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王以前可是很高产的，小说是一部接着一部，从最初的脑洞大开《破案：孔雀东南飞》到《三国机密》、《风起陇西》再到《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不得不佩服他的写作速度和奇思妙想。
三国机密
也曾有幸听过一次亲王讲写作的讲座，期间有一个想法一直记到今天，他说他的很多故事，都是中西结合起来的，有时候把中国的故事放到西方，如此有了《欧罗巴英雄记》（讲修士们如何练武功的），有时候把西方的故事放到中国，这样的碰撞，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这么个有想法的人，突然间沉寂了一年，才出了一本听上去与之前的书大相径庭的书——《显微镜下的大明》。
原来，亲王这次是彻底的掉入故纸堆儿里了。
1.我们所习惯的大历史观
一直以来，我们读历史，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去翻一翻《史记》、《汉书》，哪一部不是秦皇汉武的本纪，想要给自己找个传，你怎么也得是个侯爵吧。否则，你的名字可能也只是在书上寥寥的几个字而已。想要名垂青史——太难了。
先人给我们留下的素材如此，那我们的影视作品就更不必说了，也必然是大人物的事情。像是二月河的帝王系列《雍正王朝》、《康熙大帝》，无一不是以帝王的视角在介绍一段历史。去年，光是有关隋文帝杨坚的独孤皇后的电视剧，就扎堆有两部。是啊，无名小辈的事情谁愿意谈呢，谁愿意看呢？
只有大人物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小人物请靠边站？
2.打开显微镜以后
其实，芸芸众生，才是历史的推动者，他们往往是被忽略了的。
在历史学界，有这样一本书，一直畅销至今，这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黄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他的的“大历史观”，就是通过这一年的事情，看似平平常常的一年，反映出明朝走向灭亡的根源。这已经是从细微处着手了，不管这些细微之处还是在——首辅申行时、将军戚继光、大清官海瑞身上。
当然，《万历十五年》是出自于历史学家之手，毕竟，是专业的水准。
马伯庸此书则更加细微，他讲的是小民的故事。他书中的故事基本上没经过京城。
比如，丝绢案中苛捐杂税发生在江南一带，由此产生的冲突，原本以为只是一道数学难题，可能是有人在账本中做了手脚，没想到迁出了明代赋税的问题。而且这段争斗历时长久。
龙脉之争，看似就是乡里乡间的风水问题，可又迁出了读书和生活的问题，有的人眼里只有读书当官这一条路，损了龙脉，自然就是阻挡了他的运气和前程；而靠挖“灰土”为生的百姓，可管不了许多，这山如果不挖，他们就没有生计，就活不下去。
最喜欢的是最后一篇《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那个小小的故事，有些平头百姓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不声不响，不言不语。看了无辜的人还是死了，再也回不来了，这句，煞在结尾，不免有些感伤，以前的史书是从来没有关注过他们的，但现在有了。
就像我们看了《长安十二时辰》，我们喜欢的是什么，除了英雄张小敬，大仙灯，还有眉清目秀的李必，我们喜欢的是剃头发的阿爹和女儿的故事，是许鹤子在花车上唱歌时扔上去的一朵朵花，是火晶柿子和羊肉汤，那才是长安，离我们最近的长安。
高晓松的《晓说》有一期，请来了哈佛大学的明史教授。他的书《被统治的艺术》，也是根据中国一些家族的家谱中的资料而成书的。西方历史学家擅长以小见大，故事先行，可读性强，有趣。这一点倒是和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我们习惯了看帝王将相的历史，却还没习惯看升斗小民种田。庙堂之高终不是太亲切，江湖之远也许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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