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出了很多在以前都是匪夷所思的事：從最初鄉村堵路、封路、斷路，到有地方對武漢回鄉人員封門；從最初的恐發燒、恐武漢、恐湖北、恐外地人，到後來有城市社區不讓回城外地租客進入；從最初傳往鼻孔裡滴香油可以預防新冠病毒，到雙黃連口服液兩小時內全網斷貨，大半夜裡藥店門前排起了長隊，甚至連獸用雙黃連、雙黃蓮蓉月餅都被搶空。
這些天來，類似這些讓人沮喪的負能量，滿屏撲面而來。
這種災難時期特有的社會情緒，或者叫災難綜合徵，並不陌生。記得當年SARS期間搶板藍根、有專家說潔爾陰可以預防非典；日本福島核洩漏時，大家搶鹽；麥當勞產品含有蘇丹紅毒素事件時，有一個男子因為其妻叫蘇丹紅，而要與之離婚，理由是其妻子有毒。我們現在嘲笑我們曾經的種種非理性、種種驚恐和種種荒唐，未必今後我們不會嘲笑今日我們，後人未必不會嘲笑他們的前人——今日我們。
我們只能說，過度的恐懼更讓人恐懼。
一
是什麼導致我們陷入過度的恐懼呢？是病毒還不被我們瞭解？是我們還沒有解藥？是疫情嚴重且傳染性強？是難以把握海量信息的焦慮？是災難綜合徵的情緒傳染？都是！但這都還是次生原因，不是根子上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我們進入現代社會、進入科學時代、進入城市文明的時間還很短，我們的一條腿還留在經驗時代的傳統農業文明。
這並不是說傳統農業文明不好。判斷一個文明的好與不好，要看其對人的生存狀態是有益，還是羈絆。傳統農業文明一定對傳統農業社會的人有益，但對工業城市社會來說，雖然仍然有繼承的意義，甚至有很多價值值得珍惜，但總體上，它是不適應的，有很多東西需要揚棄。
嚴格來說，我們進入工業城市社會也就最近四十年的事。現在城市化率達到60%以上，這個數字是很驚人的，特別是與四十年時間區段來比，更是一種奇蹟。但也正因為短時間內的巨大飛躍，難免蘿蔔快了不洗泥，也難免有一種步履匆匆、踉踉蹌蹌之感。有一種說法，我們是半截子城市化。這半截子，通常理解為我們是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就是說，城市要了農民的地，而沒有要農民，沒有連人帶地一股腦子城市化。
但這種理解還不夠，半截子不僅僅在於人與地的分離，起碼還有另外兩個分離。一個是，物質城市化了，但精神沒有城市化。我們享受了現代社會物質生活設施和服務，但我們的精神還淹留在傳統農業時代。另一個是，身體城市化了，靈魂還沒有城市化。我們身體到了城市，在城市幹得風生水起，但我們的靈魂還在那個遙遠的小鄉村，別看我們經常西裝革履、以車代步，但我們的靈魂始終棲息在夕陽炊煙之中。這就是“不管有錢沒錢，都要回家過年”的含義，這就是“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原因。所以，每年一次的全球最大人員遷徙，就是定期的返璞歸真、定期的補血。千千萬萬的遊子，通過定期的短時間迴歸，讓自己的身體與靈魂合體，以求得一個氣血滿滿，然後再漂泊、再流浪，然後再回歸、再補血。
正因為這種半截子，我們的精神和靈魂還留在傳統農業時代。所以，一有風吹草動，我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身體要與靈魂合體，我們就想縮回去，在那個穩定、熟悉甚至溫情中求得安全。這在過去，是有錢了、混得好了，一定要在鄉村蓋房子置地；功成名就了，一定要衣錦還鄉、重修祠堂。遇到困難了、危機了，第一時間是把家小送回鄉下老家，或者全家直接躲到鄉下。像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就有人、有地方，恨不得馬上退回小國寡民狀態，誰也不跟誰往來，堵路、封路、斷路、拒外地人。這在防疫上當然有一定的意義，但過度的緊張和恐懼、盲目的排斥他人，就超出了事情的本來邏輯，過猶不及。
本質上還是小農時代熟人社會思維的條件反射，是非此即彼的簡單二分法。
所以說，不管我們是不是農民工，但我們大家，無論你幹什麼，我們始終是農民工。為什麼這樣說呢？就像農民工這個詞一樣充滿了悖論，到底是農民，還是工人？準確的答案是，既是農民，也是工人；工作是工人，身份是農民；物質上是工人，精神上還是農民；身體是工人，靈魂還是農民。我們呢？我們是不是也是這樣？不管我們的社會身份是不是農民，說到底，我們都是農民——工！
在災難面前，輕易就被打回原形。
二
正因為我們的精神和靈魂還羈留在傳統農業文明之中，而且還捨不得離開，所以我們在工業城市社會始終有一種漂泊感、異鄉感。我們從內心裡畏懼陌生人，不知道怎麼與陌生人相處。
