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岁飞符起蛰龙,大足南山的道教石刻


旱岁飞符起蛰龙,大足南山的道教石刻

大足南山


南山,位于大足城区南面附近。南山一名,早在宋代就巳出现,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冬至日,知昌州事陈伯疆飨先考题记中就称为南山;淳熙五年(1178年),吕元锡游览南山后,作有《游南山诗并跋》,可见南山一称由来己久。宋代,著名的地方志书《舆地纪胜》中就记载有:

南山在大足区南五里,上有龙洞醮坛,旱祷辄应。淳化二年,供奉官卢斌平蜀余贼任诱等,斌率兵顾昌州南斗山,南山最高望眼阔远,士人云:他郡有警,则置烽火于此。

由此可知,南山在北宋初期还发挥过军事作用。

清代时,大足知县张澍多次登临南山,作有《大雪游南山》《雪后游南山》《重游南山诗并跋》《春晴登南山远望》等以南山为题的诗文。南山其名,一直沿用至今。清代时,南山建有玉皇观,如张澍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偕同友人等游南禅寺,并至玉皇观登高,今民间尚有以“玉皇观”称南山。

南山得名,当是因其山与北山遥相对应,此点可从南山宋代碑刻中体现:

术者云:南、北山童,殊乏秀气(南山三清古洞邓早跋,1211年)

昌邻于合,旧号东州道院……山林有南、北之秀(南山三清古洞《何光震饯郡守王梦应记碑》,1247年)

可见,南、北二山,在宋代就成为了当时昌州的两处名胜。

南山现存造像为道教造像,主要有三清古洞、龙洞、三圣母龛、真武洞等,还保存有上自南宋,下迄民国时期的石刻铭文、碑刻28件,是我国现存道教石窟艺术以及道教文化的重要遗迹。

1956年8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国务院将其归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山摩崖造像;1999年,包括南山石窟在内的“五山”石刻,代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南山石窟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南山是一处纯道教石窟艺术造像点。其次,以三清古洞为代表的造像,反映出此时期道教神系的完备,是了解道教三清六御向三清四御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三是碑刻铭文众多,有“以碑断代、以碑证史”的淳佑七年碑,也有清代多种书法佳作。


旱岁飞符起蛰龙,大足南山的道教石刻

遗产名录


南山自宋代以来便成为游人驻足游览之地。明清时期,“南山翠屏”一直是“大足八景”之一,其得名恐因南山峰峦耸翠,环列如屏,此地也成为诸多文人题咏的题材,如清代乾隆时任大足县事的李德,就作有《南山翠屏》一诗,现记录如下:

青嶂西连开锦邑,紫峰北向辅香城。

雨余秀色凭帘卷,日落晴光映水生。

仙掌云擎杯作颂,玉屏风静树无声

悠然卧对南窗外,朝夕烟岚几变更。

宋代,南山有颇多游人题记,在这其中,吕元锡就有题诗和游记。吕元锡对南山颇为向往,其为何人?

在南山相对的北山石窟,有大致是乾道七年(1171年)之前,吕元锡等一行的游记;以及淳熙四年(1177年)夏,多次避署于北山的题记。吕元锡多次称籍贯为“申国”,其地在今河南一带,宋初吕公著被封为申国公,吕元锡恐为其后人。

今合川钓鱼城保存有吕元锡任石照县(今重庆合川区境内)令,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邀集宾客于钓鱼城处“徜徉终日,不知六月之袢暑也”。乾道至淳熙年间,他在大足生活,很有可能在昌州一地为官。

从吕元锡的题诗和题记,可见他是一位对道教文化较为热衷的人士,如题记中称全家到南山“寻仙”。值得留意的是,和吕元锡诗者,在其和诗中,可知其对道教文化甚为熟知。

而从“愧我劳生漫折腰”句,可知或从事过地方小吏,再从“拟欲诛茅成小隐,山云不薄幸相招”来看,或为好隐居之士,此和诗作者可能为吕元锡诗记后所提及的真符人孙丞。

在三清古洞外壁右侧,有何光震饯郡守王梦应碑刻。碑文记述了在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之际,时为大足县令的何光震等一些僚佐,为给前知昌州军州事王梦应离任饯行,特结伴登游南山的经过。

碑文真实地记录了南宋末期四川(尤其是川东一带)地区社会、政治、历史等基本情况,保存了诸多富有价值的史料,对于大足石刻的开凿也具有重要价值,被专家誉为可“以碑证史”“以碑补缺”“以碑断限”。之外,还对大足道教文化也有参考价值。

旱岁飞符起蛰龙,大足南山的道教石刻

南山石刻


碑刻开篇言:

昌邻于合,旧号东州道院,人物彬彬,久稔闻见。人品有杨贤良、王文安之清,亭沼有香霏、鉴湖之胜,仙迹有董葛之异,山林有南北之秀,物产有盐米之饶,县前守令竂佐,类多名胜。

题墨淋漓,遗迹仿佛,独惜介在山址,距大江几二百里,素无城守士兵,狄难以来,官吏民多不免焉,加以师旅,因以饥馑,存者转徙,仕者退缩,至州县官,苟具而可,环千里荆榛矣!……

碑刻中记载大足名胜、物产、人物中,特别提及“仙迹有董葛之异”,可见道教神仙学说在当时的影响。现对开篇中“昌邻于合,旧号东州道院”一句略加说明。

对于“道院”,多识为道教的宫观。实为宋代士大夫对一些州县的美称,如程民生在《宋代地域文化》一书中说“道院”:“也就是民淳俗静,狱讼稀少,政务清闲,有如道院一般清静的地方。”在宋代的一些文献中,亦颇多对因该类情况誉为“道院”的记载,如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记:

江阴军,北距大江,地僻,鲜过客,无将迎之烦,所隶一县,公事绝少。通州,南阻江,东北滨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讼稀事简。仕宦二州者最为优逸,故士大夫谓江阴为“两浙道院”,通州为“淮南道院”。

在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一书中,宋代时有“道院”美誉的州县,文献记载的有十四处,而且全在南方,而此十四处之中,未见有昌州被誉为“东州道院”的记载,因此,该碑可以弥补宋代“道院”之缺!

而大足有此“道院”的美誉,可从南山淳祐七年碑中列举人物、名胜、物产等可见一斑。

在程民生先生《宋代地域文化》所列的“道院”中,当时的四川地区被誉为“道院”的有三处:成都路一处:西州道院简州(今四川省简阳市);潼川路两处:东蜀道院遂宁府(今四川省遂宁市)、东州道院叙州(今四川省宜宾市)。

旱岁飞符起蛰龙,大足南山的道教石刻

大足卧彿


那么,在同一时代、同一地方(宋代大足所属的昌州,属潼川路管辖),竟然出现两个同名的“东州道院”。因南山《何光震饯郡守王梦应碑》系南宋淳祐七年所立之际,当时官方人物所立,必当言之有据,绝非道听途说。而潼川路的叙州,在宋代就有“士静而文”的美誉,称为“道院”,亦绝非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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