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在侄子家中看到布衣畢昇留下的泥活字，他晚年撰述《夢溪筆談》時對此印象深刻，遂將畢昇的活字印刷術詳盡地記錄了下來。沒想到，正是這一份獨家的記錄，才使活字印刷術得以傳世，並上升為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而不至於被時間湮滅。這個千年一遇的全才，在做人和做官兩方面始終苦苦掙扎，最終卻失敗透頂，了無人緣，生前死後都伴隨著別人的謾罵、不齒與誤解。
▲沈括
古往今來，無論任何人對沈括懷抱任何觀點，無一例外都承認，沈括是一個舉世罕見的全才。
《宋史》說，沈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誌、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
天文曆法方面，他改進天文儀器，並對曆法進行修訂，比如首倡“十二氣歷”，這是一個重大的創新，雖遭到世俗的攻擊，未被採用，但在科技史上意義重大，比後來英國氣象局所用的蕭伯納歷要早800多年。
數學方面，其主要貢獻是首創“隙積術”和“會圓術”，開闢了中國傳統數學研究的新方向，被日本數學史家三上義夫稱為“中國算學的模範人物”。
不僅如此，沈括還是北宋難得一見的、文武雙全的
實幹型官僚。熙寧七年（1074年），遼國派使臣蕭禧出使宋朝，以國界爭議為名，提出在蔚（今河北蔚縣）、應（今山西應縣）、朔（今山西朔州）三州兩國邊境重新以分水嶺劃界。
在宋朝內部，大臣們已看出遼國的用意是想侵吞宋朝國土，並藉故挑起爭端。但滿朝大臣議論紛紛，卻找不到實錘來拒絕契丹的無理要求。重新劃界問題拖而不決，蕭禧賴在驛館不肯回國。
沈括為了搞清兩國邊境爭端的始末，一頭扎進樞密院翻閱歷史檔案，終於發現宋遼兩國早年議定的地界圖是以古長城為界，而如今爭論的黃嵬山一帶，距離古長城以南30多里，當然是北宋的領地無疑。宋神宗獲悉沈括的新發現後，讚揚沈括說，
與蘇軾的關係，更是成了沈括身後之名的“夢魘”。
本質上，沈括和蘇軾是同一類人，面對新舊兩黨圍繞變法展開的權鬥，他們更願意相信真理和良知，所以不管處於哪一個陣營，都曾對新法提出過批評。
區別在於，蘇軾是一個勇敢的批評者，面對問題，他會隨時站出來，懟回去；而沈括，正如前面所說，他是一個懦弱的批評者，不敢正面硬剛。
可是，處於同一時代的這兩個人，卻因為“告密事件”而使兩人的關係蒙上濃重的陰影。
▲蘇東坡
根據宋人王銍《元佑補錄》的記載，熙寧七年（1074年），沈括奉命察訪兩浙農田水利期間，與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敘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則籤帖以進，雲詞皆訕懟”。意思是，沈括跟蘇軾要了新近寫的詩，回京後研讀，並一一標註出詩中誹謗新法的地方，然後進呈給皇帝。
王銍說，5年後，元豐二年（1079年），李定、舒亶等人以文字獄構陷蘇軾，製造烏臺詩案，“實本於（沈）括”，正是跟沈括學的。
所謂“告密事件”雖然沒有對蘇軾造成不好的影響，但由於記述者將歷史事件進行前後關聯，導致沈括在後世的形象揹負了嚴重的道德瑕疵。
然而，針對“告密事件”是否真實存在，史學家向來有不同說法。南宋史學家李燾寫《續資治通鑑長編》，雖然引述了王銍的記載，但專門附註說，此事恐有問題，“當詳考”。而事件的兩個當事人——沈括和蘇軾，都沒有關於“告密事件”的任何文字留下來。
從蘇軾的詩文看，蘇軾與沈括的唯一交往發生在元祐六年（1091年），蘇軾從杭州回京路過潤州時，沈括送給他一塊從延州得來的石墨，蘇軾於是寫了《書沈存中石墨》記下來。蘇軾當然是一個大度、不計前嫌的人，但如果多年前確實曾發生過“告密事件”，他真的會連提都不提一下嗎？
另一個反證的例子是，沈括終生與李之儀關係密切。李之儀是蘇軾的鐵粉，與蘇門中人交從熱絡。在蘇軾被貶海南之時，平時門下客唯恐受牽連，紛紛斷絕與蘇軾的關係，唯有“端叔（李之儀）之徒，始終不負公者，蓋不過三數人”。可見李之儀為人的正派，以及對蘇軾的情義之深。
這樣一個人，對沈括同樣十分尊重。李之儀一生輾轉為官，始終把蘇軾、沈括等人的畫像帶在身邊。沈括去世時，遠在甘肅做官的李之儀面對沈括畫像，作《沈存中畫像贊》，遙祭亡友。他說沈括是“一世絕擬”，“凜然孤風”，評價那是相當高。假如真的存在“告密事件”，李之儀這個愛恨鮮明的蘇軾鐵粉，還會對沈括有如此深的感情嗎？
我們習慣對歷史上的任何記載，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從未想過這些記載是否真有其事，抑或只是記述者的道聽途說。殊不知，這種廉價的接受，對於歷史當事人的形象具有多大的毀滅性打擊。
沈括“告密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連當代名聲很大的作家都在文章裡不加辨析、言辭鑿鑿地說，沈括就是一個告密小人，並妄加推測說，沈括之所以這麼做，純粹是妒忌蘇軾的才學。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真的太難了。可惜沈括只能在“疑案從有”的文化氛圍中，“坐實”了他就是一個熱衷告密的卑鄙小人。
唉，沈括的悲劇，部分是其性格造成的，但誰說歷史和時代就沒有責任呢？
沈括性格中的懦弱，最終給他的仕途畫上了句號。
對於沈括而言，從元豐五年（1082年）遭貶謫以來的13年，是他一生最鬱悶的時光。但對歷史而言，它讓一個不擅長人際關係的懦弱官員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從而還給了後世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和文學家。
個人的不幸，卻是歷史的幸運，這正是時代的弔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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