在傳統鄉土熟人社會，周圍的人都被倫理關係確定了，每一個人都在這種關係中有自己的位置。正是這種確定感，使我們有一份秩序感、安全感。我所面對的人，要麼是家人、親戚、遠親、朋友、熟人，要麼是陌生人。怎麼對待他們，自有一套倫理法則。對熟人以上的，我們的基本套路是親近，對陌生人則是疏遠乃至排斥。所以，我們自古以來是熟人好辦事，陌生人不好辦事。
在固定的傳統鄉土社會，這樣做沒有什麼問題。但到了工業城市社會，老黃曆就不太靈了，那種非此即彼的模式也不合適了。在工業城市社會，變動是永恆的，唯一不變的是變動。工作不可能一輩子一個，同事可能每天都在變化，鄰居可能多少年不來往；很多人要說不認識，可能還經常見面，要說認識，可能連姓什麼都不知道；在電梯裡每天在點頭，出了電梯，心裡還問，剛才那人是誰？
這對傳統農業社會來說，是人心不古，是工業城市社會的缺點，是不如鄉土農業文明的重要方面。這也更讓我們懷念那個文明、那種狀態，所以，李子柒能讓我們那麼著迷，鄉愁那麼讓我們不能自拔。所以，我們往往不自覺地有回去的衝動，當然只是精神上的衝動，而不會付諸實施。但在非常時期，這種衝動就容易成為魔鬼。你看，在疫情期間，我們就不知道怎麼與陌生人打交道了！一些人又在自覺不自覺地信奉“他人即地獄”思維，對不熟悉的人一概予以排斥。防護自己是生物的本性，但人之異於普通生物者，在於人能將心比心，在於人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不讓外地回城的租客回他的租房，如果他從危險地方來，如果他有症狀，你的排斥還情有可原，但僅僅因為他從外地來，雖然一兩週前，你還熱情地跟他打招呼，現在僅僅因為他離開了一兩週，有可能接觸到感染者，儘管他沒有症狀，也戴了口罩，但你非要追求百分之百的安全，就是不讓他進入小區。此情此景，何以堪？！災難過後，何以堪？！
人與人相處，有沒有一種正確的打開模式呢？在傳統鄉土社會，正確打開模式就是兩分法，要麼親，要麼冷，搞非此即彼。但在現代工業城市社會，這種兩分法就不合時宜了。在親和冷之間，有沒有中間地帶、灰色區域呢？對待陌生人，我們不必像對親人那樣親，但也不必那麼冷，是不是？能不能淡淡的親、彬彬的冷？姑且稱為淡溫如何？我們在同一個城市生活，甚至住在同一個小區、同一棟樓，我們雖然彼此不熟悉，也不親近，更沒有血緣、親緣甚至地緣關係，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們有必要彼此排斥嗎？今日共在疫情的艱難時刻，彼此翻臉不認人，他日疫情過去，我們何以再相見？說不定山不轉水轉，今日我對別人，異日別人對我，以異日我之所感度別人今日之受，我何所感？人何所受？所以，“留有餘地”這一傳統智慧還是值得我們汲取領受的處世之道。只要他們做好了防護，我們還是要設身處地、將心比心，而不必做出拒人千里的失態行為。一句話，不要那麼極端好不好！
“凡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這其實也該是我們在工業城市社會應有的模式。
三
回到開頭所說的那些非理性行為，固然是我們在災難面前失去常識和正確判斷，但根子還是之前所說的原因，我們對傳統農業文明超穩定性的依賴和著迷，對現代工業城市文明變動性的焦慮。所以，每當遇到劇烈變動，我們在適應上總是慢半拍，甚至想退回去，很想有一個終極解決方案，渴望有救世英雄出現。對待新冠病毒疫情這一我們根本無法把握的新變動，我們在恐懼中完全把自己交給專家，交給權威，恨不得專家權威一夜之間就研製出秘方解藥，第二天就讓病毒煙消雲散。我們也千方百計尋找責任對象，無非是在表達一種對回到穩定狀態的急切，對一時難以回去的焦灼。這種情緒，在個體表現上，是病急亂投醫，是相信偏方和奇效，是做出一些非理性行為；在社會表現上，是群體性災難綜合徵，是一些集體無意識、甚至下意識行為，是做出平時根本不認可的極端行為。
這不是起碼的辯證法都不講嗎？要知道，傳統農業文明很講辯證法，即使鄉村農夫農婦說的話，常常都隱含著辯證法的哲理。一部二十四史，本質上就是一部辯證法的實踐歷程。儘管我們一直在學習辯證法，講系統，講中庸，講允執厥中，講一分為二，講既不能這樣，也不能那樣，講既要也要還要更要，講不但而且，但我們在平常時還能做到學用結合、學以致用，一到危機時就往往忘記了，愛走極端。也許這正是我們文明中的一塊短板，
我們習慣性地做不到中，所以老祖宗一再告誡我們要中！要中！本來嘛，我們中國人不中，誰中？誰還能比我們更中？！所以，辯證法一直是我們念茲在茲的學問，也是我們立世必不可少的基本功，更是現代工業城市社會的生存法則。但是，我們並沒有學好辯證法。從這次疫情中我們的過度恐懼來看，我們亟需惡補辯證法這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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