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鴉片戰爭前,中國是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清廷實行閉關自守政策,嚴重阻礙了中西文化交流。鴉片戰爭爆發後,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和商品打開中國大門的同時,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國得以逐步傳播。在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中,中國開始瞭解西方,西方經濟學最初是在這種背景中逐步傳入中國。在西學東漸歷程中,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經歷了1840一1911長達70年曲折歷程,其傳播方式從最初零星點滴傳入逐漸發展為同時並存、相互促進的多元傳入;其內容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由零星點滴發展為較完整系統理論;它對中國的影響也從膚淺局部演變為深層次多角度,對晚清時期各種領域的影響非常巨大。你問筆者就和大家聊聊，西方經濟學在晚清時期的傳播途徑，和其具體影響都有哪些。

晚清時期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主要傳播途徑

西方經濟學自鴉片戰爭後開始陸續傳入中國,伴隨傳播範圍和影響的擴大,其傳播途徑從最初的零星點滴傳入逐漸發展為同時並存、相互促進的多元傳入,具體體現為:一、早期中國人士二、外國傳教士三、國內興辦的新式學堂。

一、早期中國人士

鴉片戰爭至洋務運動前可謂是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傳播與發展的萌芽時期。鴉片戰爭至洋務運動前,早期中國人士和外國傳教士開始零星點滴傳播西方經濟學常識。鴉片戰爭慘敗後,部分國人從天朝上國噩夢中驚醒,認識到西方強於中國,中國欲實現富強必須向西方學習,其中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最為著名。道光二十五年,英國開始在廣州和香港兩地同時開設銀行,隨後美、法等國相繼在中國開設銀行,經營存、放、匯兌等業務。

繼魏源之後的洪仁殲對西方銀行理論也作了初步論述。洪仁開曾到過香港,接觸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後著成《資政新篇》,他在該書的《法法類》中將效仿西方,發展民間商業銀行及興建銀行有何益處作了初步論述。

“一興銀行,倘有百萬家財者,先將家貨契式察報入庫,然後準頒一百五十萬銀紙,刻以精細花草。蓋以國印圖章,或銀貨相易,或紙銀相易。皆準每兩取息三釐,或三四富民共請立,或一人請立,均無不可也。此舉大利於商賈士民,出入便於攜帶,身有萬金而人不覺,沉於江河,則損於一己而易於銀行,財寶仍在也,即遇賊劫,亦難驟然拿去也。”

因太平天國己處頹勢,他的興建銀行、設郵局等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張未能實現。儘管他們對近代銀行學的在研究層次是支離破碎、零星散亂的,但畢竟揭開了國人學習西方經濟學的序幕,西方銀行學作為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的內容之一,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視。

二、外國傳教士

晚清時期外國傳教士在作為外國列強侵略工具的同時,與早期中國人士、留學生和避居海外華人、國內興辦的新式學堂等構成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主要傳播途徑,對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採取多種手段宣傳他們的經濟思想和主張。

1、首先外國傳教士藉助教會報紙宣傳西方經濟理論,間接影響國人的經濟思想。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約80%的報業為外國人所創辦,且又以傳教士為主,其中影響較大的報紙如《教會新報》、《字林西報》等均為外國傳教士所創,己刊載有經濟信息、內容因發行範圍僅限於通商口岸,影響較小。19世紀後期介紹西學最為集中、最有影響、最為著名的《萬國公報》成為廣學會機關報,《萬國公報》的主要撰稿者是李提摩太、林樂知、艾約瑟等外國傳教士,對西方經濟學的刊載和報道是該報傳播西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外國傳教士教會報紙通過轉載或連載方式刊登了多篇介紹西方經濟學知識方面的文章。

2、外國傳教士著書立說,發表時論文章等傳播他們的經濟理論。在諸多的傳教士中,其中以英國李提摩太、美國林樂知等人對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李提摩太利用其在中國特殊的地位和影響,長期在中國辦報興學,並創辦了山西大學堂西學齋,其在華期間共著的時論文章八篇,有半數以上都涉及到西方經濟學知識。李提摩太在《醒華博議》文中,介紹了英國安民報所宣傳的費邊社會經濟理論,主要內容有:土地公有、銀行、郵局、鐵路輪船等皆由國家設立,“凡有大工作關係眾人之事,統歸國家管理”,“使民皆有生業”,“使人各得自主”。他的《時事新論》(又名《新政策》和《論生利分利之別》兩書,講述內容基本上是以興工商、改革財政、稅收為主的西方經濟學知識,高唱求強致富論調,因其著述學說正中清廷時弊,他們的文章約有半數以上為當時中國國內外報紙所刊載或連載過,甚至為我國經濟著作收錄。

他們在傳教的同時帶來了經濟學知識,為中國人開啟了一扇透視西方的新的窗扉,儘管多為庸俗經濟學作品,但對當時的中國來說畢竟是一種嶄新的理論,不管出於何種動機,他們的所作所為在客觀上為西方經濟學的傳入中國提供了條件。足見外國傳教士對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傳播與發展影響甚巨。

