治视民如子， 所居见称述。 超为零陵太守，病归。复征为谏大夫，迁南阳太守⋯ ⋯，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 亭， 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 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日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太守，治行常为第一，复数增秩赐金。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
四、东汉时期
进入东汉以后，政治中心的转移，统治者兴修水利的兴趣减退。他们在继承西汉开渠的经验上，开挖了一些水利工程。以下是有关东汉时期兴修水利的记载：张堪字君游，南阳宛人也为郡族姓。 ⋯ ⋯ ，在郡二年，征拜骑都尉，后领票骑将军杜茂营，击破匈奴于高柳，拜渔阳太守。捕击奸猾，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数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日：“桑无附枝，麦穗两岐。 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杜诗字君公，河内汲人也 ⋯ ⋯ ， ( 建武) 七年，迁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成，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五、总结
历史告诉我们， 东汉时期的陂塘水利的兴起， 是西汉以来水利事业发展的延续， 这不仅是生产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也为当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难以改变自然环境。人们逐水草而居，择丘陵而处，靠渔猎、采集和游牧为生，对自然界的水只能趋利避害，消极适应。随着工具的发展，人们在江河两岸发展农业，建设村庄和城镇，遂产生了防洪、排涝、灌溉、航运和城镇供水的需要，从而开创和发展了水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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