三、國內興辦的新式學堂

鴉片戰爭後,隨著國人向西方學習認識的加深,認識到經濟學並非“奇技淫巧”,而是

戊戌變法後至辛亥革命前,國內興辦的新式學堂數量劇增,為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清廷通過頒佈法令將經濟學課程的開設付諸實踐,經濟學課程作為必修課程首先是從高等學堂開始的,無論是京師大學堂還是地方學堂,不僅僅是沿海興辦的新式學堂,甚至在偏僻的四川地區,均將經濟學課程作為必修課程,經濟學課程得到普遍開設。辛亥革命前十年經濟學的開設範圍擴及至仕學館、中小學堂,仕學館中除經濟專業學生外的學生和中小學堂學生可將西方經濟學作為必修也可作為選修,學堂課程教材多為日本譯著,課程教授由中教習及日本教習講授,課時安排較高等學堂初設時均有所增加。

晚清時期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影響

西方經濟學伴隨西學東漸進程,其傳播方式日趨多元化同時並存且相互促進;其傳播內容雖在不同時期各有所側重,但總體來講內容日趨豐富;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的影響從膚淺局部逐步演變為深層次多角度,它對晚清時期的經濟思想、工商業等領域的影響最巨。

一、對晚清重要人物經濟思想和實踐的影響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經濟學對國人經濟思想的影響日漸深刻,其中對康有為影響最大。維新變法期間,康有為己受到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除接受英國古典政治學派亞當·斯密和盧梭等人的經濟思想影響外,他還通過閱讀《萬國公報》接受了李提摩太的經濟理論思想。李提摩太曾在《萬國公報》上發表多篇文章,《萬國公報》刊登了李提摩太的《救世教益》一文,在該文中他列舉了西國養民二十條,講述了通商、開礦、修鐵路、造機器、行鈔法等內容。李提摩太還在該報上刊載的《新政策》一文中提出四綱領：

一、教民之法;二、安民之法;三、新民之法;四、養民之法。通鐵路、捷信音、開礦產、墾荒田、開銀行、鑄銀元、保商賈。”

清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著成以“富國',“養民',為主要內容的《公車上書》,.在《公車上書》中提出富國六法和養民四法。

“夫富國之法有六:曰鈔法;曰鐵路;曰機器輪舟;曰開礦;曰鑄銀;曰郵政。”

“養民之法:一曰務農,二曰勸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窮。”

除“富國”、“養民”主張外,還主張經濟自由,興辦工商業,一切工礦企業都應“一付於民”,聽任私人資本家投資經營,並由國家在培養人才、供給技術材料、減輕捐稅、頒發專利執照等方面,給予鼓勵和幫助,將企業劃分為官營、民營兩種,康有為學習西方的經濟思想在戊戌變法主要內容中得到充分體現。就內容而言康有為的主張明顯受《萬國公報》變法改革主張的影響,他的經濟改革方案几乎沒有超出《萬國公報》所宣揚範圍。

二、對晚清工商業的影響

鴉片戰爭後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他在《海國圖志》編寫中參考了許多西人史地著作,西人的經濟思想在這些著作中有所體現,西方重商主義者首次提出貿易差額概念距此時已有二百餘年。魏源受西方重商主義影響在《海國圖志》對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出口品情況譯述中有所體現,魏源運用西方的貿易差額概念對我國廣東當時進出口貿易作了詳細的貿易差額分析,並提出效仿西方,發展近代工商業、興辦銀行等建議。太平天國時期,咸豐七年洪仁開在《資政新篇》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其內容較魏源更加詳細,但太平天國己處於衰退時期,此設想未能實現。至洋務運動前中國效仿西方發展近代工商業主張始終處於醞釀設想階段。洋務運動時期中國效仿西方開始興辦近代工商業,自此從討論階段進入到實踐階段。洋務派以求強求富為目的,在創辦軍事工業過程中,漸感發展工商業的重要性,欲使工商業發達必須向西方學習。

西方經濟理論體系已於乾隆四十一年確立,經濟理論己臻成熟,受曾風靡歐美以“商”為中心的古典自由貿易主義學說影響,洋務派興辦了許多近代工商業,其中較為著名的有: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電報總局等,這些企業參酌西方近代企業制度採用股份制形式,效仿其發行股票的方式進行募集資金。洋務運動時期西方經濟理論在中國得到一定傳播,對當時思想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中國封建士大夫重農輕商觀念有所減弱,重商風氣趨重,一批官僚地主等開始投身於近代民族工業,出現了同文書局、發昌機器廠、繼昌隆縹絲廠等近代民族工商業。民族工商業的興辦,對當時思想界起到了開通風氣作用,造就了一批渴望向西方學習,振興工商業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人士,如馬建忠、王韜、鄭觀應、薛福成等,這批早期維新人士提出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設立公會自為保護,以及設立商務學堂、學會、博覽會、發展工商業等主張。

戊戌變法時期,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狀況無論是傳播速度還是規模都有了進一步發展,它對中國產生的影響較前也更加深刻。

結語：

晚清時期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晚清時期外國傳播者在傳播西方經濟學時,不管處於何種目的,但他們客觀上為西方經濟學的傳入中國提供了有利條件,帶來了經濟學知識,為中國人開啟了一扇透視西方新的窗口。儘管內容多為庸俗經濟學知識,但對當時的中國來說畢竟是一種嶄新的理論。晚清時期西方經濟學的傳入雖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地加速了中國文化、經濟的近代化進程,但總的來講,晚清時期國人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沒有創新,只是簡單的“移植”且受清朝腐朽落後制度的束縛制約,傳入的西方經濟學沒有與中國具體國情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自己的經濟學,因此它必然是門不完備的學科,不能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面貌,引導中國走上國富民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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